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徒然的懊丧帝制好不容易崩溃了，吾国吾民好像可以“天下为公”地进入“一大中华民国”了，但据林语堂认为并不然，他在《吾国吾民》陈述：

人们将体认我们至今仍被统治于封建酋长的下面，……于是突然觉察现在统治我们的是十几个伪装着的专制君皇代替了一个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过在种族革命上获得了胜利，它不过粉碎了一个皇统，而剩留下一堆毁垣碎瓦和呛人的尘灰，有时人反愿意仍受专制帝皇的统治。

徒然的懊丧。

童年时代的中国那时不见得是很好的统治，那是确实的，但它不失为一个大的中国。满清政府的贪婪、腐败和无能，是与现在无异，而有些官吏贪心尤为厉害，但最坏的官吏还是受弹劾，受监禁的处分，因为那时还有一种制度。

于是我又纵观现代目睹许多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跳入颐和园昆明池；康有为晚年过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鲁迅陷于沉默与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学革命的发动；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秉有更进取的人生观，亦只空想地草草地讲人民的痛苦，并无多大热情，虽他不愿意放弃一切主张而让国家归于灭亡。——胡适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愤激之一刻，曾怒吼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这种情形使旁观者也觉得可怜，那么许多好人竟没有一个领袖抵得上几半个甘地的程度；中国的个人比较来得老练，至于政治的和国家的方面，……寻求缘由常会导入反求领袖人才，寻求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因为像孔子的见解一样，我相信伟人以其自身的行为为表率，足以改变全国的风气……

明显得很，帝国的制度虽然业经崩溃了，但道德的标准和政治的标准反而不如原来，以致不独林语堂“徒然的懊丧”。

一个人生长在中国，面临于帝制的崩溃之后，而生发徒然的懊丧，这是怎样地构成的呢？

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奏响国歌除了林语堂所说的缺失弹劾、监督机制外，专制的本质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如1913年10月6日，是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选举正式总统的日子。“袁世凯为了确保自己当选，派便衣军警千余人诡称‘公民团，将国会会场团团围住’，大叫“今天不选出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们拿他们没辙，“忍饥”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公民团这才“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次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民国二年双十节这天，袁世凯剪掉了辫子，脱下了前朝官服，穿上现代化制服，以军人接管政权的态势，如愿以偿地“在故宫太和殿荣任正式大总统”。奏响了《中国雄立宇宙间》的国歌，这首国歌是由企图镇压武昌起义的荫昌创作的，国歌歌词是：

中国雄立宇宙间，

廓八埏。

华胄从来昆仑嶷，

江湖浩**山绵连。

勋华揖让开尧天，

亿万年。

从这歌词中，还是可以闻得见封建帝王气息。但总比严复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夕所写的国歌《巩金瓯》又要通俗一点，严复的歌词更加泥古封建，“很不上口”，还不如以前李鸿章那时候唱的《颂龙旗》国歌。严复的歌词是：

巩金瓯，

承天帱，

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

清时幸遭，

真熙雌，

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

海滔滔。

时代到1911年了，梁启超他们那种文白相杂的文风早就风靡于世，但他还是恪守旧文化的浓郁言词，难怪大清国气象鲜活不了。

这首国歌是作者祈求上天保佑清朝的，但刚刚由政府钦定公布，武昌就起义了。因此有人研究了一下歌词，觉得“有点像丧歌”，“甚至有点不祥、不吉利之兆，什么巩金瓯，苍穹保，最后来个天高高，海滔滔，真应了几个月后的辛亥革命了，所以说是丧歌也无不妥”。

（《晚清尽头是民国》）

严复是晚清传播西方思想很得力的思想家。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话掀起过强大的思想刺激。严复主张君主制，坚持中国需要帝王权威，鼓动袁世凯称帝，所以，当下的国歌，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好像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丧歌”。

