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最执著于童年母题文学创作的莫过于兄弟作家任大星、任大霖。他们的创作极大部分取材于他们的童年生活,自1947年任大霖发表处女作《固执的老蜘蛛》起,40余年来,他们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童年母题文学作品,其中有任大星的中篇小说《野妹子》(1964年),短篇小说集《双筒猎枪》(1979年)、《大钉靴奇闻》(1980年)和半自传体系列小说《小小男子汉》(1983年)、任大霖的童年小说散文专辑《童年时代的朋友》(1958年)及收在《任大霖散文选》(1982年)和短篇小说集《蟋蟀》(1979年)中的部分作品。
一
任氏兄弟共同的童年生活环境和文化熏陶,使得他们在童年母题文学的选材及内容上有着共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抒写苦难。因为他们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他们的童年是在浙东水乡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度过的。由于当时政府残酷而腐败的统治,加上日寇侵略,连年天灾人祸,印在他们童年记忆中的家乡,总是与旱灾、水灾、饥饿、死人等苦难连在一起;他们的家庭,也总是笼罩在失业、失学、借钱、借粮、挨饿、病死的愁苦气氛中。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总是写病魔、写灾荒、写“山后张和它的居民”、写“运河的悒郁”——写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们。尤为难得的是,他们不仅关注物质生活贫困给人们带来的生存苦痛,更关注封建腐朽思想对人灵魂的噬食,尤其是对女性做人权利的扼杀。这些内容在他们的童年文学中占有很大比例。小姐姐的辍学与早嫁(《摔碎了的奖品》)、偏房所生的阿蛇姑娘未老先衰(《女友阿蛇》)、阿芦姑娘的惨死(《童年时代的朋友》),都无不给人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于饱蘸同情愤懑的泪水中满蕴了丰厚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礼赞童年。任大霖说:“虽然我的童年是这么贫穷困苦,但我仍然怀念它,终生不愿忘记它。我觉得那时候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心灵中充满很多美好的东西,朴实、善良、友爱、勤奋、热爱自然,连一只蜻蜓也不会随便去伤害它。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贵的美德。”因而“每当我回想起童年时代的朋友们——这中间有慈祥的长辈,有亲切的少年,也有可爱的小动物,我的心呵,总是沉浸在一种复杂的情感里,既有强烈的痛苦,也有难忘的欢乐,还有深深的怀念……引起我多么深沉的遐想!”由此可见,对童年时代朋友们身上可贵美德的歌颂是任氏兄弟礼赞童年的主要内容之一。不论是教我读书的小姐姐、善放风筝的贵松哥哥、割草的阿芦姑娘,还是捕鱼的金奎叔以及爱戏曲的四太婆等(《童年时代的朋友》),他们都有一颗美好的心灵。还有“我”与女友阿蛇的友爱纯情,灾荒中妈妈与村民们的互相救助,老外婆为了别人可以忘记自己的死活(《小小男子汉》)。“所写的事情虽然很悲惨,但里面却仍然着力于歌颂我想歌颂的对象——人们身上种种使我感动的美好品质。”
三、乡土气息。写童年同时也在写故乡,“故乡”在某种意义上是“童年”的同义词,因为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在那儿度过的地方才被称为故乡。在任氏兄弟笔下,不论是渡口、运河、映山红、芦鸡与水胡鹭这些自然景物,还是脚划船、乌毡帽、灯笼、胡琴等日常生活用具,甚至连人——固执的“老蜘蛛”、西医汪罗士、吝啬鬼金阿望等,一方面是故乡的风土人情,一方面又是作者童年苦难情结系连着乡土的审美意象。一旦这童年的苦难与故乡的记忆连在一起,在心灵深处就震颤着抹不去的悲哀与愁苦,伤感的情调混合着故乡的泥土气息汩汩地流于笔端时,童年文学实质上已是乡愁文学了。在创作中对乡土味的有意识的追求,任大霖较其兄为甚,他最初的两篇应征习作《固执的老蜘蛛》与《山后张和它的居民》就是模仿鲁迅《孔乙己》与《故乡》的。正像浙东乡土写实派作家王鲁彦、许钦文等人一开始师法鲁迅一样,任大霖的创作在初期就烙上了乡土文学的印记,到1958年他出版小说散文集《童年时代的朋友》时,便自觉地站到乡土写实派文学的大旗下了。
