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继续坚持主张每一个梦都是愿望的满足，也就是说，除了表达愿望的梦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梦，遭到强烈反对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人们会对我说：“这毫无新意。把某些梦看作愿望的满足，一些权威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这可以参考拉德斯托克（1879）、沃凯尔特（1875）、普金耶（1846）、蒂茜（1898）、西蒙（1888）关于特伦克男爵被囚禁时挨饿的梦以及格雷辛格尔（1845）的论述[1]。但如果断言，除了愿望满足的梦之外再无其他的梦，这只是这个命题更加不公正的普适化，尽管幸运的是，这是很容易被驳倒的。毕竟，许多梦包含了最为痛苦的主题，而没有任何愿望满足的迹象。悲观主义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最为反对愿望满足理论。他在《无意识哲学》（1890，第2卷）中写道：“当我们入睡时，我们感到清醒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进入睡眠，而唯一不能入梦的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得到科学和艺术的乐趣。”即使那些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也发现，痛苦和不愉快的梦比愉快的梦更为普遍。如肖尔茨（1893）、沃凯尔特（1875）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持此看法。尤其是弗洛伦斯·赫拉姆和萨拉·韦德（1896）两位女士，她们确实根据自己的梦列举了观察数据，统计出梦中的不愉快内容占据优势地位。有57.2％的梦是不愉快的，而愉快的梦仅占28.6％。除了这些把生活中种种不快带入其中的梦以外，还有一些焦虑梦，它们充满不愉快的情绪，直到把我们弄醒。这些焦虑梦最普遍的受害者是少年和儿童[2]，你却把他们的梦描写为不加伪装的愿望满足。

看来，焦虑梦好像确实使（根据上一章梦例所得到的）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论断不能作为一个普遍命题而存在，事实上，它们似乎使任何这类命题都显得荒谬。

不过，要反驳这些看似确凿的反对意见也不是很难。只需注意到这个事实，即我的理论并非基于梦表面显现的内容，而是通过梦的解析工作去揭示隐藏在梦背后的思想。我们必须要把梦的显意（manifest content）与隐意（latent content）加以对比。无疑有一些梦，显示出来的是最令人痛苦的内容，但是否曾经有人尝试解释过这些梦，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思想呢？如果没有人做过，那么，反对我观点的两种意见就站不住脚：痛苦梦与焦虑梦经过解释后，结果也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这种可能性仍是存在的[3]。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当我们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不妨再寻找一个新问题和原来的问题一起解决，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就像把两个坚果放在一起比单独一个更容易弄碎一样。这样，我们不仅面对“痛苦梦和焦虑梦如何可能是愿望的满足”这一问题，通过反思，我们又加上了第二个问题：“那些内容无关紧要，最终却证明是愿望满足的梦，为何不能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它们的意义？”以我曾经做过很长分析的伊尔玛打针的梦为例。这个梦并不具有痛苦的性质，通过解释也表明它是一个典型的愿望满足的梦例。但为什么非得需要解释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它意味着什么呢？初看起来，伊尔玛打针的梦并没有给人留下它满足了做梦者愿望的印象。我的读者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印象，就连我本人在进行分析之前也没有这种印象。我们把梦的这种非常需要解释的表现称为“梦的伪装现象”，这样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梦的伪装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可以马上想到许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例如，在睡眠中我们缺乏直接表达梦念的能力。但对某些梦的分析又迫使我们采用另一种对梦的伪装的解释。我将再次以自己的梦为例进行说明。这使我不得不再次暴露自己的轻率言行，但如果能把问题说清楚，也就足以弥补我个人的牺牲了。

前言——1897年春天，我听说我们大学的两名教授已推荐我担任临时教授[4]。这一消息令我又惊又喜，因为这意味着我得到了两位杰出人物的认可，并且不可能是出于个人情感的考虑。但是我立刻警告自己对此别抱什么希望。在最近几年里，教育部根本不考虑这类推荐，有好几位比我年长且能力不亚于我的同事都在空等任命。我没有理由相信自己会更幸运，因此我对此事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于我自己，我知道自己没有野心，即使没有什么头衔，我一样对我的成功感到满意。而且，我也没什么可能来评论葡萄是甜还是酸，因为它们挂得太高了。

一天傍晚，我的一位朋友来访——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前车之鉴。他作为教授候选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我们的社会，病人把教授头衔视为半人半神的人物。他不像我对此事那样听之任之，而是不时跑去教育部办公室，希望尽早实现任命。就在访问我之前，他还去了教育部，他告诉我，他把那里的一位高级官员逼得走投无路，并直截了当地问，他迟迟不被任命是否出于教派考虑，答复是：鉴于目前的情绪，阁下目前提升此职不合时宜，等等。“至少我知道了自己目前的处境”，我的朋友这样总结。这对我已经不是新闻，尽管这必然让我更加抱有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所谓教派考虑，同样也适用于我的情况。

就在他来访的第二天凌晨，我做了下面这个梦，梦的特殊之处在于形式。它有两个思想和两个形象，每个思想后都跟着一个形象。不过，我只向读者报告梦的第一部分。因为第二部分与我现在讨论这个梦的目的无关。

①……我的朋友R是我的叔叔。——我对他感情深厚。

②我端详着他的面孔，有些变形。似乎有些变长了，腮边的黄色胡须尤其显眼。

接着又有两个片断，此处略去不谈，这两个片断也是一个思想续以一个形象。

这个梦的解释如下：

当早晨想起这个梦时，我笑道：“这个梦真是胡说八道。”但这个梦一整天都萦绕在我脑海中。到了晚上，我开始责备自己：“如果你的患者在解释自己的梦，但只说出了胡说八道这句话，你一定会批评他，并怀疑梦中有什么不愉快的隐情，他企图加以回避。对自己，你也应该同等对待。你认为梦是胡说八道，意味着你内心对解释它是有抵触的。不能让自己这么敷衍过去。”于是我开始了解释工作。