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此前（六个月前），传闻他派人暗杀了在野党——国民党领袖之一的宋教仁（但这件疑案，最近有人疑为是其同志陈其美所为）。宋教仁是想组织一个“政党内阁”，意在起到监督总统的机制，想象西方政党政治一样“把总统关在笼子里”，但袁世凯也是个要自由的人，他对皇朝帝制那套一人说了算的特权欲罢不能，他习惯了专制上一言九鼎无人节外生枝的异议，他见识了化国为家的一家子的其乐无穷，他见惯了世世代代春风过了又秋月的光景，为了不让他领导的众多国民党参议员控制自己的决策，据称他曾“送他西装”，“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请他自由支用”，但宋“原票奉璧”。这似乎就意味着“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杀机。

袁世凯杀政敌，又强制国会选他当总统，这当然令人不止是懊丧，他企图“亿万年”的“尧天”，也就显见得是个童话。

毛泽东：只把一个皇帝赶跑。这是失败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只得高举反袁大旗，史称“二次革命”。

黄兴认为，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或“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或“派人暗杀袁世凯”。

“孙中山则坚决主张武力倒袁”。

据吴剑杰主编的《新编纲鉴》称；袁世凯获悉，“对亲信梁士诒、段芝贵等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胜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便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兴兵征伐之！”

梁担心话说得太刺激，建议以某某“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

袁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自此，在帝制崩溃后不到一年半载，新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度，就在宋教仁这一党案下，名存实亡了。

于是，南北战火重燃。之后共产党成立，历史正像我们所熟知的——“共和亡于共产”——验证了郑孝胥这一谶语。

而孙中山也乐于这么做。他在1924年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自广州成功地召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会议之后，便标志着国民革命进入到旷日持久的阶段，直到由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在他收拾残局之后，终于把“人民”二字，放进了国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把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民主”更换为“人民”，但这正是意味着“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同时，也昭告着这是人民的共和国，是继辛亥革命肇造的第二共和国。

因为第一共和国，它实际上是由“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辛亥革命，如毛泽东所说：“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把皇帝赶跑了，这是胜利。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失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但是，赶走皇帝，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从1912年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是法律的形式，正式宣告了清朝帝制崩溃。这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颠覆了家天下的统治制度，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且规定了国民有权利使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这就说明辛亥革命看似推翻的是满清的统治，可是它却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由于帝制的崩溃，故任何以帝制自为制者，如袁世凯欲称帝实行专制，都只能是闹剧、悲剧。如袁曾要熊希龄、梁启超组建“名流内阁”，熊出任总理，梁出任司法部部长，但当熊、梁知道袁的帝制作为后，也都挂印而去。当杨度向梁指出共和国的缺陷，并要他帮助改变国体实施帝制时，梁启超指出：

“帝制将受到来自国际与国内的威胁”，并说：“毁灭一个业已建立的共和国，恰恰同革命党推翻君主政体是同样性质的行动。”然而，梁启超到底是共和党人，他在关键时候，支持他的学生蔡锷举起反袁称帝的大旗，与国民党一道逼使袁放弃“洪宪皇帝”的闹剧。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

孙中山要逮捕梁启超对于帝制的崩溃，不仅是旧政治上的崩溃，也是旧生活的崩溃，那是梁启超不完全希望的，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也还是努力支撑这种波及文化与生活上的崩溃。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临时政府，他以大元帅的身份，颁布了逮捕所谓“再造共和”的段祺瑞等北方领导人的命令，梁启超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也参加了段执政的新内阁，与黎元洪总统站在一起，反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

因为国民党认为，梁启超是阻碍走向共和的“罪魁祸首”。

梁启超这时已不是共和党人，而是加入了由共和党等七八个小党重组的进步党，并搞起了政党研究系。

这年7月，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取代黎元洪当上总统。梁启超在孙中山“一纸空文”的逮捕令下，虽然平安无事，但自此，他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或许，他悟彻到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最终危害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共和。

