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当我们带着无数疑团回溯曾经发生的故事，让我们感慨万千。一些故事内容仅只是当时人物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谣设的“佳作”，但留给后人的却是永远解不开的谜。
不懈地揭开历史人物的谜团，才是我们开启中国历史大门的惟一钥匙。看着先人的恩怨权夺，给历史留下无数谜底；想着皇权里的血迹斑斑，给我们足以反思人生：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人生除了名利权力还有生命更值得去珍惜。
1．秦始皇生父之谜：史家的谣传还是吕不韦的弥天大谎？
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异人还是吕不韦？在我们一贯的观点是：秦始皇为吕不韦所生。然而在现在的考证中，似乎又站不住脚，难道是史家的谣传，或是吕不韦的弥天大谎？
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无数个令人解不开的谜，有些到现在，还争论纷纷。我们以解剖历史，认识历史的唯物心态，去揭开历史的真面目。
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是众多的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今天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如是说：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于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固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于政。
要了解这件事，还得从吕不韦到邯郸经商说起。
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到赵国首都邯郸经商，路遇一位王孙，姓蠃，名叫异人——他就是子楚，子楚是他后来改的名。异人的祖父是秦国国王昭襄王，父亲是太子嬴柱。秦赵结盟，互派人质，异人被送到邯郸。不久，秦国撕毁盟约，出兵攻打赵国，赵国虽然没有杀死异人，但从此不再礼遇，异人生活窘困，形同乞丐。吕不韦到邯郸不久，就听人说起异人的情况。蓦然，他心头一亮：此人不正是一件奇货吗？他决定利用异人搞一次政治投机。
一天，吕不韦登门拜访异人。寒暄过后，吕不韦单刀直入：“鄙人能让你的门第高大起来。”
“哈哈……”异人笑了起来，“还是先去高大你自己的门第吧。”他有点看不起这个鬼头鬼脑的商人。
吕不韦也不恼，两眼盯着异人，说：“鄙人的门第需等您的门第高大了以后，才能高大起来。”
异人一听吕不韦话里有话，就把他拉到身边坐下。
“秦王老了，太子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日后谁能成为太子接班人，就看华阳夫人喜欢谁了。您兄弟20多人，您排行居中，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做人质。日后太子即位，您是没有条件与兄长们争夺太子之位的。”吕不韦娓娓道来。
对此，异人自然明白，他连能否活着回国都感到渺茫，对储君之位就不敢有非分之想了。他点点头，沮丧地说：“是的。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吕不韦道：“鄙人虽穷，但愿出千金去秦游说，让您成为储君。”
异人惊喜不已，叩首拜谢：“苟如是，愿与先生共有秦国。”
吕不韦等的就是这句话。
事后，吕不韦拿出500斤黄金给异人，让他在赵国活动；又拿出500斤黄金购买了大量的珍宝，自己带着，西去秦国。到了秦国都城咸阳，他登门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珍宝呈给华阳夫人，并让她捎话给华阳夫人：“异人聪睿，结交的都是天下英俊，他常对人讲：‘我的终身依靠就是夫人了，日夜都在思念夫人。每当想起夫人，不禁泪下。’”华阳夫人接了礼物，深为异人的孝心所感动。吕不韦闻讯，料定可以说动华阳夫人，他面授机宜，让华阳夫人的姐姐以她自己的身份出面，再去游说：“我听说，凭姿色而得宠的，年老色衰，就会失宠。夫人备受太子宠爱，可惜没有儿子，何不从别的妃子生的孩子中选一个贤孝的，立为您的儿子。这样，太子在，您可以富贵；太子不在了，收养的儿子即位，也不致失去权势。您现在一句话，就可以永保富贵。若不趁现在得宠时打好基础，待容颜衰退，想进一言，都没机会了。”华阳夫人点头称是。姐姐见状，亮出了吕不韦交给她的底牌：“异人孝顺，人也聪明，他知道自己排行居中，他的生母又不得宠，按说接班人没他的份。若您立他为嗣，他肯定感恩戴德，你一生富贵就无虞了。”这话虽是为了异人，但表面上却字字句句都是替华阳夫人着想。华阳夫人被说动了，答应劝说太子，立异人为嗣。
几天后，趁着嬴柱高兴，华阳夫人委婉地谈起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夸他贤明。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妾有幸列位后宫，可不幸无子。恳求殿下立异人为嗣，使妾有个依靠。”嬴柱一向对爱妃百依百顺，当即便答应了，怕华阳夫人不信，还刻了五符作为凭证。
吕不韦大喜，急忙赶回邯郸，告诉异人，异人更是欢天喜地。
吕不韦请异人到他在邯郸的家吃酒，异人欣然而往。
于是，便发生了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述的那一幕。
“大期”，《史记集解》援引徐广的解释，说是12个月。十月怀胎，如果那个孩子也是10月降生，异人又不是傻瓜，屈指一算，是吕不韦的种。如今12个月才出生，异人一算，那是吕不韦的妾来他这儿以后才怀上的，自然是他的种了。孩子是正月出生的，就取名叫“政”，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那个女人也有了一个名分——姬，因她是赵国人，人称“赵姬”。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他编写这部皇皇巨著，主要依据先秦以来的文献和档案两方面的文字材料。据《史记》研究专家考证，这两方面的材料至少在80种以上。对于各种材料，他也不是拿来就用，而是作了认真的考证，去伪存真。对此，他在《史记》开篇文章《五帝本纪》中，作了说明。他的《史记》，堪为实录。
郭沫若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左右。司马迁写《史记》，从公元前108年准备材料，公元前104年以后才动笔。
吕不韦死于公元前235年。司马迁写《史记》时，距吕不韦死才100多年。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司马迁有条件获得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史记》篇幅浩大，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计526500余字。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缺憾、错误在所难免。例如，《苏秦张仪列传》说苏秦与张仪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搞合纵，一个搞连横，苏秦先于张仪而死。然而，从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我们知道，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当张仪在秦国当权时，苏秦还是个年轻后生，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又过了二三十年，苏秦才死。
