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先生虽然出身贵族，但更愿意别人称自己为“平民作家约翰·莫利”。他曾是《双周论刊》的编辑。我是个乐天派，丑小鸭在我眼中都是天鹅；他则过于悲观，当危机来临时，总看到阴暗消极的一面，甚至杞人忧天、裹足不前。世界对我来说充满光明和希望，某种程度上就是天堂；而他总想象自己身在一片沙漠里，四周是望不到头的荒凉——他的判断往往经过深思熟虑，却总是看到太阳下的阴影。不过好在，我们能互相吸取对方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

莫利非常喜欢音乐，当斯基伯的清晨响起风琴声时，我们都会陶醉其中。他和阿瑟·贝尔福都着迷于宗教剧，曾一起去水晶宫欣赏过宗教剧。他们都思维清晰、有哲学头脑，某些方面已不逊于哲学家了。然而，贝尔福最近的作品过于看重假设——莫利从来不会这么做，他总是脚踏实地，有迹可循，因而从不会遭遇“迷失在丛林”的危险。

1904年，在我的多次邀请下，莫利终于来到美国，我尽可能为他介绍一些像他一样杰出的人物。有一天，在我的力邀之下，鲁特议员与莫利进行了一次长谈。事后，莫利欣喜地称鲁特是最让他满意的美国政治家，和他聊天就是一种享受。的确，鲁特知识广博、判断合理，在公共事务方面无人能及。

后来，莫利又拜访了罗斯福总统，这让莫利受益匪浅。莫利曾说过：“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总统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确如莫利所说，那两大奇迹都在咆哮着、翻滚着、奔腾着，不知疲倦地完成本职的工作。

在我看来，莫利是阿克顿图书馆的最佳管理人选，便决定将图书馆送给他作为礼物。阿克顿图书馆曾属于阿克顿勋爵，但后者一度窘困，我就在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下买下这座图书馆，并允诺勋爵在有生之年可以继续使用。不幸仅仅几年之后，阿克顿勋爵就去世了，图书馆又回到我的手中。我相信莫利能最有效地使用图书馆，他则说：“好吧，我得告诉你格莱斯顿先生全跟我说了。你能让图书馆陪阿克顿勋爵完整地走过一生，这很让我欣慰。”

看吧，这就是我们的亲密无间，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说出来。这件事也证明了格莱斯顿与莫利的关系——莫利是唯一一个他总忍不住要分享自己哪怕最琐屑事情的人。

我向苏格兰大学捐赠的第二年，莫利以官员身份陪同国王访问巴莫拉尔。他发电报希望在我回美国前见我一面，等见了面，他告诉我国王非常欣赏我的捐赠，以及对家乡所做的其他贡献，并想为我做些什么。

“你怎么说的？”我问道。

“我认为什么都不需要。”莫利答道。

“你说的对，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说，“不过，若国王能亲笔写信告诉我他很欣赏我所做的这一切，就像他跟你说的那样，那我将深表感激，并将其留传给子孙，让他们为此而骄傲。”国王果然亲笔写了感谢信，如莫利所说的那样。

莫利是个诚实正派的人，从不推诿责任，也不说三道四；遇到紧急情况，他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像石头一样坚定。然而，他也经常表现得瞻前顾后，甚至选择沉默和逃避。

张伯伦和莫利非常要好。当时，“地方自治”方案刚刚提出，整个英国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堪比美国的联邦体制。我也应邀积极参与讨论，并在许多城市进行了相关的演讲，宣传联邦体制，认为它能孕育出自由而强有力的政府。应张伯伦先生的请求，我还给他寄了安娜·戴维斯所著的《如何管理国家》一书；此外，我也同莫利、格莱斯顿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曾对他们说过，我不赞同第一地方自治法案，反对将爱尔兰从议会中排除，造成实际上的分离。我说，美国从来不限制南方向华盛顿选派代表。

“如果他们拒绝了，你会怎么做？”格莱斯顿先生问。

“充分利用所有的文化资源——首先，停止通信。”我回答说。

他停顿了一会儿，重复我的话：“停止通信。”他感到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沉默了一会儿，另起了一个话题。

以后再有人就此问题问我该怎么做时，我就指出：美国有许多立法机构，但只有一个国会。英国应该效法美国，设立一个议会，再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设立地方立法机构。美国不同于英国的是，国家有最高法院对地方立法机关或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终审，司法机关独立代表最高权威，而不受政府或政党控制。英国也应当让议会成为最高权威机构，而不仅仅针对爱尔兰的规章制度。爱尔兰的地方立法机构也应当召开会议，修改与议会相冲突的地方，以使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法案无法通过。双方达成的条款，必须保证制定出合适的法律，以确保胆怯的人不会脱离议会，否则立法机构就形同虚设。