他似乎有了愧疚之感。

因此，当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后，他于次日前往孙中山家中吊唁，他对宋庆龄称孙夫人，对她致以亲切的抚慰，对孙中山的去世，表示了深深的痛惜。他或许看到了孙中山的遗嘱。这个遗嘱是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由汪精卫笔录的。遗嘱上说：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颂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对首义者铁血精神的咏叹调被誉为民国之父的孙中山在他生前，曾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地方去过。

他深知，没有武昌起义，不会有中华民国；当然，也不会有临时大总统的殊荣。

黎元洪称誉他是“功比尧舜”。孙中山也称他为“民国第一伟人”。

在孙中山推位让国后，他曾携其夫人卢慕贞、儿子孙科、女儿孙媛、孙婉，随员有宋子文、胡汉民、汪精卫等来到武昌。

他是应副总统黎元洪之邀来的，时间是1912年4月9日。黎元洪率首义英雄孙武、蒋翊武、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李翊东等300多人在都督府门前恭候孙中山一行到来。

孙中山在都督府大厅发表了题为《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讲。

孙中山在武汉三镇凭吊了阳夏之役战场后，为推翻帝制而牺牲的首义烈士们留下了百年之后，仍然极具铁血精神的咏叹调：

武昌飚发，

胡虏土崩。

既攻既击，

拯我弟昆。

虽拯我昆，

大功则成。

人生有死，

死有轻重。

死以为国，

身毁名荣。

帝制的崩溃，是因革命党人的身毁而崩溃。

帝制的崩溃，是因众多的推手而崩溃。

我们从前面讲到汪士铎的日记来看，光绪年间的“世乱”之象，在学者的眼里，主要是“人多”；在经学家眼里，主要是有“妖孽”；在玄学家眼里，是“天谴”；在孟子眼里，是“五百年王者大兴”；在董仲舒眼里，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康有为眼里，是“生机已尽”、赶紧“变法”；在孙中山眼里，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张之洞眼里，是“中体西用”；在吴可读眼里，是“一误再误”。到了慈禧太后，她却无力补天。到了隆裕太后，干脆“揖让开尧天”。

我们且回顾慈禧的“补天”慈禧想不想像女娲那样补天呢？

她想。

但慈禧的补天，例如，她的移风易俗及其立宪，都是有其底线的。

慈禧既要搞立宪，又要设定“预备”“立宪”的限制，这是她不得已而为的情结。不错，她之所以要搞立宪，固然是为了想调和满、汉日益深化的矛盾，巩固满洲贵族的长期统治。如她在流亡西安后，于1901年4月颁布新政，接着又在同年12月23日，发布了允许满汉通婚，并劝导汉人妇女不缠足等懿旨，“光绪帝谕内阁将慈禧这道懿旨颁发全国”。懿旨写着：

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捂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借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遇选秀女年份，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

满人一向认为自己的血统高贵，不与汉人通婚，对这祖宗立下的二百余年的之法，被慈禧取消了。

至于取消妇女缠足，康熙、乾隆两帝也禁止过，但屡禁不止。汉人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胡适认为，“可能始于五代，这是抽象的揣度”；而林语堂则具体指出，“始于唐后主（李煜）的皇家歌舞会上”。女人自幼缠足，是不人道的。慈禧反对女人缠足，出于对女同胞的尊重。按李傲在《睁眼看慈禧》的话说：“慈禧是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她主张女人要有尊严和优雅的生活。强调女人的独立精神。她认为女人应该读书识字，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的确，历史上的汉人男子，一直把女人当做除了会生儿育女，就只能围着锅台转，只能相夫教子的持家女人，要天足干吗？“一丈之内日夫”，“一夫之妇日内”，所谓“内人”，是没必要出门做事业的，否则就会成为易卜生笔下的追求自由的娜拉了。有意思的是，在民国时，据说名演员蓝平与王莹争当“出走的娜拉”；不缠足的妇女，许多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家庭失去了贤惠女人的操持。从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小说里，可以领略到家不像家的情景。