“R是我的叔叔。”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有约瑟夫一位叔叔[5]。他有一段不幸的往事。有一次（30年前），他急于挣钱，结果卷到一宗非法交易中，受到法律的严惩。我父亲因伤心过度，几天内头发就变得花白了，他常说约瑟夫叔叔不是坏人，只是头脑简单而已。这是他的原话。这样，如果梦中我的朋友R就是我的叔叔，那么我想说的就是R是个头脑简单的人。这实在难以置信，令人不快！还有，我梦中看到的脸，是个长脸，而且长满黄色胡须。我叔叔的脸确实如此，长脸，配上漂亮的黄色胡须。我的朋友R原来是黑须黑发，但当黑色的须发变得花白时，青春的神采便逐渐丧失。一根接一根地，黑色胡须发生了令人不快的变化：先是红棕色，然后是黄褐色，最后才是灰白色。我的朋友R当时正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碰巧我注意到自己的胡须也是如此，不免也感到沮丧。我梦中见到的面孔既是朋友R的，也是我叔叔的，就像高尔顿的复合照相。（为了突出家庭成员间的相似性，高尔顿曾经在同一底片上拍摄了好几个面孔［1907］。）所以，无疑我确实认为我的朋友R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就像我叔叔一样。

我仍然无法知道这种对比的目的又是什么，所以我继续苦苦思索。但进展并不大，因为我的叔叔是个罪犯，而我朋友R的为人却是无可指责的……除了有一次他因为骑自行车撞倒了一个小孩而被罚过款。难道我还把那次违法记在心上吗？这种对比简直就是个笑话。关于这一点，我记起了几天前与另一个同事N关于这个话题的一次对话。我在街上遇到了N，他也被推荐晋升教授，在他听说我也有同样的荣幸时，就向我表示祝贺。但我毫不迟疑地拒绝接受这个祝贺，并说：“你是最不应该向我开这种玩笑的了，因为以你自己的亲身体验，是最了解这种推荐是怎么一回事。”“那也难说。”他答道——听来像是开玩笑。“不能提职的事绝对是针对我的。你知道，有个女人到法院告我了。我无须使你相信这个案子已经被驳回。那完全是一次卑鄙的敲诈，我为了让原告免于刑罚，而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这件事可以被教育部用作不任命我的理由。而你的人品是无可指责的。”这就告诉了我罪犯到底是谁，同时也告诉了我应该如何去解释这个梦，梦的目的又是什么。我的叔叔约瑟夫代表了我那两个没有被提升为教授的同事，其中一个头脑简单，而另一个则涉嫌犯罪。我现在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以这种形式来呈现。如果我的朋友R和N都因“教派”的原因而未被提升，那么，我的晋升同样也成了问题。如果我的两个朋友因为不适用于我的其他理由而不能晋升，那么我就还很有希望。这就是我的梦所采用的步骤：首先让其中一个，即R成为头脑简单的人，而另一个人N则成为罪犯，而我既不傻又没犯罪，因此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了。于是，我就可以沉浸在要被提升的喜悦当中，而避免得出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当局对R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我。

但是，我感到必须进一步对这个梦进行解释。我还没有取得最后满意的结果。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贬低了自己尊敬的两位同事以确保自己能够晋升，同时却持有轻松的心态。然而，当我认识到我梦中行为所表现的价值时，我对自己行为的不满也就消失了。我准备不顾一切地否认自己真的认为R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否认自己相信N将敲诈一事作为不能晋升的理由。我也不相信伊尔玛真的是由于奥托注射丙基而病情恶化。在两个例子中，我的梦所表达的只是我的愿望：事情就是如此。我的愿望得到满足这一观点在后一个梦例中听起来比在前一个梦例中更少了些荒谬性，这个梦的建构更巧妙地利用了客观事实，如同精心编造的诽谤之辞，让人相信“其中不无道理”。因为在学校里有一位同行教授投了R的反对票，而我的朋友N又在无意中向我提供了正中下怀的材料。但无论如何，我要重申的是，这个梦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我于是又记起梦中还有一个片断没有触及。在梦中，当R是我的叔叔这一观念产生后，我对他有了一种亲切温暖的情感。这种情感又是从何而来呢？我对约瑟夫叔叔并没有这种情感，而我却很喜欢我的朋友R，多年来对他心怀敬意。但是如果我走到他面前向他表白梦中那样的亲密之情，他一定会大吃一惊。我对他的情感显得不真实而且太夸张——就如同我对他的智力的判断一样。我把他的人格与我叔叔的人格混合到一起了，虽然这种夸张是逆向的。至此我又有了新的理解，梦中的情感并不属于隐藏在梦后的思想。这一情感与隐梦恰好对立，目的在于掩盖对梦的真正解释。大概这正是梦存在的理由。我回想我是如何抵制对这个梦的解释，又如何拖延这件事，以及我又是如何说这个梦是纯粹的胡说八道。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告诉我，这种否认态度本身就需要分析解释。这虽然没有判断价值，但是一种情感表达。如果我的小女儿不想吃苹果，但你给了她一个，她会说苹果是酸的，尽管她尝都没尝。如果病人的表现也像这个孩子一样，那我就知道是涉及某个试图加以压制的观念。我的梦也是如此，我不想解释它，因为解释中包含了我想要抵制的东西。在我完成解释之后，我就知道了我一直要抵制的东西，就是“R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这一论断。我对R的那种情感不可能产生于隐藏的梦念，而是来源于我对梦的压抑。如果我的梦在这方面进行了伪装，使其不同于隐梦——并且伪装成了它的反面——那么梦中显露的情感就是为了这种伪装。换句话说，这种情况所表示出来的伪装是十分巧妙的，是一种掩饰手段。我的梦念包含着对R的诽谤，为了让自己不注意到这一点，梦中出现的是其反面：对R的喜爱之情。