《史记》中有些事情是司马迁从民间收集的，夹杂着不少传说。这些传说经过民众的不断加工，与事实已相去甚远。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说，一天，一个叫刘媪的妇女在湖边休息，梦见与神人相遇。不久，雷电大作，刘媪的丈夫刘太公来寻妻子，看见妻子身上压着一条蛟龙。刘媪从此有了身孕，生下了儿子刘邦。现在江苏丰县城北2．5公里处的泡河之上，横卧着一座石桥，名“龙雾桥”，乡老指点说，那就是刘媪遇龙妊娠的地方。
那么，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之说，是不是也系民间传说？这也完全有可能。
于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成为一桩历史悬案，古往今来，围绕这个问题，人们打了不少笔墨官司。
司马迁是在被处以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史记》的。《史记》直言当朝天子汉武帝之过，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司马迁及其后人把《史记》秘不示人，直到武帝曾孙汉宣帝坐天下时，才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布于世。对《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吕不韦与秦始皇的父子关系，汉人深信不疑。
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个大史学家，他编写的皇皇120卷《汉书》，计80余万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中的武帝太初以前部分，多照抄《史记》，旧史家讥刺班固剽窃。但在抄袭过程中，对《史记》中的错误，班固也作了修正。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武安侯田蚶官拜丞相，权倾朝野，举行家宴时，自己坐在西方上席，让同母异父的哥哥王信坐在北边次席。这里，司马迁就搞错了，汉朝尚右，右为上，左为下。坐西朝东是上席，次席应是坐南朝北，不是司马迁说的坐北朝南。班固写《汉书·窦田灌韩传》，就改了过来。连这样细小的错误，班固都注意纠正，但对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样的大事，班固却认同司马迁的说法。他写过一篇《秦纪论》，文中竟把秦始皇叫做“吕政”，连始皇的姓都改回来了。
直到唐宋时期，人们对始皇的私生子身份还深信不疑。
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述的：
吕不韦娶邯郸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孕期年而生子政。《资治通鉴》的说法，既不同于司马迁，也异乎张匡：异人遇见赵姬，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向吕不韦索要。这点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同。但司马迁说，吕不韦不知赵姬有了身孕，开始还很生气，后来才忍痛割爱。而《资治通鉴》却说吕不韦已知道赵姬怀孕，异人一开口，他就来了个顺水推舟，只是把戏演得很逼真：先装作生气的样子，不想割爱，后来又极不情愿地让出。也就是说，吕不韦玩了一个诡计。从这一点上看，与张匡的说法接近，只是把吕不韦写得更加阴险。
《资治通鉴》中的这段文字，可以算作继司马迁、张匡之后的第三种“版本”。
司马光等人编写《资治通鉴》是极为严谨的，从搜集史料到全书定稿，分为编写丛目、长编和定稿几个步骤。丛目，就是长编的提纲。长编，就是《资治通鉴》的草稿，依照丛目顺序，把同一事项下的资料全部检出，相互参照比较，错综铨次，修饰文字，用大字写成正文；至于歧异不同的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并说明所以取舍的原因。长编要求宁繁勿略，要充分占有史料。最后对长编删削繁冗，考订异同，锤炼文字，写成定稿。
对于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这件事，《资治通鉴》既没有照抄司马迁的说法，也没有照搬张匡的观点，写出了“新意”。这种“新意”不可能是司马光等人杜撰的，想必是他们总结了前人的记述，采用了一种他们认为更接近史实的写法。王世贞说，吕不韦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到了明代，有人对《史记》的记载发生了怀疑。
第一个持怀疑论者，是王世贞。
王世贞，字元美，号风洲，又号龠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年方19岁，就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才学过人，是继李攀龙之后的文坛盟主，名盖海内，谁人若能得到他片言褒奖，便身价百倍。王世贞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在《读史后辨》一文中，他认为吕不韦为嬴政生父之说，是伪造的。造伪者，第一个可能是吕不韦本人，他编造这个谎言，目的是想长保富贵；第二个可能是吕不韦的门客，他们编造这个弥天大谎，目的是欲侮辱嬴政。
要理解王氏此说，吕不韦与嬴政的那一段恩怨，需交待一下。
秦昭襄王在他君临秦国第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病死，太子蠃柱即位，是为孝文王。蠃柱仅仅做了3天秦王，王位还没坐热，就一命归天了。异人接过大好河山，是为庄襄王。按照从前的约定，异人登基后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以兰田（今属陕西）12个县为食邑。异人也是个短命的国王，做了3年秦王就病死了。嬴政继承大位，年方13岁。吕不韦以“仲父”（即叔父）的身份，继续辅政。
岁月如梭。转眼间，嬴政长大成人，要举行冠礼了。
冠礼，就是成人礼。按照当时的礼制，男子到了20岁，举行冠礼。从此以后，他就是个成人了。作为国王，加冠之后就要亲领国政。吕不韦不愿交出权柄，嬴政的冠礼一拖再拖，过了21岁，还没举行，朝野议论纷纷。吕不韦怕惹起众怒，只好宣布第二年为嬴政加冠。
之所以定在第二年，是因为有几桩事，吕不韦要抢在嬴政加冠前办完。
最重要的一桩，是公布《吕氏春秋》一书。
这部由161篇论文构成的皇皇巨著，是吕不韦主编、他的门客分头编写的。这年的一天，吕不韦让人把《吕氏春秋》悬挂在咸阳的市门上，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谁知，挂了多日，竟无人能挑出一个错，指出一点不妥。这倒不是秦国没有才士，更不是《吕氏春秋》完美无瑕，东汉末的大学者高诱注释《吕氏春秋》，就指出11处错误。之所以没人敢去领那一堆黄澄澄的金子，主要还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势，没人敢出头。
