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童年”是一个十分宽泛丰富的概念，这里描述的只是其中较为沉重的一面，目的是期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一、“中国式童年”的天赋身份：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是我国基本国策。1973年以来，政府推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以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80年后到今年已经33岁。换言之，现在处于童年期的儿童，理论上应该全部是独生子女。

2011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13.7亿人口中，0—14岁有2.2亿，占16.6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0—14岁的少年儿童有2.9亿人，占总人口的22.89%）。以此类推，2.2亿14岁以下儿童少年，均应为1996年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另据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基本与这个数字持平。

从反映儿童生活、服务儿童读者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儿童文学即“独生子女文学”。

二、“中国式童年”的最大悲剧：被忽视的童年

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一系列儿童问题。

譬如，独生子女教育问题，高考制度或者说考试制度几乎是成才的唯一通道。而独生子女面临性格、心理、智育、环境、自立五大障碍，在学习、成才道路上面临更多成长问题。

性格障碍是指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任性、爱发脾气、不尊敬师长和不团结合作等。心理障碍是指不少独生子女在家里只能与成人为伍，极易养成孤独、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等心理素质或过早成人化。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估计，我国14岁以下的儿童少年中发现各种儿童精神与行为障碍的患病率为15%，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

智育障碍是指社区活动参与少，不合群，合作意识弱，智力和身心疲惫，缺乏童年乐趣，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环境障碍是指不少抚育者特别是祖父辈过度溺爱孩子，溺爱和放纵几乎成了早期教育的通病，要么“为儿孙做马牛”，要么“任儿孙做马牛”，容易走两个极端。还有周边邻里亲友环境险恶对儿童身心影响大，如重庆10岁小学生电梯暴打1岁半男婴、山西6岁儿童被挖眼珠等。

自立障碍是指父母包办代替，独生子女动手机会减少，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

面对五大障碍，提出我们现在怎样教育儿童的问题，提出儿童文学在养成儿童健康情感健全成长中如何发挥好文学潜移默化的作用。

再譬如家庭问题。集中体现在家庭结构不稳定、失独家庭悲剧、留守儿童问题等。

独生子女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家庭模式和社会细胞组织，也被专家警告为最不合理最具风险的社会结构。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家庭数4亿户，其中独生子女家庭超过2亿户，占50%。家庭中的儿童处境，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的问题。

独生子女因为多种原因遭遇夭折，又带来失独家庭问题，全国失独家庭超过1000万户，没有儿童的残缺家庭的悲苦，引发的不仅仅是养老的社会问题。

最突出的是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表现是城乡差距，实质是户籍制度问题。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亿，比上年增长3.9%。现有城乡巨大的差距，农民蜂拥进城务工，受到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子女不能随父母生活、就学在一地，形成突出的留守儿童问题。

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呈扩大趋势；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数量也比往年大幅度增长。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约6103万，占农村儿童38%，占全国儿童22%。调查显示，6—11岁和12—14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在校比例均达到96%，表明他们绝大部分正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留守儿童的生活情况也不相同，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约占所有留守儿童的4%，虽然这个比例不大，但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大，由此对应的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206万。47%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3%，达到2852万；有11%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达到653万。留守儿童各地分布不均，以四川、河南、安徽、广东、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最为突出。有异地高考需求的流动儿童在广东、北京、上海三地最为突出。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估计，我国网络过度使用者36%是儿童青少年，18岁以下的达到2869万（18%），其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相当惊人。

综上所述，缺少伙伴的心灵孤独，家庭养护的过分溺爱，升学教育的价值扭曲，社会环境的童年漠视，让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人生的童年阶段，缺少童年的欢乐，少有儿童的权利，不知上演了多少“童年被消失”的悲剧。更可悲的是，悲剧的深层根源在于政策。

“中国式童年”的儿童生存，背负政策因素的巨大压力：独生子女政策、高考政策、户籍管理政策。这些国策是一时一地不可能改动的。童年的被忽视、被消失，也就不足为奇。而且身边有很多儿童和家庭的悲剧案例一再表明，有童年的孩子（尊重儿童个性、权利，顺其自然发展）往往难有很好的未来；没有童年的孩子（无条件按照大人的要求被锻造）往往有很体面的人生。童年自然自由自主生长的需求与现行政策性因素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决定了“中国式童年”的悲剧命运——政策悲剧决定命运悲剧。儿童生来没有错，为儿童成长既定的环境不尽友善。为儿童的文学如何反映儿童真实的童年状态，既不违背政策犯方向性错误，又不置儿童困境于不顾，对儿童文学作家的良知和创作能力都提出挑战。

三、“中国式童年”的文学担当：发现童年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儿童文学作家该以文学的方式，反映儿童的生活。有良知和担当的儿童文学作家，对当下儿童的生存状态，都不会视而不见，更不会无动于衷。

因为有童年，才有儿童文学。现实中儿童文学与儿童的关系并不是想象的那般亲密而不可分。生活于家庭的儿童受家庭文化氛围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文学处于绝对服从于教育的被利用的位置；上学的儿童受语文教材入选儿童文学数量及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质的影响，文学课被语文化；进入社会的儿童主要在书店和图书馆见到儿童文学，完全是以儿童自己的文学趣味来决定选择性阅读。由此形成市场上相对集中的幼儿文学和少年文学两大消费群体，前者主要是成人被动地供给幼儿的泛教育文学，后者是少年主体主动选择的娱情文学，反而，真正意义上的童年期——小学生的文学，有可能被削弱。

从儿童文学创作的题材看，反顾童年是儿童文学的永恒母题；从儿童文学反映的对象看，处于人生童年阶段的儿童时代是文学反映的绝对主体；从儿童文学的功能看，导引儿童健康向上的正能量是基本主题；从儿童文学创作的方法看，童年视觉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典型手法。因而，这届儿委会确立“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式童年”为主题议题，非常重要，非常及时。

就表现“中国式童年”来说，迫切需要有儿童文学作家能深入“中国式童年”的生活，发现“中国式童年”的典型生活原型，挖掘现象背后的童年生活本质及其意义，创作一批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反映“中国式童年”的新作品，即以“中国式童年”为创作母题的精品力作，特别是真实描写“中国式童年”的儿童生存状态的纪实作品，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情感的传达，成为观照当下儿童生活的一面镜子，又是当下社会儿童学、人学的启蒙教科书，体现并凸现童年独立价值和意义的深刻主题——

也就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919年9月21日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的演讲“教育哲学”中所宣传的“依照儿童生长的程序，使他能逐渐发展他的本能，直到他能自己教育自己为止”。

也就是周作人1920年10月26日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儿童的文学”中所宣传的儿童是“完全的个人”，童年期“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是自由独立的意义与价值”。

也就是鲁迅1918年4月在《狂人日记》中呐喊的“救救孩子”；1933年8月12日在《上海的儿童》中警醒世人的“童年的情形，就是将来的命运”；1936年9月27日鲁迅逝世前22天（10月19日逝世）在病**写就《立此存照（七）》中的再次呐喊：“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可以说，在儿童文学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完成以后，整个社会意识的“儿童的发现”——从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发起的作为“人的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儿童的发现”，其历史任务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需要社会重新发现儿童，发现童年的价值，整个社会都应该补上儿童学、人学、儿童文学的课程，呼吁在小学校和师范院校开设“儿童文学”课程，包含“儿童学”、“人学”的内容，重新发现童年在人生过程中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普及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