我无法找到历代倡导女人缠足的旨令，它似乎是来自民间男人大丈夫的“私刑”专利。慈禧移风易俗，改掉汉人旧恶习，却收效甚微。只有上海成立了“天足会”。辛亥革命斗士吴玉章说：“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放脚的问题，这乃是一场严重的新旧斗争”，“1903年我到日本以后，我的女儿又届缠足的年龄了，我妻写信来说要给她缠足，我立刻写信回去严厉地反对，于是我女儿那双刚刚缠上的小脚，居然得到了解放”。但缠足一事，直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颁布取缔，才算了断了缠足的俗习。但通过缠足而以“三寸金莲”为美的眷恋仍是令人惊讶的。我在《大话中国人》一书写下了这么一段事实：

所谓“三寸金莲”至今还传为美谈。

请看清代方绚就著有称颂缠足的好处：“弱则寒，强则娇，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则柔美，秀方却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软或可以所求，秀但可以神遇。”

更有趣的是，清末民初的北大教授辜鸿铭，他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女子缠足，宣扬小脚之美，他说：“如果说写不出文章来，一捏女人的小脚，灵感就来了”。

你看，本来极残酷的手段，却发生了美感，成了精品，成了绝活。

由此可见，一种行为观念一旦形成，中国人就很难扔掉。

林语堂得出结论并认定：“缠足是很痛苦，但她有一双美观的脚，这是她一生的光荣。”

一个是著名学者、还是后来的名牌教授，一个是著名作家、还是后来的进步人士，却把由晚清至民国的禁令，视为儿戏，以恶为好，况且凡夫俗子了。由此也可想见，慈禧政府在那个“反清复明”、“创立民国”、“君主立宪”高涨的时候，想以“满、汉通婚”、反对“有伤造物”的“率多缠足”等亲民的终极关怀来，已经不足于引起汉人的兴趣，更别说感恩了。

慈禧自发动“戊戌政变”后，她失去了感召力，她的所有懿旨几乎成为一纸空文，走上中央一级的汉官虽然还拥护她，不去想着推翻她，那是因为把她当做是可爱的“三寸金莲”（虽然她是天足，比大脚马皇后可能略小些），一个大清国、小政府的“三寸金莲”，她只能委身于满汉官员说说笑笑，倘若哭哭啼啼，是没哪个也委身于她的官员同情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官员都在脚踏两只船，而且政治情人多的是。

慈禧完全感受得到，而不是隐隐约约地感到。

她是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

她从小就受到由父亲请来的二位家塾的教导。《睁眼看慈禧》一书写道：

慈禧一生至爱，反复诵读的书有三本：一是《资治通鉴》，二是《诗经》，三是《红楼梦》。慈禧幼年即读《四书五经》，那时最爱诵读《诗经》。后来她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太后时，曾吩咐每天午后，宫中一些嫔妃和有身份的宫女们集中在一起，朗诵《诗经》，讲解史书，每十天考核一次，优秀者有奖。由于她的倡导，宫里学习《诗经》成风，以至于小太监们也争相吟诵。

然而，她再有学养，也抵挡不住她自成丰帝驾崩后，王朝出现“国无长君，国运必衰”的结局。从同治到光绪到溥仪三帝，一个是6岁，一个是4岁，这在西方，是不会有的。当她没有放出留学生的时候，当西方的报纸还没有展开政治攻势的时候，当外交官还没有派往国外的时候，民智、官智还是不会开通的，现在都开通了，还能让小娃娃皇帝来统治大人？因此，任凭她有多精明，多有本事能耐，都不会得到受了欧风美雨熏陶的人士拥戴。除非像康、梁所主张的走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道路。否则就是孙、黄所要走的法国、美国的政治路线。但她当然选择前者，可是前者的并列领军人物却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甚至谋害自己的人。