吕不韦在向年轻的国王示威。他要告诉嬴政，他的权位是多么稳固、强大。
但是，这一手能否吓倒嬴政，他心中也没数。
正因为如此，他又炮制了他是嬴政生父的谎言，以便进一步稳定他的权位——如果王世贞之说成立的话。
第二年四月，嬴政加冠，亲政。
嬴政才能过人，权力欲极强，他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王，要把属于他的权力收回来。
吕不韦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没有什么表示，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坐以待变。因为他知道，另一个人肯定会有大的动作。
这个人就是“大阴人”嫪毐。
自从异人死后，赵姬就独守空房。她还年轻，人又**，耐不住寂寞，就与吕不韦重续前缘。吕不韦担心让嬴政发现，就找了“大阴人”嫪毐，拔去他的胡子，谎言已将他的外**割了，把他送进宫中，侍奉赵姬。嫪毐**功夫高，深得赵姬欢心。嫪毐这个假太监胆子忒大，竟让赵姬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嬴政加冠，亲政，嫪毐寝食不安，担心嬴政找他算账，思前想后，终于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先下手除掉嬴政，立他和赵姬生的儿子为王。
参与叛乱的，有嫪毐的心腹20多人。他们当中，有朝廷重臣卫尉、内史等。
嬴政毅然发兵镇压，嫪毐兵败被杀，他的势力被全部剪除。
在嫪毐叛乱过程中，吕不韦的行止是一个谜。
郭沫若说，奉嬴政之命统兵镇压叛乱的昌平君、昌文君中的“昌文君”就是吕不韦。在金文中，“吕不韦”与“昌文君”写法相近，“昌文君”是“吕不韦”三字的讹误。但是，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编号为M11的秦墓出土的竹简《编年纪》上，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下记有：“四月，□文君死。”竹简整理者认为，被时光磨损了的那个字，应是“昌”。此时，吕不韦已死13年，断不会死而复活，再死一次。
很有可能，吕不韦在坐山观虎斗。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嬴政彻底剪除了嫪毐的势力后，就回头收拾吕不韦。第二年，嬴政下令褫夺吕不韦的相国官位。不久，又把他流放蜀地。吕不韦知道，自己的人生旅途已到了终点，饮鸩自杀。
吕不韦的门客不是被免爵流放，就是被驱逐出秦国。
为了发泄怒气，门客们编造了吕不韦为嬴政生父的故事——这是王世贞第二个推测的背景。
王世贞乃学界巨擘，一言九鼎，他的观点一亮出来，从者如流。
在王世贞的“怀疑论”影响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
洪亮吉提出，赵姬不是嬴政生母。
这位出生于阳湖（今江苏常州）的乾隆朝进士，一生官位不显，但著作等身，尤精于中国历史与地理沿革。他认为，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有一位明媒正娶的夫人，后来看上了吕不韦的妾，讨了过来。《史记》说的赵姬，是异人的原配夫人，不是吕不韦转手送给异人的那个女人。
梁玉绳则对“大期”二字提出质疑。
祖籍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的梁玉绳，家世显贵却淡于功名，潜心学术，对《史记》、《汉书》研究尤为专精，积20年之功，撰成《史记志疑》36卷。他援引《左传》僖公十七年疏，说“大期”就是10个月，不是12个月。司马迁特地写明嬴政“大期”而生，旨在别嫌明疑，告诉人们，嬴政出生的月份是正常的，不是民间传说的12个月才出生。后人误读《史记》，没弄清司马迁的本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越来越受人怀疑。其结果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吕不韦为了政治利益，为了能够控制秦始皇，把与嬴政的关系通过门客散布出来，其目的是用以暗示秦始皇，使他将吕认作亲父，以便永保富贵。
这就是真正的政治。一旦当政治中的某个重要人物想做出维护自己私利的事情，又不敢于公布于众时，他的最佳手段就是用似真似假的谎言把当说出来或隐瞒起来。
2．隋文帝“惧内”成就一代英名？
“惧内”是现代人开玩笑时常用的词儿，是指男人对自己的老婆畏惧、顺从的意思。在中国封建统治时期，夫权色彩极为浓重，女人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可言，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当时，男人就是一家之主，是说一不二的，所以也极少有“惧内”的男人。而隋文帝杨坚作为大隋朝的开国皇帝，天子威严至高无上，挥挥手，便能集起千军万马，跺跺脚，天下也要为之颤抖，他怎么会畏惧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呢？这的确有些蹊跷。
要知谜底，请翻开历史……
隋文帝杨坚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其父曾是东汉太尉。他自14岁起就开始了做官生涯，先是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等职，后又因当时的执政者宇文泰的赏识，迁升为骠骑大将军等要职。19岁时，又迁为随州刺史，可谓少年气盛，才华清奇。隋文帝相貌清奇，气宇轩昂，加之政绩斐然，很快便被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看上了，独孤信认识到在这个动**年代，杨坚肯定会出人头地，于是便把自己14岁的女儿独孤氏嫁给了杨坚。杨坚一生的转折与机遇在这个时刻出现了。独孤信是朝廷重臣，而且他的大女儿是周明帝的皇后，杨坚与独孤一家攀上关系，自然会沾不少光。没几年的光景，杨坚便得了随国公的爵号，后又进封柱国，政治前程一片光明。
在杨坚越发被皇帝重用、其政治才能越发显露时期，他的妻子独孤氏也极为活跃。独孤氏性情内敛，饱读诗书，又出身于高官之家，故而颇有政治见解。每天杨坚下朝归来，都要与妻子谈一谈当天君臣的具体行为，独孤氏则常有精辟的分析和恰当的建议，杨坚越发佩服妻子的眼光与见识。后来，又是独孤氏一手操办了女儿的婚事，把女儿嫁给了周武帝的儿子宇文赞为妻。当时，杨坚对此颇有微辞，理由是女儿比女婿大，而且其子生性玩劣，整日只知拈花惹草，不学无术。而独孤氏却一针见血地道：“宇文赞身上流的是皇室血脉，仅这一点便足矣。”事实验证了独孤氏的选择是明智的，当周武帝死后，果然是宇文赞承继了皇位，为周宣帝，杨坚的女儿被封为皇后。杨坚也借此一跃成为上柱国、大司马，后又疾升为大前疑（相当于丞相），在皇帝外出时，由他主持日常政务。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坚并没有满足。他与妻子看到周宣帝整日耽于声色，不理朝政，而皇室宗亲们却拥兵自重，夫妻二人预感到一场时局动**将要来临，周宣帝恐无力保住江山，也无力保住他们，于是便开始悄然结党，准备积蓄力量，将周取而代之。方案一定，独孤氏便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她布衣钗裙，今天上东家唠家常，明天去西家贺婚嫁，不多时日，一些有能力、有才华的大臣们便都汇聚到了杨坚的周围。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周宣帝因纵欲无度，早早而亡，幼帝年纪尚小，杨坚在担当了一段辅助大臣后，自己称帝了，定国号为隋，以长安为都，这一年他40岁。
