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文史参考》的主编约我写一篇稿，写给一个已不在世的人，就选你吧，老布——我在第一时间就确定了，给布尔加科夫，写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

信，通常都写给亲近的人。布尔加科夫就是，这个被我称作老布的人让我感觉亲切。原因可以列举出一堆，比如他曾经是医生，后来弃医从文，当了记者、作家。而这些轨迹也正是我的轨迹，就像一个蹦跳着前行的孩子，正在把自己幼稚的足，沿途踏进长者宽大深邃的脚印里。

然而直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奇。我迫切地想知道一位作家是如何把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承受并忍受下来的，譬如绝了生计，譬如发表权的被褫夺。在布尔加科夫转行写作后的第七个年头，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不能面世，一个反革命的帽子被扣在头上之后，按理说作家就完蛋了，我想不出世间还有哪种苦难比这个更能击垮一个作家。

假如有的话，恐怕就是生活。连糊口都不得的布尔加科夫，再次提起了那支给他带来无尽灾难的笔，写了封信，收信人是斯大林。信中说，“求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助理导演职务，助理导演如果不行的话，配角演员也行，配角演员不行，那么剧务工人也行，如果都不行，那就请苏维埃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这封信不可思议地感动了收信人，布尔加科夫得到了一份助理导演的工作。这份收入微薄的工作最终保证他写完了自己想写的东西。在另一封同样是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老布展示了他的“狼性”——“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文艺旷野上唯一一匹文学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一种不可驯服的狼性。

写作者用来奉若圭臬的意识形态应该只有一种：自由。假如一位作家在写作时都做不到免于思维自由和书写自由的恐惧，那还是别干这一行了。这大抵就是老布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一九二六年，一群人闯进了布尔加科夫的书房，抄走了小说《狗心》的手稿和他的日记。十一年后，作家们被清洗被批判被打倒，巴别尔的肉体永远消失了，曼德尔斯塔姆的命被拿走了，连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都消失在莫斯科肃杀的风中。这场风最后波及了清洗他人的人，昨天还站在高台上批判布尔加科夫的人，今天就被打倒在台下。当有人命令老布加入这场荒谬的批判时，他说，“我不会去迫害以前的迫害者”。我想老布不是个圣人，他心里一定是有恨的，一个作家在被剥夺写作和发表的权利后，内心的愤怒是再正常不过的表达。然而撕咬同类是他不屑的，布尔加科夫更愿意把愤怒诉诸文字，借助魔王沃兰德之手，嘲弄荒谬的体制和卑劣的人性。借助飞翔在圣彼得堡上空的玛格丽特，展示一颗热爱自由的心。

布尔加科夫是靠一股不平之气活下来，并坚持把《大师和玛格丽特》写完的。他的力量汲取于果戈里和赫伯特·乔治·皮尔斯，后者给他指明了一条路，一条通过科幻或魔幻的手段书写现实的路，除了老布，扎米亚京与赫胥黎都是皮尔斯的受益者。果戈里则给了他更多，心灵上的，和现实上的。在他最潦倒的那段人生中，正是靠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填饱了肚子与脑子。果戈里甚至连自己的墓碑都慷慨地赐予了这个后辈——

布尔加科夫死后，他的遗孀叶莲娜找到了果戈里废弃的墓碑，刻上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名字。两代伟大的灵魂，一同不朽。

附：

致亲爱的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请允许我叫你老布，这个短促的称呼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恕冒昧，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你们俄罗斯人的名字太长了，想到在我幼年时，曾以背诵列宁的全名为荣。这是真的，尽管你未必喜欢那个名字，可我直到今天还能背得一字不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是不是完全正确？你，智慧的布尔加科夫，应该不会为一个中国人熟知列宁的名字而惊诧的，你一定知道你曾经生活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你而言是个灾难，对遥远的我们，也没什么分别。

我确信你还活着，这就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

厚颜无耻地说，我和你有很多的共同点，在这里我把这句话忐忑地说出来，不是要攀附一位大师，而是身处这个时代，的确有很多话要说，而你是最理想的倾诉对象，至少你不会隔着浩渺的时空送上嘲笑，还有就是你将为我保守秘密，你在人世的四十九年，已深知自由言说带来的恐惧。

就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不过对你而言或许算个好消息。一个叫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捷克人死了，自今日始，你又多了一个伙伴，他不光当过捷克第一任民选总统，还是位作家，相信在那个世界你们会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四十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这是哈维尔在一九九〇年的新年献辞，之所以把这段文字录于此，是为了能让你更清晰地了解这个“初来乍到”的伙计，你看，你和他是有共同点的，譬如你们终其一生都在跟谎言作战。

可对我来说，他的离去是一个生命的消逝。因此请允许我暂停这封信，我将敲下一行省略号，谨以此致哀。

……

我相信你会迎接他的，骑着沃兰德的天马，或者干脆骑一根玛格丽特的扫帚，掠过星空去迎接他，这是个配得上你庄重迎接的灵魂。祝你们聊得愉快，老布。

现在可以说说我和你的共同点了。跟年轻时的你一样，我也曾经是个医生，麻醉医生。曾有数不清的患者在我的人生中康复和死去，显然后者更能触动我。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我和我的同事抬着一具正在失去温度的尸体去停尸房，我无声息地哭了。因为我见证了这个人生前蓬勃的活力，因此他的死击中了我，那一刻有句话在我心里冲撞，那是约翰·堂恩说的，曾被海明威所引用，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异样的悲哀涌上来，那个人的死，就是我的某一部分的死。