宪政的隐忧，她挥之不去。

我留意到，慈禧在她26岁守寡始，她的政见思想确实是无不跟着新的不中不西的政经时代亦步亦趋的。期间有过太多的政治折腾。

我还注意到，慈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与西方“和而不同”，并苦心孤诣地由反对光绪的新政到大行新政——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奖励实业——预备立宪——法制改革，其跨出的步子的的确确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统治改革。

变法维新，本是和平政治改良的最佳行为，但由于康有为等有着保皇弃后的种种幽暗心理，结果流产了，现在要立宪，要召开国会，也本是很温柔很温和的要求，只因有了那么多康、梁死党，因此慈禧本来有诚意的政见，也只好给人以应付似的虚拟政治了。但自动了宪政的念头后，尤其是多次派人出国考察宪政，并有所动真格的行动后，却激动了那么多的汉人，慈禧好像感到了这是很可怕的从政潮流，她在这政治激流的旋涡里，备尝了太多的争权夺利的把戏，她看到了男人阴森的政治斗争的底线。自从允许可以用钱买官以来，现今的政府官员已然人满为患了，再安排众多的投干股的立宪派人物上来，这将是官场上不可想象的政治灾难。

她深知，这些鼓噪立宪的人，大多是有经济地位的人，以及欲通过“宪而优则仕”的崇拜西方政治的人。

不管如何，她的忧虑终于发生了，她放出的“预备立宪”的这只西方虎，已经蹲得太久了，它不想再蹲下去，它正向慈禧太后、一个无冕皇帝，嘶声地扑来。当初康有为在谈虎色变，现在，人人都是大大小小的老虎了——这正是康、梁培训出来的；这正是孙中山的暴力革命逼出来的。

人们欲罢不能。

所以，她躲在仪鸾殿里。

她在仪鸾殿里，成了一个圈子更小的帝国女皇。她一边接受光绪帝的例行公事般的请安，以及接见各地高级官员的言不由衷汇报；一边批阅着乱七八糟的文件，又要细听着外界的宪政呼声。

一个快要74岁的慈禧，最终给热衷政治的商人、文人、政客看到了相对平静的宪政曙光，只是有点漫长，她许愿在九年后，即到了1916年后实行君主立宪。她这个承诺按理是真诚的。1908年，在她还没有生病之前，答应召见请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謇，彼此有则对话：

张謇：“皇太后，臣敢问立宪是真是假？”

慈禧：“因不好才改良，立宪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

然而，慈禧到底言不由衷，她最后主持并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就有：“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等违背立宪派公意的死命令。

从她逝世后，这个满清第一帝国女人的意志，载沣他们并没有改变，因为慈禧是无冕女皇，她的声威余烈仍然震慑着摄政王载沣，而载沣又比较厚道迟钝，他闹不懂慈禧的侄女、儿媳妇、皇太后隆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也像慈禧太后那样？

但等他闹懂了隆裕其实不是慈禧时，搞假君主立宪的故事已快演完了，隆裕原来是赞成共和的。这就使载津有点意外，正像溥仪登基大哭大闹，他突然说了句：“莫哭，快完了快完了”时，结果他这句话也弄得大臣们甚感意外，以为不是好兆头。

事实上，中国人也很讲究说话的。

慈禧太后未能补天，修补了一点，又被载沣捅了个大窟窿——把袁世凯修理了，又再捅穿个大窟窿——搞起皇族内阁——如此这般折腾，也是帝制不得不崩溃的缘由之一。

帝制的崩溃有其不可遏止的必然性有不少学者认为，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的感受，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或者在镇压改良派与革命党人时，如果也能认真想一想诸如《革命军》这样“犯上作乱”的文章，专门搞暗杀满官的恐怖活动以及连替清廷着想的立宪派再三发动请愿运动，为何能使人们拍手称快？当不至于发生武昌起义，也不至于在发生后无法解决。甚至有学者认为，清廷是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力，它只是被动地走一步算一步，好像已经丧失了康、梁1898年的改良机会，接着又丧失了慈禧1905年开局不错的立宪机会。