看来这可能是个普遍有效的发现。在第三章中所列举的梦中，有些梦确实是不加掩饰的愿望满足。但在那些难以辨认出是愿望满足的梦中（伪装的梦）必定有对愿望表达的防御倾向。由于这种防御的存在，愿望除非以伪装的形式，否则就不能表达出来。我试图找出与这种心灵内在事件相对应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在哪里能找到类似的心理活动伪装呢？就两个人来说，如果其中一个有一定权力，而第二个人不得不顾忌到这一点，这种情况下，第二个人就会对他的心理活动加以伪装，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进行掩饰。我每天表现出来的礼貌谦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掩饰。当我向我的读者解释我的梦时，我也不得不采用类似的伪装。诗人在如下诗句中抱怨了这种伪装的必要性：

能贯通的最高真理，

却无法对学生言说[6]。

那些要写一些不合当局意愿的事实真相的政论作家也要面对同样的困难。如果不做一些掩饰，当局就会压制他们的言论——如果是口头发表的，就会在事后加以制裁，如果他想印刷出来，就会在出版之前被封杀。作家必须警惕这种稽查[7]。因此他必须用缓和的语气，遮遮掩掩地表达观点。他发现不得不根据稽查作用的严格和敏感程度来约束抨击方式，有时用暗喻取代直接推论，有时又必须故意做出天真的姿态，以免被制裁。例如，他描写了两个中国清朝官员的争辩，心中暗指的却是本国的两位官员。稽查制度越严厉，伪装手段就越广泛，而要读者体会真意的方式也就越精妙[8]。

稽查现象和梦的伪装在最微小之处也互相吻合，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它们是受相同因素制约的。我们可以因此假定，每个人的梦都通过两种精神力量（我们也可以描述为倾向或系统）的作用而被赋予其形式。其中一种力量构成梦所表达出来的愿望，而另一种力量对梦的愿望进行稽查，迫使梦在表达愿望时采用伪装的形式，仍然有待追问的是，行使这种稽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的性质如何。我们记得，梦的隐意在进行分析之前是意识不到的，而梦的显意却能够有意识地被记住，因此假设，第二种力量具有允许思想进入意识之中的特权，这似乎是合理的。看来，如果不能通过第二因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第一系统进入意识中。而第二个因素又行使自己的权利，把寻求进入意识的思想改变为它认为合适的形式。这样，我们也就对意识的“实质”取得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把事物变成意识的过程看成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有别于并且独立于形成表象或观念的过程；我们把意识看作感知来自别处材料的一种感官。可以看出，这些也是心理病理学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设，对此，我们会在下文加以详细考察。[见第七章，尤其是第六节以后。]

如果对两种因素以及它们与意识间关系的描述可以被我们接受，那么，对于我在梦中对R颇具感情，而在梦的解释中又对他如此无礼这一情况，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找到一个完全类似的对比。让我们设想一个充满斗争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唯恐失去权力的统治者与已经觉醒的公众意识之间的斗争。人民反对不得人心的官员并要求他下台，而统治者为了表示对群众愿望的无视，反而在这个时候又给这位官员升职，并赋予更大的权力，尽管并没有提升他的理由。以同样的方式，我的第二因素控制着对意识的接近，并由于一种过分的情感把我的朋友R凸显出来，就是因为属于第一因素系统的愿望冲动，由于自身某些特殊原因，而有意把他说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9]。

通过这些思考，我们感到梦的解析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我们精神机制结构的结论，而这是通过哲学无法获得的。目前我不想沿着这个思路深入讨论下去［第七章再继续讨论］，但是梦的伪装这件事已经弄清，我将回到开始的问题上。那个问题是，具有痛苦内容的梦是如何成为愿望的满足的。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出现了梦的伪装，而痛苦内容只是为了掩饰所渴望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可能的。有了存在两种心理因素这一假定，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痛苦的梦确实包含了对第二因素来说是痛苦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实现了第一个因素的愿望。如果说每个梦都是源于第一因素，那么一切梦都会是表达愿望的梦。而第二因素对梦是防御性的而非创造性的[10]。如果仅限于考虑第二因素对梦的作用，我们就永远也无法理解梦，权威们所观察到的关于梦的一切难题也都无法解决。

梦具有表达愿望满足这一隐秘的含义，必须通过对每个具体梦例的分析才能得到新的证明。因此，我将选择几个具有痛苦内容的梦，并尝试分析它们。其中有一些梦是癔症患者的，因此需要很长的前言，有时还得离题去探讨癔症特征的精神过程。但为了证明我的理论，这样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如上文已经解释过的，在我对一个精神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时，总是会与他讨论他的梦。在讨论过程中，我得对他进行各种心理解释，以了解他的症状。结果我常常受到患者的无情批判，其程度不亚于我的同行们。而且我的患者总是反对我的“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论断，下面就是几个用来反对我的梦例：

一位聪明的女患者说：“你总说梦是愿望的满足。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恰恰相反的梦，梦中的我并没有得到满足，看你的理论怎么解释这个梦？梦是这样的：

我打算举办一次晚宴，但家里除了熏鲑鱼，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就想出去买些东西回来，但想到现在是周日下午，商店都放假了。于是我打电话给外卖，结果电话又出了故障。因此，我只好放弃了办晚宴的打算。”

我回答说，虽然乍一看，这个梦连贯而且条理分明，并且与我的理论相悖，但恐怕只有经过分析，才能真正确定这个梦的意义。

“是什么引起了这个梦？你知道，梦的诱因经常与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有关。”

分析——这位病人的丈夫是个诚实能干的肉商，有一天他说起自己越来越胖，需要减肥了。于是他每天早起进行锻炼，严格控制饮食，还拒绝了所有晚宴的邀请。——说到这里，她笑着说，她丈夫在一个常去用餐的地方结识了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坚持要为他画一幅肖像，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动人的面孔。她丈夫爽快地答应了这位画家并表示感谢，但是他心里明白，一位妙龄女郎的半个屁股都要比他的脸动人[11]。她还请求丈夫不要再给她买鱼子酱。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她长久以来的愿望是在早餐吃到鱼子酱三明治，但又不想太过破费。当然，如果她向丈夫提出要求，他会立即照办。但她反而不让他这么做，因为这样她就可以继续拿这件事来开玩笑了。

