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魏征上书说：“臣听说，治国的根本，是依靠德礼；君主帝位的保障，全在于诚信。坚守诚信，臣下对君主就没有二心；实行德礼，远邦异族也会前来归顺。

“由此可见，德礼诚信是国之大纲，对于君臣、父子之道来说，是片刻也不能分离的。因此，孔子说：‘君要以礼的要求对待臣，臣要对君事以忠心。’又说：‘自古以来，人皆有死。若百姓对国家不信任，国家就无法确立对百姓的统治。’文子说：‘说话要讲信用，信用是讲话的前提。法令要有诚意，令下之后要诚意执行。’

“话讲出来却不实行，是言而无信。法令制定了却不能遵从执行，是制定法令时就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会败坏的道德名声，下臣百姓来说，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即使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君子也不会那样做。

“自从陛下实行王道之治，十多年来，威及海内，万国来朝，国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广大。但是道德仁义却没有随之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对待臣下和百姓还不够诚信。所以，虽然勤于善始，却没有坚持善终。

“在贞观初年，陛下听说谁有善德就大加赞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很乐意听取谏言，但自此之后，就渐渐讨厌直言规谏，即便是勉强接纳，也没有以前那样大度了。那些诚直之辈，都有所忌讳，不怎么敢进谏了，而那些奸邪巧佞之徒，便乘机拨弄是非，逞其巧辩。忠诚的人与国君同心治理，却让愚蠢的人评论其对错；让高洁的人去办事，却又让卑鄙的人去怀疑他。这样，要想事情成功，可能吗?

“中智之人怎能没有一点小聪明?但其才不足以经国济世，又不能高瞻远瞩，长图远虑。就是竭尽全力和诚意，也不能避免国家的倾颓。更何况心怀奸诈和私利的小人，他们阿谀奉承，曲言惑主，所制造出来的祸患不更深吗?竖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就是劳思伤神也不可能看到斜影，这是很明白的事。

“国君能对臣下尽礼，臣下才会为国君竭尽忠心。国君能够内外无私，君臣才能上下互相信任。君上不信任臣下，就无法指挥臣下；臣下不信任君上，就不能服君上。‘信’做为一种道德品质，其作用是很大的。

“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要是使酒在杯中变酸，使肉在桌上腐烂，对霸业有影响吗?’管仲说：‘这当然不是好事，但对霸业起不了多大危害。’桓公问：‘那么怎样才会影响霸业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将有损于霸业；能识贤而不能用贤，有损于霸业；能任人而不能信人，有损于霸业；就是能信任却又使小人从中捣乱，也有损于霸业。’

“晋国派穆伯攻打鼓城，攻了一年多，没有攻下。馈间伦说：‘鼓国的啬夫我认识。请不用劳累将士，鼓城就唾手可得。’穆伯没有答应他。左右的人问道：‘不折一枪，不伤一卒，鼓城就可以到手，您为什么不干?’穆伯说：‘馈间伦这个人，是个奸佞不仁的小人。若让他攻下鼓城，我可以不奖赏他吗?如果赏他，就是赏奸佞小人。奸佞小人得志，就是使晋国之士都舍仁义而为奸佞，就是攻下了鼓城，又于晋国何补呢? ’”

“穆伯，是列国的一个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辅佐，他们尚且能够看重信用，远避佞人，更何况是富有四海，德冠千古的圣明之君，怎能让巍巍盛德有所间断呢?

“若想使君子小人是非分明，必须对他们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才能好善而厌恶，赏罚分明。这样，小人才能弃绝其奸，君子才能自强不息。如此一来，无为而治的大好局面还会远吗?如果好善而不能启用善人，厌恶而又不能斥退恶人；有罪不罚，有功不赏；长此以往，国家存亡，尚不可保，还如何希望帝业长存呢?”

点评：

对于个人，诚信是人生的命脉；对于国家，诚信是治国的根基。人若失去了诚信，也就失去了一切；国家要是失去了诚信，那么亡国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