事实上是，革命的兴起，满清的瓦解，以及所带来的帝制的崩溃，不是当局者及其忠实者所能遏止的。

自有历史以来，在每一朝代到了穷于应付民意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新的生产力与落后而衰朽的生产关系之间，有着从游离局外到短兵相接的矛盾冲突，直至由新的生产关系来摆平。帝制时代的摆平是“成者为王，败者为贼”，到头来还是帝制的绳索牢笼。而晚清的革命与旧制度的这个冲突，则源于欧洲思潮在中国的猛烈而急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民主亮点。特别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从辛亥革命前饥民暴动、抗捐税暴动、会党起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到立宪人士请愿与爆发武昌起义，都表明旧的政治意识形态适应不了新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求了。尤其是这些时有发生的小股大股的旧式的暴动，势所必然地进而为觉醒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运动。像以上这样的冲突，如类似洪秀全的太平军革命，一般来说是不可调和的，除非碰上了类似讲博爱讲和谐讲共和的孙中山。然而清廷还真碰上了，这是国民的福气，也是民主共和的丰碑。

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革命，深受来自欧洲新思潮的传播影响，这种影响取决于基督教文化的入侵。

从一定角度来讲，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报刊开启，逐渐让国人思想有着颠覆清廷的必要性。

基督教文化的入侵催生了思想革命实事求是讲，晚清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报刊杂志的言论自由，在同治（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以来、戊戌政变之前，是前所未有的自由。

从历朝来看，自秦得天下，民议其政者有诛，民相偶语者有禁。中国虽有议政的报纸，但只有官报而没有民报。清初以前各朝办的报纸，叫邸报，即官报，相当于过去的“内部资料”、“内部消息”、“内部参考”等。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写道：

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的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

但自英国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于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来广州传教后，他与另一位教士米怜，于1815年秘密地印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另有两名基督教新教教士麦都思、梁亚发为编辑。这是中国民间有报刊史以来的第一份由外国人及中国人协办的中文刊物。梁是粤东人，因发送报刊书籍，被官府因宣传异端而捕答三十下，马礼逊把他保释；道光帝时，官府因他分送教会书报，又把他逮捕，幸被驻广州领事馆的马礼逊之子出资斡旋，才得释放。梁亚发著述的《救世撮要略解》、《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小书》等小册子，洪秀全曾加翻印，传播很广。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主编米怜，他在1813年来广州时，刚好从北京传来新的谕旨：

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

米怜和马礼逊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后，便把目光投向在靠近广州的马来半岛的马六甲（荷兰殖民地，此时为英属），那里有大量华人聚居。该刊物出刊后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境内，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与乡试时，就派人带往考棚，向应试士学子分送，主要发行人即是梁亚发。

该刊通俗，尤其是来用对话形式的长篇连载解说基督教理的文章《张远两友相论》，由浅入深，娓娓而谈，引发华人对基督教的兴趣而信仰。如开头一段就是那么吸引人的对话：

从前有两个好朋友，一名张，一名远，他们两个人同行路问，相论古今。

远日：“我已听人说，尊驾曾经受了耶稣之道理，而信从之。我看世人论说此事，多有不同，且我自己不甚明白，今有两端，欲求尊驾解之。”

张曰：“岂敢，相公智深才盛，如何倒求于愚弟乎？但既是相公自所愿，则弟应当尽心遵命，请相公说那两端？”

要中国人改信外来的上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该刊讲究宣传策略相当到位，富于诱导性，因此，信奉上帝，并借上帝的次子名誉来“扫除清妖”的正是到广州赶考举人的秀才洪秀全。那年他25岁，时在1837年3月8日，因读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及梁亚发写的书，激起了革命的热情，产生了对上帝的崇拜。4月5日，洪秀全神魂颠倒，终于得病回家。据说卧床四十多天，病中连呼“斩妖”。事后，他声称：曾升天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令他下凡救世，诛灭妖魔（指清朝反动派）。洪秀全病中和病后先后作了《斩邪留正》等诗，这些诗表达了他的革命反清的思想，如《斩邪留正》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

