陈伯吹在县立一小有三位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他们4人不仅在文学上有共同的兴趣，而且在政治观点上也基本一致。陈伯吹从他们3人的闲谈中得知，他们的母校龙门师范是一座革命的摇篮，而县立一小的30多位教师，包括校长在内（除了陈伯吹外），清一色的全是龙门师范毕业的，而且他们的不少同学就在广州闹革命，有的还考进了黄埔军官学校。可想而知，县立一小的政治空气自然也很活跃。在周向之等3人的带动下，陈伯吹和他们一起悄悄地订阅了《向导》、《新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西校园小亭成了他们经常聚会、交流思想的地方。他们在一起谈文学、谈政治、谈人生。在交流中，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者表现出一致的尊敬和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如果说此前的陈伯吹只知勤勤恳恳地搞好教学业务，那么现在他开始懂得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合理现状一定要改革。而作为“时代的创造者”的青年，他感到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正在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

陈伯吹在宝山县立一小的4年（1925年春至1928年底），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年）由**转向失败，继而进入“十年内战”（1927一1937年）的“大革命、大转变”时期。宝山县城离革命的中心上海只有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全国各地的新闻通过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等报刊，很快就传到了宝山。1925年3月12日，就在陈伯吹修改完《学校生活记》没几天，就传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陈伯吹写下了《心的碎片》一文，表达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沉痛悼念，并表示要将孙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已于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在前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创设了黄埔军校，组建了革命军。孙中山逝世后，国民革命军在广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东征、南征，肃清了广东的反动势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北伐。主要的一路迅速平定了湖南，9月占领武汉，11月攻下南昌，先后击溃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队的主力，取得了伟大胜利；其他两路分别向江西、福建进军，也获得迅速的进展。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陈伯吹。这一天，他和周向之、徐学文、陈荷百三位好友又在西校园的小亭子相聚，谈到北伐军攻入南昌后，即将向上海、浙江进军，他们一个个兴奋不已，都想为国民革命做点实事。经陈荷百提议，他们一致同意参加国民党组织。陈荷百告诉大家，城中小学的校长张京石、教师王志衡，都是国民党党员。当时的宝山，还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国民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如被发现，即有杀身之祸。他们四人都十分清楚这一事实，但他们都相信国民革命一定会成功，不愿意再当散兵游勇，迫切需要组织的领导与指引，于是就在当天晚上——1926年12月初的一天，秘密来到城中小学，找到张京石，向他表达他们的意愿，张京石又请王志衡老师一起，给他们秘密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成为国民党党员，他们对北伐军的进程以及当时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更关心了。1927年2月，北伐军向浙江进发，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以响应北伐军的到来。这时，宝山一小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为了保证学生在北伐军与军阀之间发生战争时的安全，学校放假两周。陈荷百、周向之因为家中有事，又离校较近，就趁假期回去了。陈伯吹、徐学文因为离校较远，就留在学校“应变”。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2周年纪念日。身为国民党党员的陈伯吹、徐学文决定在教室里举行一个小型纪念会，悼念孙中山先生。一同参加的还有陈伯吹的得意学生袁锷和徐向文的得意学生王曾涛。纪念会后，陈伯吹还送给袁锷一张列宁的照片，并对他说：“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我把他的照片送给你，是希望你能继承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末了，陈伯吹又提醒袁锷说：“这里是孙传芳统治的地区，谁要是有列宁照片，就会坐牢的，你可要小心啊！”袁锷非常珍重地将列宁的照片藏到家中不易被发现的地板底下。

袁锷的父亲是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时任同济大学附属中学部主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北伐军经上海来到了吴淞镇，传说很快就会到达宝山县。陈伯吹和他的3位“同学”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欣喜若狂。他们从早晨盼到晚上，还不见北伐军的影子，大家心急如焚，一合计，干脆到吴淞镇去，便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晚上，4人步行到吴淞镇，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北伐军。北伐军对他们口呼“同志”，这让陈伯吹感到无上的光荣，他想到当初加入国民党时，张京石、王志衡也是这样称他为“同志”的。

