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蔡京不是什么好鸟，但想想他的主子宋徽宗皇帝，只顾快活日子，游戏于声色犬马之中，他那种只顾艺术生活，不顾天下人民死活的皇帝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这样算来，最奸最误国的人竟是皇帝老儿。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北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他在宋徽宗统治期间，曾经四次为相，窃弄国柄长达二十年之久，以其天资凶谲，干尽了倾国乱政的坏事，被时人斥为六贼之首。怂恿、鼓励宋徽宗纵欲享乐并千方百计地聚敛财物供其挥霍，即是蔡京所犯罪行之一。

宋徽宗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自从即位之日起，他就渴望着当一个穷奢极欲的快活天子，而从未想过勤勉为政。然而在起初，他还有点顾忌朝野舆论的反对，不敢胡作非为，还不得不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去奢行俭的模样以收揽人心。蔡京入朝为相之后，凭投其所好，鼓励、怂恿宋徽宗率性而为，随意去寻欢作乐，去奢侈享受。

有一次，宋徽宗准备大宴群臣，为了显示所谓天子气派，打算在宴席上全部使用玉石杯盏。但又担心人们批评他太奢侈，于是便把蔡京找来商议。蔡京深知徽宗的用心，就故意用引而不发的方式，先和徽宗谈起了他早年出使契丹时候的见闻。蔡京说：“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蔡京的用意，是想以此激发宋徽宗争强好胜的虚荣心，然后他才明确表态说，他认为用玉器侍宴是“于礼无嫌”、合乎古制的，劝宋徽宗但用无疑。谁知徽宗听了还是有点犹豫，并对蔡京说：“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言语当中流露出几分胆怯。蔡京见此，便极力为宋徽宗打气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宋徽宗听了这话，便理直气壮地把玉质杯盏摆到了宴席之上。

为了让宋徽宗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挥霍浪费，蔡京还极力粉饰太平，经常对徽宗说什么“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最为可耻又可恶的是，他居然还利用宋徽宗崇信道教的心理，随意篡改、曲解《易经》的经义，提出了“丰亨豫大”之说来进一步诱导宋徽宗胡作非为。

《易经》中有“丰”、“豫”两卦。丰卦之象为上震下离，卦名之义为大屋。卦辞说：“丰、亨，王假之”；彖辞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豫卦之象为上震下坤，卦名义为安和悦乐。彖辞曰：“豫以顺动。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通常对此二卦的解释说，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忧此虑彼，应当如日行中天般的普照天下，这是天理。只有依顺天理而动，才会有安逸、快乐。因此蔡京据此鼓动宋徽宗设法把朝廷、宫室以及其他场面都搞得雄伟高大、富丽堂皇，这才是明主之德，这才能体现出大宋王朝的昌盛。经他这么一说，奢侈铺张非但不是什么恶行，反而倒成了顺天心合天理的善举。宋徽宗对他这番话是一听就信，大有久旱逢甘霖之感。于是，宋徽宗就肆无忌惮地开始制礼作乐，大兴土木，唯恐委屈了自己，辜负了时光。不仅铸九鼎、建明堂，而且扩宫院、修方泽、立道观，极尽奢靡，很快就耗资巨万，造成了中央财政紧缺的局面。而蔡京为了弥补亏空，便又假托“绍述”之名，借口继承宋神宗的新法，极力榨取民脂民膏以供宋徽宗挥霍。

根据史书记载，蔡京执政期间，曾经复行方田法、榷茶法、免役法；又曾推行增价折纳之法、和籴之法；还曾屡改盐法，变钞法，铸大钱，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搜刮财货以结主子欢心。经过他花样翻新的盘剥，民众的负担大大增加了，例如，江西虔州(今赣州市)地方的田税有的由原来的“十有三钱而增到二贯二百”、有的由“二十七钱增至一贯四百五十”。巩州的役钱则从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每岁四百缗猛增到政和元年(1111年)的近三万缗；在蔡京新法的盘剥之下，民众愈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这就是蔡京倡言丰亨豫大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点评：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身为皇帝，一点点的小爱好都有可能成为心怀叵测之人攻击的弱点，何况像徽宗这样奢侈的人呢？蔡京从一市井无赖之徒直升到朝廷要职和拍马逢迎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他的手段对于一个能够分别忠奸，有所作为的皇帝来说也会产生如此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