我极力推荐莫利先生接受这一观点，他说曾向帕内尔提过，但被否决了。格莱斯顿先生也许要说：“看吧，这种想法不仅我不接受，很多人都不赞同。你的想法也许适合美国，但不适合英国，我们要的是能真正解决英国问题的方案。”共和制度不能让格莱斯顿先生如沐春风，甚至我认为世袭阶级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观点，他都大为不解。

布莱恩先生是跟我们一起来伦敦的，见到格莱斯顿先生后，他感到迷惘和悲哀。那是在一次游园会上，布莱恩先生看到年迈的格莱斯顿先生冒着严寒，高举礼帽向那些空有头衔的新贵们致意。我把此事跟格莱斯顿先生说了，就又谈到英国的政教合一问题。我预言英国的各民族将会再度联合，因为大不列颠已无力对外扩张了。我坚信英国终究会政教分离，因为这本就是不正常现象。在其他英语国家中，宗教信仰都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而不是天生就偏向某一宗教。格莱斯顿先生就问我：“那你说说看，我们的国教还能存在多久？”

我回答说我不能预测一个具体的时间，而且在政教分离这一问题上他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就进一步说，相对于那些幅员辽阔的国家，英国人口有负增长的趋势。他问：“你能预测出英国的未来吗？”

我说，相对于古代希腊而言，英国也许并不古老，但英国出现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达尔文以及其他名人，并非偶然。天才并不依赖于物质资源的多少。多年之后，英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这并不是它自身在衰退，而是其他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它可能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希腊”，扛起“精神领袖”的大旗。

格莱斯顿先生笑着咂摸着我的话：“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这种说法，我喜欢。”

以前我从未想过和人谈话会如此享受，后来就又到哈瓦顿拜访了他。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897年的冬天，当时他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魅力不减当年，尤其对我的弟媳露西热情招待，给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离开时，露西喃喃自语道：“一只生病的雄鹰！一只生病的雄鹰！”此外再无法形容苍老而羸弱的格莱斯顿先生了。他是个伟大而真诚的人，与人交往毫无私心，有着高尚而自豪的灵魂，由此赢得了“世界第一公民”的美誉。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1882年，我与赫伯特·斯宾塞结伴旅行，从塞尔维亚起行，途经利物浦到达纽约。我曾在伦敦见过这位哲学家，并成为他的信徒兼朋友。我因为长于旅行，就负责照料他和他的朋友。

斯宾塞很喜欢听故事，也很爱笑。斯宾塞先生说：“的确如此，但我得告诉你我怎样控制自己的愤怒。每每想发怒时，我就会用爱默生的这个故事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反对奴隶制，他曾从法纳尔礼堂的讲台上被轰下来，在回家的路上愤怒不已，直到打开院门，看到榆树茂盛的枝叶间闪烁着星星，仿佛在对他说：‘我的孩子，你这么激动是怎么了？’”听到这里，我们一起大笑起来。他为我讲的这个故事，我也时常这样讲给自己听：“我的孩子，你这么激动是怎么了？”

斯宾塞先生对机械设备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工厂的先进设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的几年里，他还多次提及这些东西，说自己对美国发明的估计，如今都已实现；而他本人也很高兴在美国赢得尊重与关注。

我只要回英国，都会去拜访他，即使他后来搬到了布莱顿。在那里，他向外就能眺望到大海，他被大海深深地吸引着，唯有此时才感到平静。我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样对自己的行为、用语，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发自内心地加以斟酌。他不屑做宗教的嘲弄者，但也不愿意拘泥于宗教礼节。在他看来，神学体系很大的谬误就在于它阻碍了现实的发展，它所具有的奖惩理念并不具有完整的人格意义。当然，斯宾塞先生的观点仍值得讨论，但他的确是个沉着稳重的哲学家，他的一生从未做过一件有愧于心的事，也从未对任何人做出过不公正的评判。

我们都想了解别人，但没有人比我更想了解赫伯特·斯宾塞，也没有人比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与达尔文为我带来的启发。

深受加尔文教影响的信徒，笃信真实和信念是幸福的必不可少因素，而年轻时代就生活在这些信徒中间的人，反倒对神学持反对态度。直到某个时期，他才会思考，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所信奉应是怎么样的真实。他不愿去怀疑，担心撒旦找到自己的灵魂，除非信仰能用于拯救。不幸的是，他很快就发现信仰并没听从他的召唤。他想，原罪的根源就在于不让他看到希望看到的，不让他相信希望相信的。好像他已经比那些迷失方向的人更明白。