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

声振东南日月边。

玺剑光荣承帝赐，

诗章凭据诵爷（指上帝）前。

太平一统光世界，

威风快乐万千年。

诗句中的“玺剑”二字，据《太平天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颗玺，作为“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的凭据。

上帝还下旨意要他改名“秀全”，秀全含“禾王”二字，意即农民群众的领袖。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福源水村人）原名仁坤，小名火秀。他7岁进本村私塾，18岁被村民聘为村塾教师。洪秀全把书一读，把病一得，把名一改，还真不得了。1834年，时年31岁的洪秀全再次到广州立试失败，6月，他从广州考棚收到的梁亚发发送的附会基督教宣传品《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小书》，将其中的词句，作为宣传反清斗争的武器。他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他的兄长，是上帝爷派他下凡杀妖，劝群众“拜上帝”，不敬邪神，创立“拜上帝会”。将本县莲花塘书馆中的孔子牌位砸毁，斥“至圣先师”的孔像为邪恶的偶像。此后，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文献，提出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不行恶事，主张天下男女尽是兄弟姐妹，应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奋斗。

1847年3月，他又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掌握了基督教仪式。接着入广西紫荆山区会见他的老乡、同道中人冯云山（约1815—1852），共同制定了《十款天条》和各种拜上帝会的仪式。《十款天条》是：

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

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

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

第四天条：七日礼拜赞读皇上帝恩德；

第五天条：孝顺父母；

第六天条：不好教人害人；

第七天条：不好奸邪**；

第八天条：不好偷窃抢劫；

第九天条：不好讲谎语；

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

1851年，是清咸丰元年辛亥年，而在这个辛亥年，却也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原来，本年度1月11日，洪秀全率会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颁布军纪，建国号“太平天国”，拥洪秀全为天王。太平天国的元年为什么不称辛亥元年，而称“辛开元年”？据南宫搏《太平天国》称：

冯云山“根据咸丰元年的时宪书，在永安城内（刚被太平军首战攻占的城池）埋头研究了半个月，参考中国的夏正历法，又摘取当年在广州教堂中所见过的外国历书，会合成天历，把一年分作三百六十五日。

他又嫌十二时辰中的亥、丑、卯三字发音不好听，并改亥为开，改丑为好，改卯为荣，于是乎，太平天国的元年，便成了辛开”。

其实，“辛开”，也含有辛亥开国的意思，倘若不是外国列强配合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效忠清廷死力围剿的话，那洪秀全还真的会在19世纪中叶就把清朝推翻了的。但十分有意思的是，这次自辛亥年开创的、历时十八年的太平天国政权被灭失后，却在一个甲子六十年轮回后的辛亥年，又发生了更为伟大的辛亥革命，并在这一个辛亥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不过它的元年是1912年1月1日。太平天国革命与辛亥革命，有着相似的革命。这两种革命有承接的性质，其革命，都是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第一个**，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的第二个**。出现这两个革命**，毛泽东有过如下的结论：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

洪秀全领导的革命运动，虽然有着以上的结果，但洪秀全在揭竿而起时的动机及其燃烧起革命的**，却应了外国传教士办报的启蒙。可见报刊书籍在中国传播，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充满反清的鼓动性与颠覆性，但对开启民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鸦片战争之前，来华外人在澳门和广州出版过外文报刊，这些报刊讨论列强对华政策，有的传教士参与了外文报刊的创办和编纂。在外文报刊上，《晚清报业史》说：

传教士撕下了“中外亲善”的面具，一再煽动侵华战争，鼓噪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在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上说：