隋文帝这个帝王称号不是世袭承继来的，也不是冲锋陷阵打下来的，而是在政途中渐次升迁，最后由一班党羽扶佐抢下来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隋文帝越发感到独孤氏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越发敬重自己的皇后独孤氏了。隋文帝躺在龙榻上，曾经深情地对独孤氏说过：“大隋朝的建立虽没用一枪一弹，但这其中却有皇后的无数心血，朕这一生永远敬重你，不会再近其他女人。”在每天上朝时，隋文帝都是与独孤氏同乘一驾龙辇至大殿门口，而后再由独孤氏目送入殿。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皇帝、皇后伉俪情深的场面，被人们传为了佳话，并称之为“二圣”。
随着隋文帝稳固了初建的大隋朝局势后，独孤氏也老了，皮肤松弛了，体态臃肿了，她对夫妻二人的情感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独孤氏把宫里的镜子打碎，发誓再也不看镜中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了。其实，在中国历代君王中，隋文帝可称得上是一位不近女色的专情君王了，他共有5个儿子，全是皇后独孤氏一人所生，宫里的那一大群嫔妃，都是为壮皇家气势的摆设，隋文帝很少染指。独孤氏天天在隋文帝耳边告诫：“皇上可谓史上最为专注政务的伟大君王，千万别为了几个女人坏了声誉。”
可隋文帝也是人，是个血气方刚的壮年汉子，面对宫中的万千佳丽，怎么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刚称帝时，政务太多顾不上，后来呢？又怕伤了独孤氏的心，对皇后又敬又畏的心理让隋文帝真正成了坐怀不乱了。当然有时不免也会有些意外。
有一天，隋文帝酒后小歇时，恰逢尉迟迥的孙女从面前走过，二八芳华的尉迟氏蛮腰摆柳，仪态万千，隋文帝不免心有所动，冲动之下，一把抱住了尉迟氏，做了一番云雨之事。事毕，隋文帝从尉迟氏的曲意奉迎和千娇百媚中，才感到自己与独孤氏这几十年的生活是多么的乏味。独孤氏一向以功臣自居，在隋文帝面前从未有过恭卑，年纪大了，自然也不能让隋文帝心如脱兔般冲动了。隋文帝心中暗下决心，要遍尝宫中美色。谁料想，这边巫山相会，那边早已妒火中烧，待隋文帝上朝后，独孤氏便遣人将尉迟氏乱棍打死了！隋文帝听闻后，自知擅越了“规矩”，便没敢发作。奇怪的是，隋文帝在与其他嫔妃相处时，竟无人敢与之亲热，怕落个尉迟氏的下场。隋文帝也只能在心里暗暗生气，慨叹自己还不如一介百姓，百姓都可以三妻四妾，自己堂堂的一国之君，却只能与独孤老太婆苦守。
隋文帝的后宫中，曾有一位倾城倾国的宣华夫人，据史书记载，这位宣华夫人有沉鱼落雁的容姿，但隋文帝只能在独孤氏死后，才敢一亲芳泽，可谓畏之深矣。其实，隋文帝对独孤氏的敬畏不仅表现在这一方面，在料理国家政务时，隋文帝任免大臣、奖罚官吏等，都要与独孤氏商量，而独孤氏虽然嫉妒心强，但在辅佐隋文帝处理政务时，却颇为公允、明智，这也是隋文帝佩服她的地方。
隋文帝虽然难免在历史上写下自己尴尬的“惧内”名声，但也还是有了独孤氏的帮衬，才使他坐稳了江山，成就了英名，他还是应该感激这位自己又怕又敬的结发妻的。
其实，按李宗吾厚黑学观点来说，“惧内”的男人是最有出息，而且还说孔圣人还“惧内”呢？说此话来自于孔圣人自己言语：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拒此推之，孔圣人是怕老婆的。当然这里只是笑谈，但在中外历史中，惧内的名人还真的不少，著名的智者苏格拉底，就是怕老婆怕出名来了，还美名其曰：怕老婆的人成不了教育家就能成为哲学家。还有美国的伟大总统林肯，被家里的悍妇折腾得一无是处。
不管惧内是否能成为教育家还是哲学家，从隋文帝“惧内”来看，确实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王朝——隋王朝，一世英名，原来是“惧内”得来，也真来之不易。所以说，怕老婆不是什么坏事，大男子主义不要太重，现在天天说男女平等，妇女半边天，而真正能平等对待女人的又有多少。所以强调，多怕怕老婆，没有坏处。
3．玄武门兵变：是蓄意谋杀还是临时应变？
公元626年7月2日，大唐皇宫玄武门内，刀光剑影，大动干戈，秦王李世民发动了政变，杀了长兄建成、四弟元吉以及他们全家，史称“玄武门之变”。这场骨肉相残的凶杀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是临时应变，还是蓄意预谋？它的后果怎样？历史学家们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
据历史记载：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互相倾轧，素来不和，他们的父亲唐高祖李渊对此也无可奈何。
这一年夏天，突厥率兵南下，屯驻河套之南，围城。李渊派四子齐王元吉为帅，率兵迎敌。元吉同建成商量，准备先向父王李渊要求，从秦王府中调出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及部分精兵随军作战，以削弱秦王的实力，然后在饯行宴会上杀死李世民。
这一消息，被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密探王某得知，立即报告了李世民。
李世民大惊，急召心腹密议，他假惺惺地长叹道：
“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尽管已经危在旦夕，但我还是不想率先发难。”
房玄龄等人说：“事情已迫在眉睫，你却泰然处之，纵使你不爱惜生命，也应该替宗庙社稷想想，如果你不听我的忠告，我宁愿逃窜亡命于草莽沼泽，也不愿意在这里坐以待毙。”
李世民仍然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叫人占卜，等测测凶吉再说。张公谨一把夺过占卜用的龟甲，摔在地上，嚷道：
“占卜是用来决疑的，现在事情明明白白，没疑可言，还用它来占卜什么？如果卜之不吉，难道就此罢休不成？”
第二天凌晨，李世民同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率兵埋伏于玄武门内，把守玄武门的主将常何等人早已为李世民收买。
天一亮，建成、元吉常临朝参谒父王。走到临湖殿，就觉得气氛异常，当即拨转马头，准备罢朝回府。
李世明见状，立即带领着一彪人马窜出，一面吆喝，一面狂奔而来，李建成来不及躲避，就被李世民一箭射死。元吉见杀机已起，情况危急，立即张弓搭射进行还击。三射不中，自己反中射落马，就带伤向李渊早朝的武德殿逃窜，不料被尉迟敬德又一箭射中，当即身亡。
玄武门外，东宫和齐王府劲将冯立、薜万彻等率精兵两千，直奔宫门救难。这时，李世民的心腹张公谨急中生智，死死地关闭住玄武门，授军无法攻入门内。薜万彻改弦易辙，带兵向秦王府进军，此时，尉迟敬德提着建成、元吉首级赶到。东宫和齐五府兵马见主人已死，无心恋战，顿时溃散逃亡。
李世民趁势进击，斩草除根，把李建成的5个儿子和李元吉的5个儿子一并诛杀，并且取消了他们的宗籍。
玄武门之变在腥风血雨中结束。
先发制人，还是蓄意谋杀？
一般认为，玄武门之变虽然是李世民发动的，但他只是被逼无奈，只好铤而走险，来它个先发制人。
《资治通鉴》武德五年载：“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其倾轧行迹见于史书者有：
武德七年六月，趁李渊率领文武百官到仁智宫（陕西宜君县内）避暑，李建成留守长安之机，联络庆州都督杨文干，叫他带兵入京发动兵变，企图武力除掉李世民。事情泄露之后，李建成曾受到李渊的责罚和押管。