这个解释有点缺乏说服力。通常这种不充分的理由背后都隐藏着人们不愿意承认的动机。这让我想起了伯恩海姆的催眠患者。当其中一个接受催眠后的患者被问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动作时，他没有说不知道，而是感到必须要编造一些理由。我这位患者的“鱼子酱”理由可能与此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的她被迫编造出一个未被满足的愿望，她的梦也表达了这个没有被满足的愿望。但她为什么要坚持一个未被满足的愿望呢？

至此，她产生的联想还不足以解释这个梦，我就请她继续讲。她停顿了一下，就像在克服某种阻力，然后继续说，在那之前的一天，她去访问了一位女友。她很忌妒这位女友，因为她的丈夫总是称赞这位女友。幸亏这位女友太过苗条，而自己的丈夫更喜欢丰满的体型。我问她们谈了些什么。她回答说，那个女友希望可以长得丰满一些，并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再请我们吃顿饭？你做的菜真是棒极了。”

现在，这个梦的意义已经很明确了，于是我对她说：“在她要你请客时，你心里其实是在想，‘想得美！我请你吃我做的好饭好菜，吃胖了好让你来勾引我的丈夫。我才不去做这个傻子。’这个梦说的是，你恰好不能举办晚宴，因此满足了你不希望你的女友变丰满的愿望。你丈夫为了减肥而不参加任何宴会也让你明白，人们都是在别人家的餐桌上吃胖的。”现在只需要解释这其中的某些巧合了，比如，梦中的熏鲑鱼。我问她：“为什么熏鲑鱼会出现在梦里？”她回答说：“这是我女友最喜欢的一道菜。”我碰巧也认识她这位女友，她对熏鲑鱼的爱绝不亚于我这位患者对鱼子酱的爱。

如果附加一些辅助的细节，这个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另一种更加巧妙的解释。（这两种解释不但不矛盾，还基于同一基础，这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梦与其他心理病理结构一样，通常都有不止一种意义）。大家都还记得，我的病人在梦中放弃某个愿望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也试图放弃某个愿望（鱼子酱三明治）。她的女友也表达了一种愿望（变得丰满一些），那么，假如我的病人梦见女友的愿望没有实现，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正是她所希望的。然而梦中情景却是她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如果我们假设，她梦见的人其实并不是自己，而是她的朋友，她不过是让自己代替她女友出现，或者说，她把自己“等同于”女友了，此时，这个梦就有了一种新的解释。我相信，现实中，她也确实这么做了。她在现实中放弃某个愿望的行为，正是这种“同一性”的证明。

那么癔症同一性（hysterical identification）是什么意思？这需要一个比较烦琐的解释。同一性是癔症症状形成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能使病人在症状中，不仅表现自身的体验，也表现出许多其他人的体验，就如同一手操办了戏剧中的所有角色。人们会告诉我说，这不过是常见的癔症模仿，即癔症患者模仿引发其注意的他人症状的能力——这种同情，可以说已经强化到再现的程度。然而，这只是向我们表明了癔症模仿中的心理过程所遵循的路径。这条路径与精神活动遵循的路径还有所不同。后者比一般癔症模仿更复杂一些，它以潜意识的推论为主。举个例子就能够说明。假如一位医生正在治疗一位女患者，她患有一种特殊的抽搐病，与其他一些病人住在同一个病房里。如果某天早晨，这位医生发现房间病人都模仿这种癔症抽搐，他并不会感到奇怪，仅仅会说：“其他病人看到后加以模仿，这是一种精神感应。”这是不错，但精神感应是按照以下方式发生的。通常来说，病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要比医生对他们的了解更多。医生查房之后，他们就开始相互关注。想象某天一个病人症状突然发作，其他人很快就会知道，这是由一封家书引起的，还是由不幸的婚姻或者其他事情引起的。他们的同情心被唤起，并且得出以下的推论（尽管这个推论没有进入意识）：“如果这种原因就可以引发这样的症状，那么我也会发作的，因为我的情况也一样。”如果这一推论能够进入意识，就能引起对这种发作的恐惧。然而实际上，这种推论发生于一个不同的精神领域，由此导致所恐惧的症状真的发生了。因此，这种同一性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assimilation）。它表现为一种相似性，来源于留存在潜意识中的共同元素。

同一性在癔症中最为常见的是用来表示一种共同的性元素。一个患癔症的妇女在症状中最容易（尽管不是唯一的）把自己等同于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或者是那些和她一样与这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其他女人。在语言中我们常说，两个恋人亲密得“好像一个人”就是这个意思。在癔症幻想中，就像在梦里一样，患者只要有性关系的思想而不必有实际性关系的发生，就足以达到同一性的目的。所以，我正在分析的那位患者，正是遵循了癔症思维的规律，来表达她对女友的忌妒（她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她在梦中取代了女友位置，并通过编造出一个症状——放弃的愿望，来实现自己与女友的同一。这个过程可以描述如下：我的患者在梦中取代了女友的位置，因为女友正取代她和她丈夫的关系，还因为她想取代女友以获得丈夫的高度评价[12]。

我的另一位女患者（是我所有患者中最聪明的一位）做了一个与我的梦理论对立的梦，但是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其模式是：一个愿望的未满足意味着另一个愿望的满足。在我向她讲解梦是愿望的满足后的第二天，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与婆婆要一起去乡下度假。据我所知，她最不喜欢在婆婆身边度过这个夏天，几天前她还为了避免与婆婆住得太近而在离她们度假地很远的一个村庄租了个房子。现在她还没有得到这个梦的满意解释：这岂不是与我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理论背道而驰吗？毫无疑问，为了解释这个梦，我们必须按照该梦的逻辑顺序来进行。这个梦表明我是错误的，因此我的错误正是她的愿望，她的梦表示她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然而她希望我是错的，这一愿望通过与度假相关的事情发生联系而得到了满足，这实际上牵扯到另一件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大约在那个时候，我根据对她进行分析的材料推论出，在她生活的某一时期一定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对她的病有决定性影响。刚开始她否认这一点，说一点也想不起来有什么事发生过。但不久她就证实我是对的。因此她总希望我发生错误，而这个愿望在梦中转换成同婆婆一起去度假这件事，用来满足她的有充分理由的愿望：她最初意识到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我再大胆地举一个无须分析，只凭猜测就能够解释的例子。这件事发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我们在中学时一直同班。一天他听了我一次小规模的演讲，讲述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个新观点。他回家后做了个梦，梦见他的所有诉讼案都败诉了（他是个大律师）。他事后就用这个梦来反驳我的观点。我只是避开话题说，一个律师不可能全部胜诉吧。但我暗想：“我们同窗8年，我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而你始终在中等位置上下徘徊。他难道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希望（毕业后）我总有一天会一败涂地。”

