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们要讲老子颇受争议的一章了。

既然有麻烦，那就先把原文端出来再说。

原文是——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译文是——

古代善于行道的人，不是让人民聪明，而是让人民愚钝。

人民难于统治，是由于他们的智太多。如果以智治国，是国之祸；如果不以智治国，是国之福。

知晓这两点，也是一种范式。永远尊重这种范式，可叫“玄德”。又深又玄之德，与具体事物相反，却是达到大顺之德。

我早年初读这段论述时也曾吃惊。“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智治国，国之贼”这样的说法，明白提倡愚民政策，反对以智治国，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历史上不少统治施行过种种愚民政策，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便于统治。愚化，使人民失去了思考权、反问权、对比权、选择权、创新权，而且，不知道这种失去是“被剥夺”。那样，统治起来就太容易、太自由了。难道，老子为这种统治手法提供了最早的学理依据？

对此，我要为老子做一些辩护。

从老子所有的言论看，他是与民一体的。对民，他关切、担忧、维护，不可能让他们丧失智能而更受欺凌。对统治者，他虽然也会提建议、发警示、出点子，但基本立场不会站在他们一边。基于这个整体判断，我们可以对他“将以愚之”的“愚”和“以智治国”的“智”，做出更深入的解读了。

老子在这里所说的“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愚蠢和愚化，而主要是指淳朴。王弼注释道：“愚谓无知，守其真顺自然也。”反之，就是“多智巧诈”。河上公对“愚”的注释是：“使朴质不诈伪。”范应元的注释是：“使淳朴不散，智诈不生也。”

王弼所说的“巧诈”，河上公所说的“诈伪”，范应元所说的“智诈”，就是老子所说的“以智治国”的“智”。对这样的“智”，老子当然要反对了。

但是，老子说了，民众也有“智多”的时候，这是怎么回事？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回答道：“人民的智多，也是受了统治者的坏影响。”

这么说来，老子所说的“愚民”，主要也就是指“返朴”。这也就回到了老子坚守的大道主脉，因此他的语气也变得坚决。否则，如果仅仅泛论智愚，他不会说出“以智治国，国之贼”这样的重话。他在说“贼”的时候，脑子中浮现的，就是王弼、河上公他们所说的“巧诈”、“诈伪”、“智诈”，所以也就没有好话了。

老子希望，这个世界的民众应该淳朴、天真、安静，不要有那么多信息和知识，不要有那么多计谋和纷争，如果能够这样，即便愚钝一点也无妨。

在为老子做出以上辩护之后，我也不得不指出，这一章在表述上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与老子本人有关，有的是后世传播时产生的误读，但老子也有一点责任。我且说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老子为了追求“逆向因果”效应，喜欢把一些流行的概念倒转过来，都很精到，但是，在“愚”和“智”的倒转解释上，稍稍超出了应有的限度。这是因为，即便是在当时，要把“愚”解释为“淳朴”毕竟还要花一些力气，而且即使大家接受了这种解释，心里依然明白，这个字还有更多别的含义。对“智”也一样，当然可以把它引申为“智诈”之类，但这个字的正常含义依然存在。因此，肯定“愚”而否定“智”，在表述逻辑上粗糙了，过度了。

第二方面，老子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产生了“对象游移”。也就是，这是在对谁说？很容易产生误会。因为说了“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听起来是在说给统治者听，在为他们出主意。这一来，“愚民”也就成了一种“政策奉献”。其实，老子一上来就摆出的主语是“古之善为道者”，最后又归结到“玄德”，从头到尾都在说大道。但是中间又三次讲到“治”和“治国”，产生了主语更替，也就是“对象游移”。这就引起了后世的普遍错解，把大道话题变成了一种政策手段。

除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外，我还想进一步论述，老子的这些思想即使不受误解，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他的经历，是看了太多“智”和“学”上的伪诈现象，因此做出了激烈的判断。但是，在他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智”和“学”将会发挥强大的正面作用。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的“智者”、“学人”都是骗子，他自己就是杰出“智者”和“学人”的典范。由此可知，老子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保守得过分了。

老子的这种思维倾向，也反映了中华民族早期智者们的一种精神选择。由于老子的经典性，对后代有不少影响。后来的不少统治者虽然没有领悟老子的天地大道，却总是不断张扬“道统”，而贬斥智能，致使全社会创新精神减弱，发展动能疲顿。这是我们在研究老子时也需要正视的。

正因为这样，我在翻译这段文字时，也就不像某些好心的研究者那样，把“愚”直接转换成“朴”，把“智”直接转换成“诈”了。我觉得，对于老子的片面性和保守性，后人也不必用这种方法去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