同年七月，李渊“校猎城南”，叫三个儿子比赛骑马射箭。李建成把一匹“喜蹶”的劣马叫李世民骑，那劣马连蹶三次，李世民三次都跳离马背，幸免于难。
最严重的是：武德九年六月初，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由淮南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此外，建成还不断地对李世民的部下做分化瓦解工作。他曾利用官爵和金帛去收买张亮、尉迟敬德、段志玄等秦府骁将，没有成功；又派人刺杀尉迟敬德，也没有得手；后来又通过高祖将李世民的大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不许私谒秦王。
相反的，据有关史书记载，李渊曾多次要立李世民为太子，世民皆固辞不受。
《资治通鉴》武德五年载：“上（李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立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
不过，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当房宫龄等人奉命纂《国史》、编《实录》之时，对于失败的建成、元吉，绝不乏栽赃诬陷之术，而对于胜利了的秦王李世民，虚夸粉饰，更是在所难免的了。
不过，字里行间，乃有许多预谋夺权的蛛丝马迹。
武德四年，李世民曾拜访一位名叫远知的道士，那道士说：你将做太平天子，应自惜。李世民听了，不仅自鸣得意，而且寐寤不忘。
平定窦建德、王世充后，统一局势明朗，李世民设天策府以养死士，开文学馆以纳贤才，常常同他们研讨经义，纵论得失，直到深更半夜，俨然是一派帝王气象了。如果不是想纂位夺权，何至如此？以至于当时的大臣封伦不得不进言：“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子所。”此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李世民一方面固辞“太子”之封以退为进，另一方面却私结死党，为兵变作了周密的准备。比如，以孝事高祖为名，派妻子长孙氏入宫“以存内助”；收买东宫率更丞王某以为内奸；私结玄武门主将常何以控宫廷。到了兵变之日，一呼百应，建成、元吉已成瓮中之鳖了。
陈寅恪先生说：“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夺嫡纂位，这才是“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和实质。
正合父意，还是违反父意？
“玄武门兵变”得手之后，秦王李世民马上派尉迟敬德带兵冲入父王李渊的殿堂。
李渊大吃一惊，问：“今天发难的是谁？你带兵到此何干？”
尉迟敬德堂而皇之地说：“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蓄谋作乱，秦王已举兵诛之，恐怕惊动了陛下，所以派小臣率部前来宿卫。”
李渊听了，顿时两眼发直，两腿发软，瘫坐在那里发怵。
大臣萧璃、陈叔述等人进言道：
“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高祖连忙顺水推舟地说：
“当初晋阳起兵，建成、元吉本不曾参与策划，事后又无大功，却常常嫉恨秦王的功德，共同策动叛乱，今日之事，是他们罪有应得。秦王诛凶除逆，功盖宇宙。让世民执掌国政，本来就是我的夙愿啊！”
高祖连忙亲下诏书，叫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不再为主人争仇泄愤，各路军马都由秦王指挥。
当然，这只是高祖的应变之术，而不是他的由衷之言。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立嫡以长”的观念，他始终不曾动摇过。比如，起义之初，令建成统领左三统军，令世民统领右三统军。进封唐王后，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则为秦公。唐王朝建立时，毫不犹豫地立李建成为太子。对李世民常有的专权犯上的行为，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他曾直呼太宗的小名，对大臣裴寂说：
“这小子带兵久了，在外独断专行，都是那些读书汉教坏的，不再是我原来的儿子了。”
直到兵变前夕，他看到他们弟兄已成水火之势，他的最后的安排仍然是，让建成在关中接替皇位，让李世民到东都洛阳，准许他建天子旌旗，掌管半壁江山，但只能做个不登位的皇帝。这件事，一方面由于李世民不愿意离开政治中心，从而失去夺取最高皇位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由于李建成担心纵虎归山，终成后患，而没有执行。
只有一次，就是李建成策动杨文干起事的时候，李渊曾经改变过主意。他派李世民征讨杨文干时，曾对他说：
“你回来后，我立你为太子。当然，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诛杀骨肉，我将把建成封为蜀王，那里地方偏远狭窄，容易控制，如果他不听你的，收取他比较容易。”
世民走后，由于大臣和嫔妃的劝说，李渊立即改变了主意，为了掩人耳目，只是找了几只替罪羊，把东宫的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和秦王府的天策兵曹杜淹一并出贬了事。
可见，李世民发动兵变，残伤骨肉，是违反父意的。
作为这次兵变的余波是：二个月之后，李渊下诏传位于李世民。他被徙居太安宫（弘义宫），不情不愿地当了太上皇。
从此，李渊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直到贞观8年，他才在一次宴请西突厥使者的宴会上露面。
贞观9年，他郁郁而逝。
尽管唐太宗的笔杆子们为该场“兵变”极尽雕琢粉饰之能事，但后代的史学家们从封建伦理的立场出发，对李世民的行为多有讥评。司马光和范祖禹认为：建成李渊所立，是父之统也，世民杀他而自立，是无君无父的行径。清王夫之更是认为：“太宗执弓以射杀其兄，急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李世民的行为，也是有亏于道德的。
然而，由于李世民的抢班夺权，唐王朝迎来了一个“贞观盛世”。由于他知人善任，锐意政治改革，轻徭薄赋，发展文化，给战乱的中国开启了一个民殷财阜、国泰民安的局面。从这点来看，李世民的兵变仍然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
这也是封建政治的一个表现，为了达到权力的目的，李世民可不管“本是同根生”，只顾相煎可要急。兄弟骨肉，阻挡他路的也得死，更何况他人，这就是政治权力的残酷无情。
4．“狸猫换太子”是真的吗？
前些年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里的“狸猫换太子”一出包公戏，把宋仁宗生母之谜渲染得充满了奇情异彩，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今仍然在舞台上震撼人心。难道真有狸猫换太子一说，宋仁宗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切的一切，让后人神乎又神。
在电视剧里曾有这样的实景：
包公外出巡察，突然，一阵怪风吹落了他的乌纱帽。
“咄！咄！咄！好大的胆！”
“谁呀？”王朝、马汉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道这位铁面无私的爷爷说的是谁。