年轻人自身的叛逆，使得他们试图装出和他人一样的对神的虔诚，表面上承认教义和信条，但内心却别有所思。若他真的具备智慧和美德，就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即像卡莱尔那样，经过几番内心挣扎后说道：“以上帝的名义，如果那是不可信的，那么就让它不可信吧。”自此，怀疑和恐惧的压力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当我对包括神化成分、灵魂救赎在内的相关学说产生怀疑时，有幸读到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作品：《综合哲学》、《物种起源》、《社会静态学》和《人类起源》。仿佛从噩梦中立刻清醒过来，不仅摆脱了神学与宗教，而且发现了物种进化的真理。我的座右铭也变成“一切都因其不断地发展而变得美好”，激励着我探寻真实的根源。人类自身也在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完美只是相对的，人类永远站在阳光下仰望天空。

人体是个有机体，天生就有趋利避害的能力。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设计出另一个造物主来，让世界和人类变得完美，远离痛苦与邪恶，如同天堂一般；即使做不到，人类也会被赋予前进的力量而不是后退。《旧约》和《新约》被保留下来，作为对过去的记录，有着极高的价值。就像《圣经》的作者一样，我们的思想应当立足于当代，去履行各自的职责。孔老夫子曾这样谆谆教诲我们，最高的智慧，是排除外界的干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至于另一个世界的责任，等我们真正到了那个世界再考虑也不迟。

在这严肃、神秘、未知的宇宙中，我不过是一粒尘埃，甚至连尘埃都不如。但我坚信富兰克林说的：“对上帝最高的崇敬在于为人类服务。”生活在当下是个奇迹，但能生活在将来更是奇迹；既然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何不能再创造另一个？所以我们有追求永生与不朽的理由。让我们充满希望吧。

黄金搭档：国务卿布莱恩与总统哈里森

一个人若受到朋友的欢迎，那肯定是因为他善于讲故事，布莱恩就是如此。他外向开朗，无论哪种场合，都能讲出诙谐且尖锐的故事来。1888年，哈里森总统任命布莱恩先生出任国务卿，这被认为是哈里森总统最有决断性的成就；而泛美大会的成功举行，则被认为是布莱恩任上最伟大的成就。在此期间，我作为泛美大会美方代表团成员，开始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的政治生涯。这次会议使我对南美共和国的现状充满兴趣。当时巴西还不是泛美大会成员国，但这次会议通过了吸纳巴西的决议，它成为第17个成员国。巴西代表欢呼不已，各成员国对巴西表达了热烈的欢迎。但我发现，南美各国代表对兄弟国美国的意图深表怀疑，他们的独立精神已然体现出来，我们必须承认并担负起相应责任。这一点，我认为已经做到，而接下来的政府更要慎重地考虑南部邻国国民的感受，不是控制，而是设法做到平等相待，友好协作。

当时，我坐在后来阿根廷总统曼努埃尔·金塔纳的旁边。他对会议的进程充满兴趣，有一天却因对一件小事不满，而与大会主席布莱恩激烈辩论。我认为误会的源头出现在翻译中，就起身走到主席台后面，低声建议布莱恩说，如果能暂时休会，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点头表示同意，我就回到座位上，提议休会。休会期间，一切都办妥当了。我记得散会后，突然一个代表抱住我，拍打着我的胸脯，大声说道：“卡内基先生，你这儿比我这儿装的东西要多啊。”他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口袋。我们南美的兄弟从不掩饰心中的喜爱之情，那里温暖的气候，孕育了温暖的人心。

哈里森总统有好斗倾向，这很让他的一些朋友担忧。与智利发生冲突时，智利官方对哈里森总统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言论，他被激怒了，战争一触即发，人们劝阻总统发动战争的努力一度显得很无力。我前往华盛顿，看看能否做些什么缓和这个好斗者的情绪，因为作为首届泛美大会成员之一，我与来自南美兄弟国的许多代表交情都不错。

非常幸运，我一到达华盛顿，就被总统邀请去散步。

我们谈得很投机，谈到他曾任命我作为代表参加泛美大会。我特意提到他在欢送南美代表的阅兵仪式上的讲话，他说阅兵不是为了显示武力，仅仅是出于敬意，他反倒希望能早早地撤销军队；他还保证说，作为共和国大家庭中的老大哥，无论出现什么争端，都会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但令我难过的是，如今他已经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竟会为了一点小摩擦，而以武力对智利虎视眈眈。