还有一位病人提出了她的一个更为悲伤的梦，作为对我的梦是愿望的满足理论的反对。

这位病人是个年轻女子，她这样开场：“你也许会记得，我的姐姐现在只剩下一个孩子了，那就是卡尔。在我还和她住在一起时，她就失去了卡尔的哥哥奥托。我最喜欢奥托，他几乎是我带大的。我也很喜欢他的弟弟，但当然没有像奥托那么喜欢。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卡尔死了，他躺在一个小棺材里，双手交叉，四周环绕着蜡烛——事实上就同当年小奥托死去时一样，那件事曾沉重地打击了我。现在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了解我的，难道我恶毒到希望姐姐再失去她唯一的这个孩子吗？或者这个梦意味着我宁愿是卡尔，而不是我更加喜爱的奥托死去吗？”

我向她保证，这后一种解释是不可能的。沉思片刻之后，我给了她对这个梦正确的解释，她后来也承认了这个解释。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对这位患者之前的全部历史都非常了解。

这个女孩幼年丧失父母，成为孤儿，由比她大得多的姐姐抚养成人。在去过她姐姐家的朋友中，有一个男人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这种不被他人接受的关系曾一度发展到有结婚可能性的程度，但由于姐姐的干涉，这段关系最后不了了之，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她的姐姐也没有说过。从那以后，这个男人再也没有来过。于是她就把情感转移到小奥托身上。小奥托死后不久，她就开始独立生活，但始终未能走出对姐姐那位朋友的情感。她的自尊心驱使她躲避他，但她的爱从来未能转向后来的那些爱慕者。每当听说她的情感对象——那位文学教授要在某处做讲演，她一定会赶去听，而且她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远远看他一眼的机会。我记得她前一天曾告诉我，那位教授要去参加一个专场音乐会，她也想去，以便能够再看他一眼。那正是梦的前一天，而音乐会就在她告诉我梦的当天。这就很容易使我做出正确的解释。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在小奥托死之后发生了什么。她立刻回答说：“当然，教授在相隔很长时间之后又来访，就在小奥托的棺材旁，我又一次见到了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于是我这样解释这个梦：“如果现在另一个孩子也死了，还会发生同样的事，你要同你姐姐待在一起，而教授一定会前来致哀，这样你就会又一次见到他，同上次的情形一样。这个梦只不过表现你想要再次见到他而已，这个愿望一直在你心里挣扎着。我知道你有一张今天音乐会的入场券，你的梦是一个迫不及待的梦，它提前几个小时预料到你要见到他。”

为了隐藏她的愿望，她无疑选择了一个这种愿望通常会受到压抑的场景，一个人们如此悲痛而无暇顾及爱情的场景。但这个梦还是完全再现了真实的情景，她站在她钟爱的孩子的棺材旁，仍不能抑制对这位长久未见的来访者的柔情[13]。

另一位女患者做的一个类似的梦，却有不同的解释。她年轻聪慧而且性情活泼，在她治疗期间所产生的观念联想中，这种气质也依稀可辨。在一个长长的梦中，她似乎看到她15岁的独生女死了，躺在一个“木箱”（case）中。她有心用这个梦来反对我的愿望满足理论，尽管她自己也怀疑“木箱”这一细节一定另有所指[14]。分析中，她回忆起在前天晚上的聚会中，人们说起英语“box”（箱子）一词在德文中有几种不同的译法——如“箱子”“包厢”“胸脯”“耳光”等。从梦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她认为英语“box”这个词与德文“Büchse”（容器）有关，而且她还知道，Büches在俗语中也指女性的**。如果她再有些解剖学的知识，那就可以假定，那个孩子躺在箱子里意味着子宫里的胚胎。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再也不否认梦中景象与她真实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和许多年轻的已婚妇女一样，她感到怀孕过程并不好受，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子宫里的孩子死去。事实上，在与丈夫的一次激烈争执之后，她曾用拳头击打自己的身体，想把胎儿打死。这样，这个死去的孩子实际就成为一个愿望的满足，而且这个愿望是被搁置了15年的愿望。如果一个愿望被搁置如此长久才得到满足，那么辨认不出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其间发生了许多变化[15]。