“与我把它抓来！”包公发话了。
他们赶紧把眼睛在四周溜了一圈，然后耷拉着脑袋回话：“抓谁呀，相爷？”“落帽风。”“启禀相爷，这落帽风叫我们怎么去抓？”
包公脸色一沉。“抓谁是我的事，怎生去抓是你们的事。少废话，还不快快去抓！”
王朝、马汉傻子眼。好在是这阵怪风还未停息，包老先生的纱帽依然随着风势，嘀嘀溜溜地向前滚动，一直滚到了一座破窑门前。
窑中住着一位老妇，双目失明，她听说来的是当朝龙图阁学士、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时，双泪直流，悲切切地叫了一声“包卿”。现在，轮到包公傻眼了，这“包卿”二字，除了皇帝老子，或者皇帝老子的老子之外，岂是这民间的乡下贫妇叫得的？经过包公细心地询问、推求，才知道她就是当今天子宋仁宗的母亲。
原来她曾是宋真宗深宫后院的一普通的宫女。由于受到宋真宗的宠幸，后来被封为才人、婉仪。她怀孕了，曾经又惊又喜，因为“母以子贵”，宋真宗已经二十好几，虽有三宫六院，但还没有子嗣，谁要是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岂不是可以平步青云了吗？
十月怀孕之后，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李婉仪在昏迷中听到了一阵阵窃窃私语，尽管模糊不清，她还是听到了两个珍贵的字眼：儿子，儿子，儿子！
她怀着幸福的憧憬入睡了。哪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噩耗呢？
原来，她的儿子被没有生育的刘德妃派人抱走，给她留下一条剥了皮的狸猫，等到真宗皇帝兴冲冲地前来，看到的却是一条半人半兽的血淋淋的一团，而且是死的。
生下了一头怪物的李婉仪理所当然地被打入了冷宫，不曾怀孕的刘德妃却成了宋仁宗的生母。刘德妃当然想杀人灭口，李婉仪在另一位好心宫女的帮助下，逃出了深宫。一位好心的后生把她认作干娘，她隐姓埋名，和她的干儿子相依为命，在这破旧的寒窑里，一住就是整整二十年……
包公把她带回京城，设计使仁宗认母，真相大白，坏人受到惩处，可怜的李婉仪——后来被封为李宸妃，终于等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然而，事实上的李宸妃并没有母子相认的这种幸运。宋代宫廷流传的却是另一则传说。
宋真宗最宠爱的妃子是刘德妃。
刘德妃从小死去了父亲，是舅父母把她抚养成人。长到十五岁，如花似玉的刘德妃曾以“播鼓”——花梢的击鼓为表兄的商业招揽顾客。
这事儿惊动了刚刚成年的太子赵恒，他见她千娇百媚，便把她纳入了王宫。这事儿虽说受到了他父亲太宗的训斥，但几年之后，赵恒坐了皇位，死去了的父亲却无法阻止他再度把她接入宫廷。刘德妃青云直上，先封“美人”，再封“婉仪”，再封“德妃”，一切都如愿以偿。遗憾的只是她膝下没有子嗣。
那是一个“母以子贵”的时代，郭皇后正好去世，后宫的最高席位——皇后，正等待它的竞争者。谁要是为皇帝老子生下一子，就无异于在这场无言的竞争中拔了头筹。尽管刘德妃用尽了心计，同皇帝情款意恰，佳期独占，但那平整的小腹依然没有动静。她知道，如果杨淑妃、沈才人一旦占先，她的皇后梦就将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
她身边有一个侍女，姓李，看着她那含苞欲放、楚楚动人的样子，一条妙计突然闪现在她的心头：借腹怀胎。
对，就是借腹怀胎。
她着意地打扮这个李姓的小宫女，让她引起宋真宗的注意。她知道：天下的男子大都是见好爱好的孬种，哪有不吃鱼的猫？哪有不上钩的鱼？不久，她怀孕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刘德妃也装做怀孕了，肚子也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对于皇帝来说，这真是双喜临门。不过那宫女怀的是真胎，刘德妃怀的是假胎。
十月之后，“两个”龙种先后呱呱落地。正如上面所说的，李姓宫女生下的是个“狸猫”一样的怪胎，刘德妃生下的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皇儿——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李氏被当作怪物，打入冷宫，最后在高高的宫墙内寂寞的死去。
有了皇子的刘德妃可真是如鱼得水，不久，赵祯被立为太子，刘德妃理所当然地晋升为皇后。有大臣认为她出身微贱，少小时曾临街播鼓卖艺，不足以母仪天下。
宋真宗急切切地发话了：
“德妃之父刘通，曾任嘉州刺史、虎捷都指挥使，虽说去世得早，但她总还是宫宦家的后裔，缘何说她出身微贱？至于早年临街播鼓，并非卖艺，而是为表兄长繁荣商业。一个弱女子，身处逆境，竟能沽身自好，戮力自强，怎么不可以母仪天下？”
停了片刻，他又说：
“况且，刘妃为我生一贵子，使我赵宋江山后继有人，此乃大功一桩。千古以来，都是‘母以子贵’，我意已决，你等不必多言。”
就这样，刘德妃使用了移花接木、借腹怀胎之计，登上了皇后宝座。
《宋史》本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中国史家传统，平实地记载了李宸妃平凡的一生。为仁宗生母之谜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宸妃姓李，原本是刘德妃的侍儿，她生得花容月貌，却是庄重少言，她的进幸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等到怀孕后，与其说是喜坏了宋真宗，倒不如说是喜坏了刘德妃。刘德妃当时已被立为皇后，膝下无子，经过宋真宗同意，把襁褓中的宋仁宗赵祯立为己子，为了假戏成真，掩人耳目，她把仁宗从他母亲的怀抱里夺走，交给了淑妃抚育，这样，宋仁宗同他的母亲虽说同居一宫，却是母不认子，子不认母，活活地割断了他们间的血肉联系。
为了报答李氏的信守诺言和甘耐寂寞，她先后被封为“才人”和“婉仪”。
1022年，真宗去世，11岁的太子赵祯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刘皇后又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太后，亲自辅政，掌管军国大权。李婉仪默默地处在先朝嫔妃之列，不敢有一点母以子贵的表现。其他人因畏惧刘太后的威势，也不敢向幼小的仁宗道明真相。而仁宗，则只知道他的身边有疼爱他的“大娘娘”、“小娘娘”，同她们感情融洽，向她们竭尽孝道，而不知有其他。
天圣年（1031），仁宗生母李婉仪病危，刘太后晋升她为“宸妃”，明道元年（1032）宸妃去世，享年46岁。
此时的刘太后，还不想让仁宗明白真相，准备用普通宫人的礼仪来安葬她，当朝宰相吕夷简进奏说：
“李宸妃的丧仪应在皇仪殿举行，须用一品仪殡葬于洪福寺。”
刘太后唯恐仁宗听出破绽，连忙把仁宗支开，然后回到帘下，不高兴地说：
“后宫之事，难道也该宰相管辖？”
“只要是皇室之事，都有关国家安危，微臣敢不关心？”
刘太后发怒了：
“一宫人死，你竟敢提出厚葬，是不是想离间我母子的感情？”
“不敢。”吕夷简不卑不亢地说，“太后如果念及刘氏后代的安危，则丧礼以从厚为宜。”
刘太后是何等精明之人，吕夷简一语中的，刘太后也顿时醒悟：一旦自己死去，仁宗得知了实情，痛感自己生身的母亲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一定会怨恨自己，并迁怒于刘氏的后裔，她立即谢了宰相，吩咐以一品礼安葬宸妃。
吕夷简又暗中吩咐内侍押斑罗崇勋，给李宸妃着皇后装成殄，并使用水银宝棺，以保持尸体永远新鲜，刘太后也一一依允。丧礼举行得格外隆重，众宫女恸哭致哀，送葬队伍竟“繁华辉焕，蜿蜒三十余里”。