如今回忆起来，或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离开的。不久后我就离开了供职的医院，但我并没有弃医从文，而是像当年你被邓尼金裹挟一样，我被生活的压力裹挟，开诊所、做生意，直至有一天赔了个精光。我敢打赌，那天的我，比你笔下的大师还绝望。但我的绝望是小市民式的绝望，我那时的理想只不过是能赚到一笔钱，一笔能买一套不大的房子的钱，把妻女安置其中。那是我第一次屈服于命运，我证明了我没有长着一颗做生意的脑袋。这个结果令我悲哀，一种直坠谷底的悲哀。

我和你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写作，如今我做着和你一样的事，写写字，并憧憬着有一天我的文字能传诸后世，就像你的作品一样，被一代一代的人阅读。但我知道，这有点不切实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抵达的目标。这是因为我和你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同，你可以忍受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却依然能毫无怨怼地写下去，哪怕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构建的文学大厦在人世矗立。

“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这是你说的话，在作品被禁止发表、剧作被禁止上演，甚至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时说的话。

看吧，这就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那些是我想要的，让自己更富有，更衣食无忧，更无拘无束地活着，以及写作。尽管我羞于承认，但必须承认，假如活在你的时代，前路看不到一点亮光，我想我会屈服的，屈服于能够让我的书稿出版的人，为达到目的，阉割自己的文字也不在乎。可你在乎，你从来没有答应过阉割自己的作品，代价是在你死后多年才问世。

这也是我写给你这封信的原因之一。在读过你的作品之后，一个疑窦在我身体里扎了下来，像一根刺。我不知道在那个无比黑暗的年月和无比黑暗的国度，你是如何挺下来的，并且保持了内心的自由，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据我所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未必比你所处的时代更残酷，但我所知道的作家，是含泪的、羡鬼的，他们奉旨写作丰衣足食，过着你难以想象的优渥生活。这个时代，更适合谄谀者生存，而非出产揣一腔良知的写作者之沃土。

或许这段话能提供一个答案，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你说——“在苏联我成了文学旷野上唯一的一匹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染了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

说真的你的话令我惊诧，但还惊诧不过斯大林收到这封信后的结果，“伟大领袖”居然没有勃然大怒，并随即将你肉体消灭，在那年月这绝对是一个奇迹。要知道你的同行，写《骑兵军》的巴别尔，只因为在作协会议上说了一些话就消失了，他说“知识分子适应逮捕就像适应气候一样，顺从得令人发指”，然后就被逮捕被枪决，至今尸骨无存，他的家人后代甚至不知道他被枪毙的确切日期。

老布，我是不是该因此感谢那个格鲁吉亚人了？否则我今天又怎么有机会阅读你的著作。

知道吗老布，除了你的作品，你的不合时宜的倔强是另一个让我喜欢你的原因。

当你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出版的权利、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工作时，你对斯大林说，“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这是我见过的最凄凉、同时也是最有硬度的“求职信”，“请以任何方式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除死无大事，当一个人连死都不畏惧的时候，当然就能承受所有的孤独与困苦，你就是在一个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的时代写成《大师和玛格丽特》的。

中国人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老布你恰恰就生活在那种时代。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不独作家，每一个普通人都是不需要写这种求职信的，人类不该屈服于任何其他的个体，只应该屈服于自己的内心。

好吧，其实我不必美化你，你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时你写了个叫《巴统》的东西，那里面的斯大林高大、伟岸，简直是正义的化身。然而依然被禁了，你是前苏的禁书之王。在这之前，帕斯捷尔纳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送给斯大林的颂诗，两位伟大作家不约而同地向权力垂下了高贵的头。不过多年以后你们被谅解了，甚至不需要去谅解，你和帕斯捷尔纳克留下的文字说明了一切，你们仍然保持了灵魂的高贵。

当曾经迫害你们的作协领导被批判时，你拒绝了邀请，“我不会去迫害迫害者。”你说。

还有你的幽默。

幽默是你的武器之一。一条狗在你的想象力之下变成了人，然后这条人形狗开始像人类一样邪恶，能说满口脏话，并参加了“革命”，担任了领导职务之后，又勾搭上了一位女打字员。最后告发了它的主人，把狗变成人的科学家。在匈牙利作家久尔吉的《一头会说话的猪》里，那头叫尤日的猪当了农场场长，追求起了农场女党委书记，求爱未果后告发并诬陷了后者——这篇小说我高度怀疑是对你的模仿与致敬。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你的想象力达到了极致。我一直好奇你安排撒旦降临莫斯科而非上帝，后来我隐约明白了，撒旦比上帝更适合这活儿。撒旦的魔术**了莫斯科公民们，当他们和她们抢穿华美的衣物时，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只有魔鬼干得出，当公民们走出剧场发现自己身上的华服消失，变得赤身**时，我对你的“狠”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对人性的解剖，犀利得令人嫉妒。

还有你为大师安排的结局，那正是你梦想的结局。大师摆脱了肉身，和深爱他的玛格丽特飞升天国，得到了心灵的永恒自由。这大抵是世间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结局。

因此我确信你还活着，活在我从未履足却终有一天将与你会合的世界。

你一定在那个世界写着什么。

再说说我从你这儿学到了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个世界飞舞着太多太锋利的刀，等着阉割所有它认为应该阉割的文字，而你告诉了我，不要怕那些狰狞的刀，只管想你的，写你的，他们可以囚禁你的肉体，却永远也发明不出一种可以囚禁你思维的监狱。

就此止笔。假如还要说点什么，那就是感激，你的一个中国读者对从你的文字中摄取养料后的感激。

你的中国读者：阿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