四、忏悔意识。儿童是真,童年是善,但在苦难重压下告别童年的人,因为童幼无知造成过失或给他人以痛苦,这痛苦的种子便会深埋于童年记忆的深处,在岁月的流逝中,灵魂因此而备受折磨。当这种良心上的痛楚与自责流诸笔端时,在如泣如诉的叙说中便有着一种深厚的忏悔意识。典型的如任大霖的《冬妹》,写自己不守诺言而造成的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作者在篇末这样写道:“如今,小妹妹死去已经整整的十年了,然而每当我记起她,记起自己对她的过失的时候,我的心便会痛苦地沉重起来!”这类作品还有任大霖的《灯笼》、《打赌》、《渡口》等,任大星的《鱼》、《摔碎了的奖品》、《女友阿蛇》、《灾荒》等。这类作品有着自我反思的艺术品格,以其独特的忧郁美与人情美,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上的艺术追求。从总体上看,任氏兄弟体现在童年母题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追求又有着相一致处,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真,情,趣,美。
一、真。任大星说:“真,真诚的态度和逼真的描写,这是写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任氏兄弟童年文学创作在艺术追求上的最成功处就是写得真。“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任氏兄弟深谙儿童心理,他们笔下的小说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他们童年生活的生动记录,是用小说形式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纪实文学。人物、事物和景物都是普普通通、朴朴实实。不故弄玄虚,不矫揉造作,而是将自己的童年有声有色地讲给儿童,叙述者与儿童读者在人格、地位上始终是平等的。读他们的作品,小读者不仅会被逼真的浙东乡土风情所感染,更觉得自己是在被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所爱着。而这则是启开儿童走进文学殿堂的钥匙,也是任氏兄弟的童年文学能够一版再版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二、情。爱憎分明,于忧愤深广的社会批评中饱含着人道主义的温情,这是他们的作品能够打动读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将童年的苦难诉说给小读者听时,作者更用力的是礼赞童年时代朋友们身上的可贵美德,情感的爱憎分明有时竟能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自见”的至上境界。他们对被损害与受凌辱者所倾注的满腔同情,使作品流淌着一股人道主义的暖流,虽写悲苦,读起来却温暖灼人,催人奋进。
三、趣。童真童趣。任大霖说过:“没有儿童特点,没有趣味性的作品,即使思想多么高明、深奥,多么富有哲理,也不能得到儿童的喜爱。”读任氏兄弟的作品,你可以感觉到儿童活生生的存在。他们是把“玩”看作孩子最正当的人生权利与生存状态来抒写的。指出“千万不能看轻这个‘玩’字。玩,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子来说,往往能影响到他们一生的胆识、意志和体魄。”因而,他们笔下的老虎、阿根、小伙伴们及“我”无不于摸鱼、划船、爬树、下棋、打赌、吵架等孩子式的游戏生活中呼之欲出,以其特有的稚拙美、童趣美,既给儿童以逍遥的花园,又让人领悟到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时代。
四、美。在任氏兄弟笔下,真、情、趣三个方面不仅具有独立的艺术审美品格,同时又都是为了使作品实现用艺术美表现生活美的创作目标的。任大星说:“我总是力求能运用我笔下的艺术形象,创造出充分表现生活美的艺术境界。”这种美的艺术境界突出体现在自然美、心灵美、情趣美与人情美等方面。特别难得的是,作者既写了童年的悲哀,整个童年文学创作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基调仍然是向上的、乐观的,仍然能给人以审美愉悦。这一点对儿童读者是很重要的。“小孩子确实也需要懂得一些悲哀。但写悲哀仍然要让读者获得审美的愉悦感。”这也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在写悲哀题材上的不同要求,是由儿童读者特定的心理素质所决定的。
任氏兄弟的童年母题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这还与他们深厚的生活基础分不开。一个爱自己的家乡和珍惜自己童年的作家,他自然能找到和领悟到其中的真、善、美。他们的作品是他们“从人生的采集酿造的蜜,而不是随便掬取来的水”。同时又能用一颗孩子般的童心去感受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美,并把美化为艺术形象;加上他们不断地探索与创新,这才能够显示出长久的艺术魅力,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
三