1033年，65岁的刘太后也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历程。临终时，她留下遗诏：“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重事。”
这可激怒了一班元老重臣。
御史中丞蔡齐说：“皇上已成年，岂能让女后相继听政。”
仁宗的叔父八大王元俨说：“太后是皇帝亲母的名号，连亲母都不曾尊崇，哪能尊崇那么多的养母？可怜的李宸妃，生了陛下，不仅生前不能与陛下相认，连死也死得不明不白！”
仁宗惶惑了，他问吕夷简，吕夷简证实了元俨的说法。震惊，悲痛，愤恨！他身为天子，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身为人子，不能孝敬自己的生母一天，让母亲含恨而死。他号啕大哭，下哀痛之诏自责，并派兵包围了刘太后娘亲的府第。
处事公道的吕夷简进谏说：“太后虽有不义之举，但以皇后礼仪厚葬宸妃，表明她已有自悔之心；刘、杨虽非生母，但对陛下仍有抚育之情，不可或忘。”
仁宗决定重葬他的生母，尊宸妃为皇后，谥章懿，亲临殡仪之所祭告。待开棺考察之时，李宸妃安详恬静，栩栩欲生，身着皇后礼服，没有鸩杀、残害或者虐待的迹象，这时仁宗才下令解除对刘姓戚属的包围，在焚香泣告生母李太后的同时，也祭奠了养母刘太后。
为了弥补他对亲生母亲的愧疚之情，他把李太后的弟弟李用和一再擢升，又将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至此，仁宗生母之谜已经结束。可以肯定的是：包公与李宸妃的平反昭雪毫无关系；李宸妃也不曾流落民间。至于刘德妃把仁宗收为己子，是使用的狸猫换太子手法，使用的移花接木手法，还是正当的过继承嗣，则永远是一个谜。
至于李宸妃在亲生儿子即位之后，长达9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三缄其口，不置一词，致使仁宗为不能在生前认母抱恨终生，则更是一个不可释解的谜中之谜了。
可见，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很有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宫廷的竞争残忍，与现在的商战之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5．雍正皇帝为吕四娘所杀还是自然死亡？
在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的清西陵内，有座规模庞大的陵墓，里面埋葬的是清帝入关后的第三位君主，即清世宗雍正皇帝。公元1735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雍正猝死于京郊离宫圆明园的九州清宴殿内，终年五十八岁。雍正平时的身体十分健康，又非年高衰亡，因此，这位盛年之期的皇帝突然驾崩，难免使人产生种种猜测：他是怎么死的？
首先传出的是雍正被刺身亡。世宗刚一辞世，京师内外即说他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据《清朝野史大观·世宗宴驾之异闻》载：“世宗暴崩，传闻异辞。有谓被刺者，其说也非无据。当时（吕）留良孙女某，为祖父报仇，入宫行刺……”
这里说的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名光纶，字庄生、用晦等，自号晚村，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明朝亡时，他曾散财结客，意在复兴，事败后家居课徒，仍做着推翻满清皇帝的准备，不幸以病而终。他一生写了《吕晚村文集》、《东庄吟稿》等著作，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吕留良去世之后，湖南人曾静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派门徒张熙专程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详细列举了雍正帝的十大罪状，劝其举义反清，不料策反未成反被岳钟琪拿获，雍正闻讯自然要严厉查究。曾静供称是受吕留良著作的影响才萌生异志，雍正刨根问底，决心铲除这一祸源。结果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被剖棺裁尸，曾静、张熙和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皆被枭首示众。吕家其余男子远戍关外宁古塔流放，所有女眷则变卖为奴，连其门生等也受到追究，酿成了“株连十族”的文字大狱。雍正本人为此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专门反驳吕留良的学说和曾静等人对他的攻击，这就是清代极其有名的曾静吕留良案。据说，此案在捕人之时，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不在家中，幸免于难。此女矢志为家人报仇雪恨，非要亲手杀死雍正皇帝不可。为此，她隐姓埋名，入山拜一老尼为师，学得一身精湛武功，与著名武林高手甘风池等人并称“八大侠”。后来，吕四娘乔装为宫女，潜入圆明园内，手刃了雍正皇帝，并割其首级逃之夭夭。雍正死后，清廷虽然极为惊恐，但不好对外声张，为能全尸，悄悄让人雕刻了一个金质脑袋，匆匆放进棺材埋了。
还有的说刺杀雍正的女子并非吕留良的孙女，而是一位吕姓显贵的女儿。她的父亲吕某与登基前的胤祺是金兰兄弟，后因触及雍正夺嫡的阴私被秘密杀害，女儿四娘却侥幸逃脱。不久，她潜入仙刹拜一高僧学剑，此僧也是雍正当年的武林十二好友之一，其武功勇冠天下，罕有匹敌，并能炼剑成丸，含入口中，百米之外杀人不露任何形迹，号称“万人敌”，雍正本人也曾跟着这个和尚练就一手绝活儿。他登基称帝后，想拉这一高僧为己所用，以便控制各路武林高手，不料此僧不愿臣伏，远走山林，避祸修身。这天，御内高手侦知这个和尚的藏身之处，雍正急命原先结义兄弟三人易服前往，随即布下精兵层层包围。此僧见了三位不速之客，朗声笑道：“若辈受主命来捕我耶？汝主气数高旺，吾不能与之争。虽然汝主多行不义，屡以私恨杀人，今吾虽死，汝主必不能苟免，一月后，必有为吾报仇者，汝等识之！”言迄，伏剑自杀。三人割下高僧的脑袋回京复命，并一一详奏所闻。雍正知道这位结拜好友的手段，遂布置大内高手小心提防，想不到一个月后果然让一位年轻女侠用飞剑砍了脑袋，此女便是那位高僧的得意弟子吕四娘。清廷曾秘密下令严缉此女归案，但终其大清一朝，也没见到这位女侠的影子。
与“刺杀说”相同的还有这样一说：杀害雍正帝的并非吕四娘，而是湖南一卢姓女子。此女精于剑术，几十个大汉也难近身，是当时不露真形的一位奇女。她的丈夫被雍正帝以谋逆罪冤杀，该女立誓为丈夫报仇。她乔扮宫人进入畅春园，亲手杀死雍正，自知难以幸免，也在现场自刎而死。
有关吕四娘、卢氏女刺杀雍正的说法，见于《清官遗闻》和《清代述异》等传闻资料，不见正史记载，甚至都找不到她们的名字。可是在比较严肃的《鄂尔泰传》中却能找到“刺杀说”的依据：
“是日，上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后忽召鄂入宫，外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当日天下承平，长君继统，何以危疑而仓惶若此？可证被刺之说或不诬矣。”然而刺客是谁？不得而知。