北伐军到宝山后，张京石、王志衡所在的城中小学成了宝山县的政治中心。校门口不仅挂上了醒目的白地红字的“中国国民党宝山县党部”的牌子，还有一块牌子上写着“宝山县农会”。宝山县各界人士还踊跃参加选择新政府的活动，大家一致推荐德高望重的袁希洛为县长。与此同时，浦文贵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局长，陈荷百被任命为县教育局教育委员，周向之为民众教育委员，徐学文、陈伯吹为不脱产的教育宣讲员。这样，他们4人不仅加入了组织，而且还有了工作的分工，陈伯吹感到可以扎扎实实地为国民革命做些实事了。

然而，好景不长。4月13日上午，陈伯吹上完两节课，回到办公室，就从《新闻报》上看到一条《工会纠察队被缴械》的新闻。紧接着又传来袁希洛被逮捕的消息，城中小学门口那两块“中国国民党宝山县党部”和“宝山县农会”的牌子也被摘了下来……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化，使陈伯吹感到震惊，更疑惑不解，但心里明白形势将可能越来越严峻。他和3位“同志”互相告诫，提高警惕。幸亏当时“宝山县党部”公开了，但他们4人的党员身份却没有暴露。还是“消息灵通人士”陈荷百探得了消息，原来4月12日工会纠察队被缴械后，4月13日有20万工人举行罢工，第二十六军用机枪扫射游行队伍，时值大雨滂沱，宝山路上，血流成河，其状惨不忍睹。但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工会纠察队为什么被缴械？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怎么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这一天，陈伯吹等4人又集聚在西校园小亭子里，谈论起当前的时局时，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他的身边的一位少年人插话说：“这有什么奇怪？国民党内部也有派系斗争嘛。”

他们4人第一次听说国民党内部也分派别，感到很吃惊。这时他们才开始注意起说话的这位少年，穿着长衫，仪态潇洒，很像大学生模样。不知是哪一位问道：“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在哪儿任职？”

“敝姓黄，名忆农，现在大学读书。”这位少年很有礼貌地答道。

“你说的国民党内部也有派系斗争，是怎么回事？”周向之迫不及待地问。

“国民党内部有左派、右派之分。所谓左派，以宋庆龄为代表，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谓右派，以戴季陶为代表，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他们见少年谈吐不凡，又说得头头是道，就想从他那里打听更多的情况，徐学文问道：“蒋介石属于哪一派呢？”

黄忆农说：“蒋介石实际上站到国民党右派立场上去了。”

他们从黄忆农那里才了解到了“宝山惨案”的真相。原来，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极大的恐惶。蒋介石于3月底到上海后，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策划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蒋介石雇用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将纠察队缴械。13日，上海工人和人民群众举行总罢工和游行请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遭到血腥屠杀，死百余人，伤无数，血流遍地。

听到这里，陈伯吹不解地问：“蒋介石制造宝山路大血案，报纸上还天天宣传国民革命，又是怎么回事？”

黄忆农解释说：“蒋介石已成了新的军阀，但他比旧军阀更厉害，大耍两面派手法，嘴上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但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也不可怕，可以利用他嘴上说的来反对他实际做的，揭开他假革命的真面目，让更多的人认清革命的艰巨性。”

黄忆农的话句句在理，给人鼓舞，给人希望，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以后，黄忆农每周来和他们相聚一次，后又发展到每周二三次。这一天，黄忆农又带来一个消息：国民党内部开始“清党”了，即把不拥护蒋介石的人，一律清除出党。他们听到后，都默不作声，一是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一时局，二是也暗自为自己的身份担心。同时，他们到现在还不清楚黄忆农的政治身份，看他消息如此灵通，应该是“国民党”中的一员，而且是左派，不然，他怎么与他们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呢？但凭感觉与一段时间来的交往，他们4人都有共同的看法：黄忆农是可以信任的，有头脑，有政治眼光，有正义感，又和他们很谈得来。

