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系1978级 王惠弟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78级是个“奇葩”班，66个同学跨了3个年代，“40后”“50后”“60后”,最大的和最小的同学相差17岁。在下“40后”,孩妈学生。校园拾零，就是在诸多大事件的边角处拾点儿零零碎碎的花絮。这些零碎小事，以往不多有，今后恐怕也不会有。

高考开了一扇窗

我于1968年下乡插队，后在当地做乡村教师。婚后与丈夫分属两县，两地之间不通车，我想调到他附近去。那时候调动工作很难，要找到对调对象。经人介绍，邻县的段校长愿与我对调，我大喜过望。我当时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找到他，当面说妥与我对调。

我兴冲冲地找到公社文教组，主管人事的魏老师一口将我回绝，理由是我公社各中学领导已配齐，不能安排，堵死了我正常调动的门。

这一年是1977年。门堵死了，高考却开了一扇窗，我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拿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后，我喜极泪下。

老师的额外“任务”

孩妈该念书的时候正搞“**”,大学停办。蹉跎十年，总算考上大学了。带着孩子上学，真难!有一天，正上着课，系办公室老师敲门，跟授课教师小声嘀咕了几句，就把我叫出去了。我刚迈出教室，老师说：“你孩子的幼儿园来电话，说孩子高烧不退，让你赶快去。”我慌慌张张穿过半个北京城到了幼儿园，小妞儿得的是腮腺炎。

老师到教室给学生传电话，内容是“你孩子病了”,这额外的“任务”是不是百年师大的唯一一次呀?

小妞儿的叔叔阿姨

铁梅的表叔数不清，小妞儿的叔叔阿姨数不清。

小妞儿3岁多时，孩妈带孩参加班里举办的新年联欢会。同学们逗着“活娃娃”。一位男同学让妞儿叫自己叔叔，却指着旁边的男生说：“叫他哥哥。”“不行!叫我叔叔，叫他哥哥!”妞儿不知所措了，睁大眼睛向我求援。我对这帮大淘气说，别难为孩子，都是叔叔，没有哥哥。

小妞儿那时娇小玲珑，体重只有21斤。某叔叔抱起小舞伴，听着舞曲，踩着舞步，转了一圈儿，口口声声夸小妞儿“舞跳得真好”。哎哟喂，您这是夸谁呢?小妞儿信以为真，见谁就告诉谁：“叔叔说我跳舞好。”长大后自吹：“我第一次下舞场是3岁半!”

小妞儿更喜欢阿姨们。她们有的会折纸，有的会画简笔画，有的教她说歌谣，还有个阿姨会用手绢叠小耗子，手指拨动着让它“活”起来。阿姨们忙不迭地把自己的零食拿出来招待小妞儿，小妞儿的嘴里、手里、兜兜里“大丰收”。

有个阿姨问小妞儿：“这么多阿姨，哪个最好看?”尽管孩妈的同学个个青春靓丽，小妞儿眼睛转了一圈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妈妈!”我笑着解释：“儿不嫌母丑。”

带薪穷学生

说起来我很幸运，上学前的教龄超过5年，带薪上学。多少薪金呢?每月40.5元。为啥是穷学生呢?算算这笔账。

1/4雷打不动孝敬老妈，10元。交幼儿园整托费26元。

买专线公交车月票4元，一月薪金只剩5角压兜儿。孩儿爹为我交伙食费18.5元，用余下的20多元撑起一个家。

交完孩子的托费，我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双方单位各报5元的入托补助。那期间，我把每一分钱都用到极致。孩子的衣服几乎都是我自己做的。孩爹不喝酒，几乎不吸烟，上班下班工作服，没添过新衣服。

虽说日子过得清苦些，但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4年的大学生活，北京师范大学给我奠定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根基，让我在后来的教育工作中起点高、进步快，稳步发展。在1987年北京市“**”后的首次职称评定中，全市共有7人被破格评为高级教师，我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母校首届在职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继续充电。2001年，我被评为特级教师，得到作为中学教师的最高荣誉。

值此机会，1978级孩妈拾零以谢师恩，并感怀同窗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