我将在“典型的梦”一节继续讨论包括以上两个梦例在内的一组梦。现在，我将用新的梦例证明，尽管梦的内容并非我们所希望的，但它们还是应该解释为愿望的满足。

下面这个梦的主人并不是我的患者，而是我熟识的一位律师。他告诉我这个梦，是想劝我不要轻易认定梦就是愿望的满足。这位律师说：“我梦见自己挽着一位女士往我家走，一辆关着门的马车停在房前。一个男子走到我面前，出了一下警官证，并让我跟他走一趟。我请他稍等片刻，好让我把事情安排一下。你觉得我是希望被警察抓起来吗？”“当然不是，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被捕吗？”“是的，我想是杀婴罪。”“杀婴罪？你肯定知道只有母亲对新生婴儿才能犯下这种罪行吧？”“一点不错。”对梦的叙述往往在刚开始时并不完整，遗漏的内容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能浮现出来。这些补充的内容对梦的分析至关重要。参看后面关于梦的遗忘的讨论。“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这个梦？是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有点微妙。”“但我想我得知道，要不然我们只好放弃解释这个梦了。”“好吧，是这样的，我昨天没在家过夜，而是和一个我很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早晨醒来后我们又发生了关系，接着我又睡着了，于是就有了这个梦。”“她结婚了吗？”“是的。”“你不想让她怀孕吧？”“噢，当然不，那样我们的事情就败露了。”“那么，你们俩不是进行的正常**了？”“我提防着呢，没**就抽出来了。”“我想你夜里肯定不止一次用了这种方法，而早晨这次你有点没把握。”“可能是这样的。”“如此说来，你的梦就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它在向你保证，你不会让她怀孕，或者说，向你保证你杀了一个婴儿。这其中的关系是很明显的。还记得几天前，我们谈到婚姻生活中的一些麻烦吗？其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时采用什么方式避孕都是合法的。一旦**和卵子结合形成胎儿，任何形式的干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让我想到了中世纪的一场争论，那时的人们认为，灵魂正是在结合的瞬间进入了胎儿体内，只有在这个时刻以后，才可以用谋杀这一概念。我想你还记得莱劳那首有点阴森的诗——《死者的幸福》，其中把杀婴和避孕看作一回事。”“真是怪了，我今天早晨还无意间想到了莱劳。”“这是你梦的另一种回响，而且，你的梦中同时还有另一个愿望的满足。你挽着那位女士往家走，因此你是要带她回家[16]，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她家过夜。愿望的满足作为整个梦的核心，为什么会用这种令人讨厌的形式来掩饰自己呢？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从我一篇关于精神神经症病因学的论文（Freud，1895b）中你能了解到，我把不完全的**也视为引发焦虑性神经症的一个病因。这与你的情况很相似，因为总采用这种方式**，你就会感到心情抑郁，以至于这也成了构成你的梦的元素之一。同时，你还用这种心情掩饰愿望的满足。另外，关于杀婴罪的问题还没解释通，你怎么会想起这种只有女性才会犯下的罪行呢？”“我得承认，几年前我卷入这样一件事当中。一位少女与我发生了性关系，并怀孕了，为了避免更糟的后果，她选择了堕胎，我对此负有责任，但完全不知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感到不安，生怕这件事败露。”“我很理解你的心情。这段回忆也解释了你会如此担心自己避孕举措失败的原因。”[17]

有位年轻的医生在我的一次演讲中，听我描述了这个梦，可能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回去后急忙套用这一模式分析了自己另一个主题的梦。在做梦的前一天，他把所得税的报表呈交了上去，因为他要申报的很少，所以这张表是如实填写的。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刚刚参加完税务委员会会议的熟人告诉他，其他的税表都已经通过了，只有他的报表受到普遍怀疑，并处以很重的罚金。他现实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有高收入的医生，这个梦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太多掩饰的愿望满足梦。这让我想到一个广为流传的一位少女的故事，当时人们劝她不要接受一位男士的求婚，因为他性情暴躁，结婚后她一定会挨打，少女却回答说：“但愿他能打我。”她结婚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不仅准备承受这种不幸，甚至把它变成了一种愿望。

有一类常见的梦似乎总与我的理论相反[18]，这类梦的主题要么是愿望得不到满足，要么是发生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我通常把这类梦归于“反愿望的梦”。我认为这类梦从整体来说，主要涉及两个原则。虽然其中一个原则对人们的梦境和现实都有重大的影响，但我之前并没有提到它。引起这类梦的动机之一，是希望我的理论是错误的。在治疗过程中，如果病人对我的理论有抵触情绪，这类梦是经常出现的。事实上，每次有病人第一次听说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理论后，通常都会引发这一类的梦[19]。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原则。这是一位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做的梦。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曾极力反对亲戚和专家们的意见，坚持要让我来为她继续治疗。她曾梦到自己的家人不允许她到我这里来。然后她提醒我说，我曾经承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免费为她提供治疗，我对此回答说：“我不会在钱的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确实，用这个例子很难证明，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但是，这里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她梦里，我说的话是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个原则。当然，我从未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但她有一个对她影响很深的哥哥，他曾出于好心而编造了这些关于我的话。这个梦就是为了证明，她的哥哥是对的。而且，她不仅在梦中坚持认为哥哥是对的，还把这种信念带到了现实中，并成了她的致病原因。

奥古斯特·斯塔克（1911）分析了自己曾做过的一个初看起来很难用愿望满足理论来解释的梦：我看见我的左手食指尖上有梅毒的最初症状。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梦中，除了做梦者不希望发生的事以外，都是十分清晰连贯的，不用分析。但是，如果我们再稍微努力探究一下就会发现，“最初症状”（Prim?raffekt）一词稍作改变就变成了“初恋”（Prima affectio）一词。这样看来，那令人厌恶的溃疡，用斯塔克的话来说，变成了“一种带有强烈情感的愿望满足的典型代表”。

产生与愿望相反的梦的另一个动机[20]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它经常被人们忽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连我自己也没有发现它。许多人的性体质构成中都有一种受虐倾向，它是由进攻性的施虐成分反向转化而来的[21]。有些人并不是因为身体受虐而获得快感，而是因为被羞辱、被精神折磨而获得快感，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为“精神受虐狂”。很显然，这样的人很可能会产生与愿望相反的或者不愉快的梦，这些梦也是愿望的满足，因为它们满足了做梦者的受虐倾向。有这样一个例子：做梦者是一位年轻男子，他在小时候曾对哥哥百般折磨，并对他有同性恋的倾向。在他性格发生了根本改变之后，他做了这样一个梦，共分为三个部分：①他哥哥正在取笑他；②两个成年同性恋者在互相爱抚；③他哥哥卖掉了他一直希望能在未来经营的那个生意。从梦中醒来，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受虐狂的梦，我们也许能这样解释：“如果我哥哥卖掉生意是对我过去行为的一种惩罚，那么我就是活该如此。”