这一天，黄忆农征求他们4人意见，问他们可愿意为国民革命做点实事。他们仿佛感到考验自己的时候到来了，一致表示愿听吩咐。黄忆农见他们态度坚决，又都是热血青年，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油印标语和传单，打开一看，分别写有“打倒蒋介石”、“打倒戴季陶”、“清党运动是反革命运动”等。4人看过标语、传单，互相看了看，显得都很激动。他们向黄忆农保证：一定完成任务。黄忆农又告诉他们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叮嘱他们要特别小心，末了，还教他们怎样拎浆糊桶、怎样走街串巷、怎样张贴和散发标语、传单。

按照黄忆农的指点，陈伯吹等4人选择星期六晚上行动。因为宝山城内在上海复旦、震旦、大夏、光华、交大等高等院校里读书的人很多，每逢周六他们都要回家，这天晚上行动，就会有很大的隐蔽性，一旦事发调查起来，不至于目标太小，局限在宝山县城内。等到夜深人静，他们4人机智地贴标语、散传单，完成任务后还回到宿舍睡了一觉。当他们早上起来时，那些标语传单让整个宝山县城都轰动了，都认为这是周末大学生回家的“杰作”，谁也没有想到他们4人身上。第一次成功的革命行动，让陈伯吹心里感到既甜美又自豪，尽管当时革命已进入低潮，但他们4人的革命情绪却异常高涨。

转眼已到了“五卅惨案”两周年纪念日，陈伯吹应在《民国日报·警声》副刊当编辑的同学（宝山甲种师范讲习所）陈造风之约，写下了《呼喊》一文，副题为“努力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文中写道：

在铁蹄下被**的中华民族，早已认识了帝国主义者狰狞可怖、豺狼般的脸，窥破了帝国主义者阴险可杀、蛇蝎似的心，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等掬尽太平洋之水也涤不了耻辱的惨案。

四万万人的热血，已足溶消坦克大炮了；四万万人的骨肉，已够填塞无畏军舰了。我们还有什么顾虑？一切都不畏惧了！起来！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屠杀由他屠杀，反抗依然要反抗的！

陈伯吹还在文中号召“农工商学兵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振臂一呼：歼灭帝国主义者于太平洋中，斥逐帝国主义在整个地球上”。接着，陈伯吹又写了《要反抗才有胜利》，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进一步表明了他以斗争换自由，“不自由平等，毋宁死”的革命决心。在另一应征剧本《一个少年的死》里，陈伯吹则旗帜鲜明地塑造了一位“愿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北伐军少年战士形象。这三篇写于同一个月的文字虽都是应征而作，但陈伯吹显然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他自己有限的革命实践经验，体现了他对国民革命的朴素认识：团结起来，像北伐军少年那样，革命到底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这之后，陈伯吹又“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下了反对军阀割据的诗歌《战曲》，谴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行径的政论文《在十字架的顶点》和《今后的国庆日》，还有缅怀孙中山先生光辉业迹的纪念文章《欢欣》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倾向鲜明的革命性诗文，写于当时革命处于最低潮的白色恐怖时期，无怪乎后来他受到当局的注意，被作为“共产党嫌疑犯”而逮捕。

当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889—1927）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并于4月28日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这个共产党员高大光辉的形象深深触动陈伯吹这位初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的灵魂。李大钊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思想，不可磨灭地烙印在他的心头。陈伯吹暗下决心，一定要以李大钊为榜样。他这样想着，眼前却出现了黄忆农的影子，觉得他们在什么地方相像。这一天，在西校园小亭上，陈伯吹等人又见到了黄忆农。这时，陈伯吹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翩翩少年。他穿着长衫，仪态潇洒，气宇轩昂，是位大学生模样，又有革命者的气概。陈伯吹再一次将这位长衫少年与那位长衫烈士联系到了一起。

时序已是深秋，落叶中透着寒气。以往，黄忆农是每周来两三次，现在已两周过去了，还不见黄忆农的影子，他们4人既感到奇怪，又焦虑不安。突然有一天，他们从《新闻报》的首版看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卫戍司令部枪决共产党员黄忆农

