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谀奉承、背信弃义是那些奸佞小人所谓的“识时务”。有利可图，他就对你阿谀奉承；无利可图，他就会对你背信弃义。宋朝的杨畏就一个这样非常“识时务”的“俊杰”。

宋神宗熙宁二年(1609)后的三十多年，是北宋王朝动**不安的时期。随着王安石改革运动的兴起及其深入，宋朝统治集团公然分裂为变法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他们之间的斗争，使得北宋政局变化不定，异常混乱。与此同时，两派内部又不断产生分裂，内讧不止，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愈发错综复杂。这种情况，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而那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则乘机大行混水摸鱼之事，杨畏即是其中之一。

杨畏，字子安，洛阳(今市)人。初以孝行闻名。宋神宗元丰年间，杨畏见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的支持，变法运动进展顺利，便极力拥附王安石支持变法。他“刻志经术，以所著书谒王安石、吕惠卿”，由此获得了变法派的好感，被任命为郓州教授。在这一阶段，杨畏极力“尊安石之学”，盛赞王安石的学说是“得圣人之意”，俨然以王安石的忠实门徒自居。

元丰八年(1805)三月，宋神宗病死，太皇太后高氏执掌朝政，以司马光为相。疾行废罢新法，恢复旧制，史称“元祜更化”。杨畏一看政局大变，也赶紧变换面孔。元祜初年，他从夔州回到了家乡，当时司马光恰好也在洛阳，他生怕司马光因为他曾鼓吹王学而贬逐自己，就用极其肉麻的语言吹捧司马光说：“畏官夔峡，虽深山群獠，闻用司马光，皆相贺。其盛德如此!”此后，杨畏便升官为侍御史。

到了元祜元年，(1086)司马光为相一年零八个月就去世了，吕公著独掌朝政，仍如司马光之意。两年后吕公著退休，由81岁的文彦博执政，这时的文彦博已是不能做事的人了。此时，反变法派群龙无首，于是洛党的首领程颐、蜀党的首领苏轼、朔党的首领刘挚等，便互相争斗起来。此时的杨畏，一方面积极参与废罢新法的活动，一方面又在元佑臣僚内部的党争之中出谋划策、煽风点火。短短几年当中，就以“倾危反覆”的臭名而成为“百官莫不侧目”，人人提防三分的无耻小人。

元祜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死，反变法派一时又失去靠山，宋哲宗亲政之后，改年号为“绍圣”，以示继承神宗的遗志，恢复变法之意。惯于察看风向的杨畏敏锐地意识到政局又将一变，于是，便抢先出手，于这一年的十二月上疏，请求宋哲宗“成继述之道”，推行变法新政。当哲宗召见他时，杨畏又请召回章悼、吕惠卿等变法派首脑，还盛赞宋神宗变法图强的功德及王安石变法的成就。绍圣元年(1094)三月，哲宗利用考进士策论的机会，让赴考之人就行新法与行旧法的利弊发表意见。主考官把赞成行旧法的试卷列为上等，哲宗对此极为不快，又让杨畏主持覆考，结果，他把拥护行新法的试卷列为上等，把赞成行旧法的列为下等，“自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矣”。四月，章悼被起用为宰相，他还没有上任，杨畏就派人到苏州与他暗中联络，诡称他前些年依附反变法派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们的矛盾，挑动他们自相残杀以削弱其力量。为变法派复兴预作铺垫。他还厚颜无耻地自称是“迹在元祜，心在熙宁”，并以“首为相公开路”之功，向章悼邀赏。结果，当大量反变法人士被贬官、遭流放、受到残酷的政治报复时，杨畏却迁职吏部侍郎，不下朝堂。如果不是因为得罪了章悼，他也许还要打着最先倡导恢复新法的招牌，继续做他升官晋职的美梦。绍圣三年(1096)正月，右正言孙谔上章弹劾杨畏，其文说：“杨畏在元丰时，其议论皆与朝廷合；及元祜之末，吕大防、苏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欲变其趋而偷合苟容；天下谓之‘杨三变’”。此章一出，杨畏的政治生命便在众人的笑骂之中宣告结束。

说杨畏“三变”，仅是指其政治投机而言，如若察其待人处世的言行，其变又何止三回。

元祜初年，杨畏投靠反变法派时，曾对司马光极尽阿谀之能事；但司马光尸骨未寒，他就指责其“于政事未尽”。他曾一度结好于苏辙，为使苏辙入相而上下活动，而一旦看到苏辙已入相无望，他便立刻翻脸不认人，“复上疏诋苏辙不可用”。他又对吕大防极力讨好，使得吕大防将之视为亲信，不断提拔、重用他，但形势刚一开始有所变化，他就“首背大防”。吕大防被罢相两个月之后，章悼人相，杨畏避开百官，与章悼密谈，“语多斥大防”，有人看到了他对吕大防落井下石这一幕，感叹说：“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今日见章相公也”。但杨畏在章悼的怀抱里呆了没几天，就又投向章悼的对手李清臣、安涛一边。史臣说他是“倾危反覆，周流不穷”，真是恰如其分。

点评：

阿谀奉承、背信弃义是那些奸佞小人所谓的“识时务”。有利可图，他就对你阿谀奉承；无利可图，他就会对你背信弃义。可见，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俊杰”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