希望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如果没有新的反对意见），即使是具有痛苦内容的梦，也可以构成一种愿望的满足[22]。也不会有任何人把这种情况——每次解释这种梦都会使我们面临那些我们不愿谈起，也不愿想起的话题——总是看作一种巧合。这些梦所唤起的痛苦情感，无疑与阻止我们去讨论或提到这类话题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倾向往往是成功的）是一致的，但一旦我们不得不去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克服这种情绪。但是，在梦中重现的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并不证明其中就没有愿望存在。每个人都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甚至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愿望。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证明，与梦的不愉快性质相关联的是梦的伪装这一事实。我们也有理由肯定，这些梦是经过伪装的，而且伪装得难以辨认，这正是由于对梦的主题，或者由此而产生的愿望存在一种强烈的反感，想要把它们压抑下去。梦的伪装事实上是一种稽查活动。如果将我们表示梦的性质的公式做以下修正，就能将我们对不愉快梦的分析中所揭示出来的一切问题都考虑进去了：梦是一种（被抑制或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23]。

在带有痛苦内容的梦中，还一个特殊分支有待讨论，这就是焦虑梦。对外行人来说，把这类梦作为愿望满足的梦很难获得认同。尽管如此，我可以十分简洁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并未向我们提出任何新的问题；它们向我们展示的仅仅是神经症焦虑这一整个问题。我们在梦中所感到的焦虑，仅仅是对梦的内容从表面上进行解释得到的。如果我们把梦的这一内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梦的内容所证实的焦虑，与恐怖症中有关观念所证实的焦虑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譬如，在窗户上有掉下去的可能，所以站在窗边，我们就会格外当心，这无疑是事实。但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恐怖症中害怕跌下去的焦虑如此强烈，并且阴魂不散地一直纠缠病人[24]。于是我们发现，对于恐怖和焦虑的梦都可能做同样的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焦虑都是表面上依附于与焦虑相伴而生的观念，实际则另有来源。

由于梦中的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存在着这样紧密的联系，在讨论前者时我必须涉及后者。在一篇神经症焦虑的短文中（Freud，1895b），我认为神经症焦虑来源于**，相当于一种离开自身目的，而又无所适从的力比多。从那以后，这一论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使我们能够由此推论，焦虑梦是带有性内容的梦，而原本属于性内容的力比多已经转变为焦虑。以后我还会通过分析某些神经症患者的梦来支持这一主张[25]。在进一步探索梦的理论的过程中，我将有机会再次讨论焦虑梦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与愿望满足理论的一致性关系。

[1] [1914年增注]杜·普雷尔（1885）曾引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话：“当我们的欲望产生时，我们的想象也随之而来，似乎向我们呈现出所欲之物。”[《九个一组》，第4卷。]

[2] 参见德巴克尔（Debackel，1881）《论梦的幻觉与惊恐》。

[3] [1909年增注]一些本书的读者和批评者对这种考虑熟视无睹，并且忽略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区别，其顽固程度令人难以置信。[1914年增注]另一方面，在关于梦的文献中，没有比詹姆士·萨利《梦作为一种启示》（1893）这篇文章与我的假说更为接近的了。我直到现在才开始引用他的文献，并不是我对它的贬低。他写道：“梦绝不像乔罗、莎士比亚、密尔顿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我们梦中幻想的各个混乱的集合体，都各具意义并传递新的知识。就像某个密码中的字母，在密切审视下，梦中的字形就会失去表面上的荒谬性，而表现出严肃、可理解的信息。如果变化一下字形，我们可以说，就像解读碑文一样，梦就会揭去其表面上无价值的特点，而显示出它古老而珍贵的传达信息的性质。”[弗洛伊德将末尾两句写成分隔体。]

[4] [大约相当于副教授，所有这些任命都是由奥地利教育部完成的。弗洛伊德曾在1897年2月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这次推荐（Freud，1950a，信58）。而梦的内容在1897年3月15日（Freud，1950a，信85）提及。下文提到的“教派考虑”当然是指反犹太主义情绪，这在19世纪末叶的维也纳已经很盛行了。]

[5] 看到我的记忆（清醒的记忆）为达到分析的目而在这一点上如此狭窄，我感到很吃惊。事实上我有5位叔叔，而我只敬爱并尊重其中一位。但在我克服对梦的解析的抵抗那一刻，我却说我从来只有一位叔叔——那个我在梦中所意指的叔叔。

[6] [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4场中魔鬼梅菲斯特费勒斯的两句话，弗洛伊德很喜欢这两句话，他在本书中第六章第七节中还引用过一次，又在给弗利斯的信中（1897年12月3日和1898年2月9日）（Freud，1950a，信77和83）引用过。在1930年，弗洛伊德获歌德奖时，他曾把这两句话用于歌德本人。]

[7] [这个类比在此处是第一次出现，在弗洛伊德《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文末尾关于妄想狂处曾再次出现（1896b），在《癔症研究》（Breuer & Freud，1895）弗洛伊德所著关于精神治疗部分的第二节中使用更为广泛。]

[8] [1919年增注]H.冯·休格-赫尔穆斯博士夫人（1915）曾记录了一个梦，它大概比其他任何梦都能更好地表明我所选术语的正确性。在这一梦例中，梦的伪装采取了邮政检查的手法。邮政检查将不适宜的段落涂黑，从而使其无法被阅读，梦的稽查作用则代之以无法理解的呢喃。为了使这个梦容易理解，我必须做些解释。做梦者是一位教养很高，并且德高望重的妇人，50岁左右，丈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在12年前去世。她的几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在她做这个梦时，其中一个正在前线。现在来说这个梦。梦涉及战时“爱的服务”[Liebesdienste首先意味着“慈善服务”，即“无偿性服务”，显然，这里可以另做解释]。这位病人去了第一军医院，告诉门卫要进去服务，要和院长谈谈（说了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姓名）。她说话时，对“服务”两字加了重音，门卫立刻就明白她所指的是“爱的服务”。因为她是位老妇人，所以门卫有些迟疑。但后来还是让她进去了。她没有去找院长，而走到一个又大又暗的厅里。在那里，有几个军官和军医围在一个长桌周围，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她走向一个军医，说出她的要求，虽然只是简短几句，他已明白了她的意思。实际上她在梦中说“我和维也纳的许多妇女和姑娘们都准备做……”这时在梦里她的话开始变得喃喃不清了，“为军队的军官或是任何等级的人都行。”从军官们脸上表现出的尴尬和狡黠的表情中，她知道他们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继续说：“我知道我们的决定听起来令人吃惊，但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没有人去问一问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想不想送死。”接下来的是几分钟尴尬的沉默。然后一个军医搂住她的腰说：“假如，夫人，如果真的……（呢喃）”她甩开他的胳膊，暗自想道：“他和其他人都一样。”然后回答说：“天啊，我是个老太太，我可能再也不能做那事了。再说，还有一种情况：年龄是要受到尊重的。一个老太婆……（呢喃）……一个男孩。那太可怕了。”“我很明白。”那个军医回答说。有几个军官，其中一个在她年轻时曾追求过她，都大声笑了起来。接着老夫人让他们带她去见院长。那位院长她是认识的，她要把这件事说清楚，但使她惊讶的是，她竟忘了院长的名字。这位军医十分礼貌而尊敬地把她引到三楼。他们通过一条狭窄的铁质螺旋式楼梯，楼梯直接通往建筑的高层。当她走上去时，听到一个军官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不管她年长还是年轻！她非常了不起！”她却觉得自己仅仅是在尽义务，然后走上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楼梯。——这个梦在几周之内重复了两次，正如老夫人所说，变动的都是不重要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地方。[关于这个梦的评论，可参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第9讲]。