从这则消息里他们才知道，黄忆农是金山人，牺牲时才19岁。再看看《新闻报》的出版日期：1928年1月11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们手足无措，想起和黄忆农在一起的日子，他们非常悲痛。当晚，他们4人就在徐学文的寝室里，秘密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

黄忆农的牺牲，使他们4人失去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黄忆农牺牲将近半年了，这半年来，黄忆农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陈伯吹的脑海里。当他用看一个共产党员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黄忆农时，他才明白他为什么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潜意识里总是将他与李大钊烈士联系在一起。陈伯吹为自己有这样的“同志”而骄傲。

陈荷百调任县教育局工作后，陈伯吹接替他升任为五年级级任导师。这一天，1927年6月17日下午3时左右，陈伯吹正在五年级乙班上第三节课，突然，在县教育局负责“民众教育”的周向之神色慌张地跑进教室，对陈伯吹小声说：“你房间里还有什么？吴淞要塞司令部派宪兵来逮捕你了，你快走！”说完，又急急忙忙去通知徐学文了。

陈伯吹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闯进两个穿军装的宪兵，把他从讲台上带走了。陈伯吹被带到了宝山县公安局，稍后徐学文也被带了进来。几乎是同时赶到的还有宝山一小的校长赵镛、县政府教育科科长王钟麟、县教育局长浦文贵。原来，这次奉命来逮捕陈伯吹和徐学文的是吴淞要塞司令部的龚参谋。龚参谋到县公安局后，首先通知了县教育科长王钟麟，由王钟麟通知县教育局长浦文贵，再由浦文贵通知宝山一小校长赵镛。周向之在浦文贵那里听到消息后，马上跑来告诉陈伯吹和徐学文，但已经来不及了。

审讯开始了。陈伯吹、徐学文肩并肩站在龚参谋面前。龚参谋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两人参加了共产党没有？”

“没有。”陈伯吹、徐学文出自本能断然回答。

“有人检举你们两人张贴过标语，散发过传单，还不从实招来！”

陈伯吹、徐学文都心头一紧，心想坏了，他们一定知道贴标语、散传单的事。但转念一想，为什么只说他们两人，而不是说4人呢？这一定是在欺诈，想到这，陈伯吹和徐学文都答道：

“我们没有贴过什么标语，也没有散发过传单。”

“那你们知道是谁贴过标语、散发过传单？”龚参谋步步紧逼地问。

陈伯吹、徐学文依然肯定地回答：“不知道！”

这时，在一旁的王钟麟、浦文贵、赵镛也都为他俩做证，向龚参谋说明，这两位教员一向很老实，决不会干那种事。

正在这时，两个宪兵进来报告，说陈伯吹、徐学文两人的寝室都搜查过了，没有查到什么可疑的东西。龚参谋听后点点头，便与宝山县公安局长耳语了几句，转身对陈伯吹、徐学文说：“有人控告你们二人是共产党，现在你们既不承认，我们也没有证据，希望你们好自为之。这次就由你们的上司具结担保，放了你们。”

王钟麟、浦文贵叫赵镛写了个《具结保证书》，交给龚参谋回去复命，赵镛又将陈伯吹、徐学文两人领回学校。

回来的路上，他们3人默默无语，各自想着心事。回到宿舍，陈伯吹径直向书架走去，发现原先放在上面的《向导》、《新潮》、《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都不见了，心中大惊，两人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这时，他们最喜爱的两位学生袁锷、方修却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原来，当宪兵从课堂上带走陈伯吹时，两位学生预感到大事不妙，马上悄悄溜进了两位教员的寝室，把那些进步刊物全部拿走了，这样才使宪兵在搜查时白忙一趟，从而救了他们的老师。

陈伯吹、徐学文被逮捕审讯的事很快在宝山一小传开了。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随时都有可能连累学校、校长和学生们。陈伯吹与徐学文商量，宝山一小是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何况龚参谋说的“有人告密”，也让他们感到没有安全保障，他们决定离开宝山，到上海去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