其实，不只《鄂尔泰传》的作者有此怀疑，连雍正帝本人生前也听过有关吕四娘的传说。雍正八年，他就疑神疑鬼地对负责审理曾、吕一案的浙督李卫说道：“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致漏网者，在卿干系匪轻。”（引见《朱批谕旨》）这种风声能够吹进雍正的耳朵，可见由来已早和传播之广。看来吕四娘并非临时编造的人物。另外，在康、雍时期的“八大侠”中，甘风池、曹仁父、周召等武林高手皆实有其人，与之并列的吕四娘怕也并非虚拟的人物。因此，持“刺杀说”者认为雍正突然暴亡，决非无稽之谈。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曾、吕为当时震动朝野的大案，雍正自始至终都格外关注，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环节，即使真有吕四娘其人，也没有漏网的可能，此其一；雍正住地，保卫措施完备，戒备十分森严，吕四娘就是武艺高强，也难闯入行宫，更难近于身边，怎会轻易行刺成功？此其二；据近代史学家陈垣先生考证，吕留良的孙子及其曾孙在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曾经捐纳监生，若吕四娘真的刺杀了雍正，乾隆皇帝哪能有此雅量？此其三。除此以外，雍正以后的正史记载中，不见吕四娘只字片语，更无“刺杀说”的痕迹，因此，认定雍正时期并无吕四娘其人。换句话说，就是真有这么一位武功超群、衔仇雪恨的女子，她也难有刺杀雍正皇帝的可能。
如果雍正帝不是被刺而死，那么，他的暴死是否正常死亡？能说明此点的权威资料当属逐日记载皇帝一举一动的《起居注册》。这里不妨简略引述关于雍正死前两天的具体记载：“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八月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惭，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死前两日直至临终，都很清醒，对于大事安排也很有条理，否则他不会召集诸王及重臣们前来寝宫，更不可能亲自“授受遗诏”交待后事。另外，雍正临终之前，随侍在侧的亲人和大臣几乎能筑起一道人墙，刺客不可能轻易近身，更不会割了皇帝的脑袋从容溜走。可见，雍正被刺杀一说难以成立。
皇帝的《起居注册》是官方的记载，如果认为不大可信，下面不妨对照亲历此事的大臣们的记录，或许可以看到较为真实的情况。先看看《张廷玉自撰年谱》中的有关记载：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晋见，未尝有间。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召甚急。痰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姑知上疾大惭，惊驻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颠、纳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大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廷玉与鄂尔奉告二王诸大臣曰：‘大行皇帝固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即请出，以正大统。’王大臣曰：‘然。’”
张廷玉的这些记载均为亲笔，比较可信，细细对照雍正临终前的情况，与《起居注册》的记录基本是一致的。
下面再看《鄂尔泰行状》中的记述：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测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二日夜，世宗升避，召受顾命者惟公一人。公恸哭捧遣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基，宿禁中七昼夜始出……”
张、鄂同为雍正所倚重的大臣，又都是他临终前的见证人。然而把两则史料略一对照，就不难发现有些问题：一、《行状》说雍正皇帝临终时只有鄂尔泰一人随侍在侧，这与张廷玉《年谱》中的说法大相径庭。二、张说传位密诏雍正帝早已向他和鄂尔泰出示过，而《行状》则说仅向鄂尔泰一人口授，他又连夜骑煤骡入紫禁城传达，可见“今上”即当时的宝亲王也就是以后的乾隆皇帝并没有“朝夕侍侧”。更奇怪的是，像传位遗诏这样事关社稷命运的重要文件，雍正竟然只交给鄂尔泰一人传达，连个护送人也没带上，显然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据乾隆帝在《钦定储贰金鉴》序言中说，预立传位密诏，始自乃父雍正皇帝，这种超级绝密文件一定早已写好，开启时也应众人在场，决不会匆匆忙忙地处置这种大事。
从以上对照来看，张廷玉与鄂尔泰二人的说法如此矛盾，到底哪个为真？相比之下还是张廷玉《年谱》中的记载比较可信。应该指出的是，《鄂尔泰行状》出自清代才子袁枚之手，并非第一手材料，其中是否有粉饰不实之词，或故意抬高鄂尔泰的地位，很值得怀疑。不过，这两则史料都说雍正临终之时，没有亲自宣布遗诏，说明很可能进入昏迷状态，否则，像这么重要的大事，以雍正的性格和处世作风，他决不会轻易撒手。
至于《起居注册》中的所谓“授受遗诏”也无可能，大半是御用文人敷衍装点之笔，不可信以为真。这样看来，雍正自八月二十一日发病，到二十二日晚间病情加重，接着用药而不见效，至二十三日子时死去，首尾只有短短三天时间，显然患的是不治急症。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意外出血等，即人们常说的中风急症。如此看来，雍正的暴崩应正常死亡。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以上这此说法，认为雍正真正的死因是他迷信鬼神，乱服丹药而中毒死亡。雍正一生崇佛信道，结交术士，祈求长生之道。有资料说雍正晚年仍然纵欲，染上沉疴，至雍正八年，曾一度恶化，差点儿导致瘫痪。这时，他仍执迷不悟，曾密调地方督抚要员，为他推荐名医方士，高价悬赏长生不老药方。他还让陕甘总督岳钟琪密访一位名叫狗皮仙的道士，据说此人藏有防衰的秘方。岳钟琪报告雍正说，此人类似疯子，万万不可信用，雍正也真的害怕发生意外只好作罢。不久，四川巡抚宪德奏称在本省的仁寿县发现了一个姓姜的奇人，据说他八十岁精脉仍如涌泉，妻妾频频产子，到了九十高龄，看上去却像少年。雍正接报急命此人进宫，不料这位活神仙却意外死了。明明是地方官向他讨好，但雍正仍深信不疑。
不仅如此，雍正一生嗜好佛事，他做皇帝之前，就曾雇佣替身代他当了和尚。当政之后仍然事佛，自号破尘居士，又称圆明居士，并收罗门徒达十四人之多，多次声称“朕亦即是释主。”一些朝臣看不惯他的这种做法，劝其做尧舜而勿做释迦，务懦学而不信佛教，雍正竟公然抵赖说：“试问黄冠缁流之徒，何人为朕所听信优待？”尽管他没有优待哪个和尚，却热衷于接近一些道士。为了取得长生不老的丹药，雍正想方设法把长于炼丹的道士召入禁苑，并给他们慷慨提供场地、资金、原料、杂役人员等。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九月起，他尝试服用道士娄近恒等人炼制的“既济丹”，据说自我感觉不错。因为这些善测帝意的道士，一方面装模作样地夸大丹药的作用，一方面悄悄将“**”之类的药物掺杂其中，使沉湎于酒色的雍正尝到了甜头，不断给炼丹道士们以有力支持。从他的《御制文集》中一些诗句可以看出他对于炼丹是多么着迷。如“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自觉仙胎热，天符降紫鸾”等，可见他不仅热衷于此事，并且已经确实服用了丹药。雍正十三年八月，炼丹活动达到了高峰，他一次就批给二百多斤牛舌头黑铅用于炼煮，这些丹药中的毒素渐渐在雍正体内积聚、浸蚀，终于要了他的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