[9] [这个梦的分析将在后文继续讨论。1911年增注]像这种伪善梦，在我自己和别人的梦中也很常见[后面将有进一步讨论]。我曾致力于思考一个科学问题，接连几天晚上都被一个令人不解的梦所困扰，梦的内容是与一位断交多年的朋友重归于好。我考虑了四五次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这个梦实际上是告诉我放弃对他的思虑，把他完全忘掉，而梦伪装成了反面的意思。我曾在别处报告了一个“伪善的俄狄浦斯梦”，一个男人把隐藏在梦思想中的敌对与死亡愿望表现为梦中的温情，而另一个梦在后面第六章提及。[这里所提到的朋友是指弗利斯，参见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通信（Freud，1950a）中克里斯所写的导言第四节。]

[10] [1930年增注]以后我们也会提到相反的例子，即梦的第二因素也表现出愿望。

[11] 参照谚语“要坐着画像”以及歌德的诗句：如果一个人没有屁股，那么阁下该怎么坐着？——《托达利塔特》（1814—1815）。

[12] 我有些后悔在此插入了癔症的病理学论述，这些偏离上下文的琐碎论述会丧失其启发效果。如果它能起到指明梦这个主题与精神神经症间的直接关系这一作用，那么插叙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是弗洛伊德关于同一性问题讨论的首次出版，尽管在这以前他也曾提到过，如在给弗利斯的信里（信58，1897年2月8日，以及1897年5月2日的手稿2），在以后的著作中，他也时而提到。但在此之后，再次对此做详尽的讨论已是20年之后的事了。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Freud，1921c）。同一性作为梦的工作的部分主题将在后文讨论]。

[13] [这个梦在本书后文将再次提到。弗洛伊德1901a（标准版，第5卷）的第九部分也有简要报告。]

[14] 就像放弃晚宴那个梦中的熏鲑鱼。

[15] [这个梦在下文还有讨论，另外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第13讲中也有讨论。]

[16] [德文heimführen有“带回家”和“结婚”两个意思。]

[17] [在1897年5月2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Freud，1950a，信62）的附件草稿中有这个梦的记录。]

[18] [这一段以及下面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

[19] [1911年增注]还能预料到的是，本书的某些读者，也有可能会做这样一些愿望未能得到满足的梦，他们仅仅是希望我的理论是错误的。

[20] [这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

[21] [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修正观点可见《受虐狂的经济问题》（1924c）。]

[22] [1919年版的正文中包括下面一句话，但稍有不同，在1925年则改为脚注。]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23] [1914年增注]据别人告诉我，一位伟大而且健在的作者，他不相信精神分析和解梦之说，却独立地得到了与我梦的性质几乎完全一致的公式。他说“梦是受压抑的欲望和愿望，在虚假的特征或名义下未经许可的呈现。”（Spitteler，1914）

[1911年增注]我在此提前援引奥托·兰克对于上述基本公式的扩充和修正（我将在后面对此加以讨论）：“根据受压抑并借助受压抑的、幼稚的性材料，梦常表现为当前的，而且总是以隐蔽和象征的伪装形式出现的一种性的愿望的满足。”（Rank，1910）

[1925年增注]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将兰克的公式作为我自己的。文章中提出的较为简短的版本，在我看来更为合适。但是我仅仅是引用兰克修正的公式这一点，就足以招致无数反对精神分析的人的攻击，他们把它说成“所有梦都涉及性的内容”。

如果按照作者原意去理解这句话，那只能表明那些批评家们执行职责时，惯于表现出来的无的放矢，以及那些反对者们如果不想让其攻击性的本能得到充分发挥，又是多么容易忽视那些已说得再清楚不过的论述。因为就在几页之前，我已经提到，在儿童的梦中，就有好几种欲望（旅游或游湖的愿望，弥补未参加晚餐的愿望）得到满足。在其他地方，我还讨论了饥饿的梦，口渴的梦和排泄的梦。何况兰克本人也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绝对，他是说“一般说来，还有**的欲望”，而且他的话也在大多数成年人的梦中得到证实。

如果对“性”（sexual）这一词，批评家们是在精神分析中现在通用的“**”（Eros）这一意义下使用的，情况就会大为不同。但反对者们对于是否一切梦都是由[与“破坏”本能相反的]“力比多”本能力量所引起的这一问题，或许是不感兴趣的。参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第四章（Freud，1923b）。

[24] [关于怕从窗口跌落的这种恐怖形式，弗洛伊德在致弗利斯的信中提过，见1896年12月12日信（Freud，1950a，信53），后来又在《梦与心灵感应》中再次提及（Freud，1922a）。]

[25]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显然改变了主意，他分析了两个焦虑梦，并重新讨论了关于焦虑梦的整个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