反顾童年,是儿童文学的永恒母题。作家对自我童年的观照与反思而构成的童年母题文学,因为其抒写的童年与故乡、苦难与乡愁的童年情结,即使是为成年人而作,也有可能成为儿童文学。任大星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过:“由于我当时写的都是自己的童年生活中的切身感受,都表现了孩子所特有、所能理解的真诚感情,就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读者对象论,都应归入儿童小说这个门类,因而使我——开始尝试写小说便和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以童年为创作母题是儿童文学作品中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类型。黄云生在《论儿童文学作家的类型》中指出:“粗一看,‘童年回忆’是一个题材问题,其实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创作心态。这类作家往往有一个难忘的童年,也许是充满苦难的,也许是幸福和美的,但是他们长大之后,一回忆起来就心旌摇**,情不自禁。按照儿童心理学的观点,童年的那些最深刻的记忆,往往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的思维类型。在文学创作活动中,那些最先进入生命意识的深刻印象最容易复现出来,并形成强大的驱力,产生创作动机。这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经历坎坷的作家却在自己的作品中叙述过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了。”结合前文对任氏兄弟创作的分析,这正可以借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任氏兄弟童年母题文学创作的动因及其普遍意义。
虽然任氏兄弟都是以童年母题文学创作而自然地踏上儿童文学之旅的,但任大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开明少年》、《中学生》、《小朋友》等儿童刊物的影响,后又得到叶圣陶、陈伯吹等儿童文学前辈们的直接导引,由自发而走向自觉的。因而,任大霖比他兄长的创作更侧重于自我表现,更富有儿童文学意识,有着清醒的追求。他说:“为教育儿童而写作”,应该面向儿童这个大众。因此,“我的作品不应当伤感,而应当有积极的力量,应当使儿童读了‘受到感奋’”。在表现手法上,他往往“采用了一种‘以小即大’的写法,如同我国古代散文家写的《日喻》《奕喻》,以及方孝孺《蚊对》等等”,抒发向上、乐观、进取的人生精神。任大星的作品虽然也有明显的教育倾向性,但如作者自述,不是有意而为之。他说:“这一点,我在一篇篇写出来的时候,自己并不曾充分意识到,但集起来重读一下,却明显地感觉到了。”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生活中的确不乏美好的事物——尤其是人们身上那种美好的品质,歌颂它,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我仍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作为我创作的主要源泉”的原因。又说,“我创作中的社会责任感,首先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此意义上有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激发他们对未来的向往之情”。从这里可以看到任氏兄弟在儿童文学观及审美价值取向上的相同相异处。但在创作原则上,他们却又不约而同地、坚定不移地走着现实主义道路,自觉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任大霖语),“写自己心里的东西”(任大星语),是贯穿任氏兄弟童年母题文学创作中的一根红线,也是他们创作成功的最可宝贵的经验。任大星对此有过这样详细的解说:“这些取材于自己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创作”,“因为我‘不习惯于写真人真事’,我是把它们作为小说来写的”。“作品里的人名和地名都不是真的,情节和细节也真真假假,唯一可以称之为完全真的东西,那就是作者的感情。”任氏兄弟的童年母题文学创作大多集中于五六十年代,在当时“左”的文艺思潮已显示出其“广阔前景”的特定历史氛围中,任氏兄弟对写真情实感这一艺术灵魂的坚持,无疑为在曲折中前进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注进了一股新鲜而健康的血液,其意义还可以上升到作家的人格品质上来认识。若就此而论,将任氏兄弟作为反顾童年这一创作类型的代表作家来品评,其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的位置,那将是恰当而必要的。
1992年3月8日写于浙江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