哈里森总统却说：“你是个纽约人，只考虑到生意和金钱，一点也不关心共和国的荣誉和尊严。”

“可是，总统先生，你得明白，一旦战争爆发，我将是从战争中获利最大的美国人之一。作为共和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战争将为我赢得数以百万计的财富。”

“哦，的确如此，我竟忘了你的情况。”

“总统先生，如果让我打架，我肯定会找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话虽如此，可也不能任由一个小国辱骂或凌辱你的国家，对吧？”

“我认为除了我自己没人能凌辱我。有无尊严从来只在自身。”

“现在情况特殊，我们的海员在沿海遭到袭击，有两人因此牺牲，难道你竟对此无动于衷吗？”总统问道。

“总统先生，如果美国的名誉仅仅因为海员酒后的争执就受到损害，那这样的名誉未免太廉价。再者，他们也不全是美国海员，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换做我，我会撤销那个船长的职务。因为在当地发生动乱期间，他竟然还允许自己的船员上岸。”

一直走到白宫大门前，我们的交谈才结束。

次日上午，我拜访了时任国务卿布莱恩先生。他紧握我的手说：“昨晚怎么不见你来？我夫人得知你在华盛顿时，就说：‘卡内基先生既然来了，怎么不一起过来？这里有个席位空着，就像给他预备的呢。’”

“布莱恩先生，幸好昨晚我没在您那里。”我跟他说了和总统的谈话。

“你说得对，”他说道，“不然，总统先生还以为咱们早就商量好的呢。”

正说着，西弗吉尼亚的埃尔金议员突然到访，他已经见过哈里森总统，得知了我与总统之间关于智利问题的交谈。他当即跟总统说：“总统先生，卡内基先生不像我，不可能如此直白地告诉您他的想法，无论如何，他都会有所保留。”

总统先生则回答道：“我敢保证，我没有看出哪怕丝毫的保留。”

与智利的争端终于得以解决，这多亏了布莱恩先生的和平政策，他不止一次使美国免于外交纠纷。他曾态度强硬地迫使总统做出让步，但若就此认为他“好斗”，恐怕美国民众不会轻易接受。

当时针对白令海峡的争端，布莱恩曾提出解决的方案，甚至提议英国和美国都在白令海峡派小型舰艇，且在任何一方的区域内，都拥有相同的权利停泊或禁止捕鱼——实际上就是联合警察部队。身为加拿大外长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在给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福特爵士的电报里，称赞布莱恩这一“英明的建议”。这是一种兄弟般的协定，它规定双方在对方的领域里也拥有相等的权利，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然而，政治家们的合作意愿尽管强烈，结果却往往不能实现。

果然，不久之后，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讲话中拒绝承认，这激怒了哈里森总统。总统决定拒绝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案，连布莱恩先生都支持总统，对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反悔而愤慨。我发现二人都极有可能放弃和谈了，便单独同布莱恩先生聊了聊，并解释说索尔兹伯里勋爵没有什么实权，在加拿大举国的抗议下，他反悔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加拿大与纽芬兰也存在争端，双方都希望自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说到底，索尔兹伯里勋爵已经尽心尽力了。布莱恩先生被我说服，总统最终也争取过来了。

在智利问题及白令海峡的纠纷上，布莱恩先生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风范。他冷静睿智、目光长远、判断准确，总是力图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在改善英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他的作用更是不容低估。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先生就“克莱顿—波尔沃条约”，同他人进行了一次唇枪舌剑。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说，他觉得布莱恩先生对他的祖国怀有敌意，他那些关于“克莱顿—波尔沃条约”的信件就是证据。布莱恩先生当场予以否认，回答说：“作为国务卿，我必然要处理与该条约相关的事务。在外交事务上，你们的外交大臣总是说你们的国王‘期望’什么；我们的国务卿则会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斗胆地希求’什么。因此，当你们发急件说你们的国王期望什么时，我就回复我们的总统‘期望’什么。”

“这么说，你承认改变了外交公函的性质？”质问步步紧逼。

他则像闪电一般做出回答：“并没什么不同。措辞的改动，只是为了像你们一样而已。如果你们使用‘斗胆地希求’，我们的总统将永远都会如此谦逊。而如果你们继续使用‘期望’，我们也只好如此回敬了。”

布莱恩先生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健谈者，他从不说一个不合时宜的词，连最挑剔的听众都无法指摘。他的反应则如闪电一般，大家都乐于同他交往，他也因此成全了一位卓越而稳重的总统。但有时他又显得保守，总是力求和平解决所有的国际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