“采取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清王朝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在炮口的威逼下，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42年的《南京条约》等）。重点在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1846年2月，道光皇帝发布上谕，批准法国取消天主教的禁令，基督教（新教）也随之开禁。于是传播“福音”的报纸一下子猛涨，先后发行约76种报刊中，有“十分之系教会报”。

教会办报的宗旨，可以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第二期，由主编米怜的自述中，窥一斑而可见全豹：

记者深愿此后假以时日，逐渐加以改善。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

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

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

比较有影响力的教会报刊有如下几家：

第一家报纸是《天下新闻》，创刊1828年（道光八年）；

第二家刊物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1833年（道光十三年）；

第三家报纸是《遐尔珍贵》，创刊1853年（咸丰三年）；

第四家是半月刊的《中外新报》，创刊1854年（咸丰四年）；

第五家是《六合丛谈》，创刊1856年（咸丰七年）；

第六家是《香港新闻》，创刊1861年（咸丰十一年）；

第七家是《中外杂志》，创刊1862年（同治元年），地址上海；

第八家是《中外新闻七日录》，于同治四年（1865）创刊于广州；

第九家报纸是《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出至第301期时，即前面讲到的易名为大名鼎鼎的（《万国公报》；

第十家是1872年8月创办在天子脚下北京的《中西见闻录》；

传教士来华的使命，原本是推广基督教，实现在中国基督教化，但出版发行的报刊，大多兼载非宗教性的内容，其在政治上的鼓动性日益猛烈。如美国传教士、《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1836—1907，曾在1901年将他在上海开设的中西书院、苏州开设的博习书院和中西书院合并改组为东吴大学。他首次系统提出将基督教义与儒家旧礼教旧思想相结合的理论，以迎合上层人士的心理。译著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中西关系略论》等）在该报通常发表有关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进步与优越性。如在《万国公报》（1975年第340期）刊发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中，论述了天赋人权及其民主政体中的作用，宣传西方“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则是“治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介绍了三权分立及议会制度：

“不过是分行权柄而已：分权柄，但要行之有利而不相违背，有权益而不相伤害。权柄一分为三：行政权，司法权，议会权。什么叫行政权？由传位的君主行使并得到尊重，欧洲各国是这样实行的；美国与南美各国，由公举的总统行使；什么叫司法权？司法独立必须经过行权者所命，再由议会议决后允许独立；什么叫议会权？凡议会人员，有的是由君主委派或民举，有的则是全部都由民间公举。那么行使政权的人，他的权力还在吗？在的，就都照章程中定好了的法则，以及由众议院议定好了的事去办理就行了。……至于议员分为上下两院，合言之即为众议院，上议院中的大员，在英国有亲王的资格才能担任，其他议员由朝廷指派；在美国，上议院由各省派人担任，下议院中的大员由民间公举的人担任”。

这篇政治文章公开发于1875年6月12日。

1875年正是同治帝死，光绪帝即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发生旱灾，日本占领我冲绳岛，李鸿章之邀请美国前总统来调无果的这一年。

在这一年，像如此宣传民权、三权分立、议院、民间公举等名词的文字前所未有，对中国帝制的动摇，乃至崩溃，起到了开民智、开官智的先声，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为什么不可低估？

因为对于长期处于帝制思想禁锢的人来说，那些新鲜的名词是革命的名词，如同“在一漆黑的暗室中，开启了一扇又一扇窗户，眼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并在强烈的对比中看到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优越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终于突破了旧思想的樊篱，萌生出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

本来，传教士是来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的，他们办报的目的也原本是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但自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突然发现“实现中国基督教文化，这一目的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转而宣传西学政治，以至于使中国人，尤其是使康有为、梁启超、张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熊秉坤、黎元洪、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慈禧太后、光绪帝、奕勖、载津、隆裕太后……等等人士，相继地、不同程度地、不同视野地、不同感觉、不同心态地受到了直接的或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

正是这种影响，催生了改良派，及至出现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博弈较量；君主立宪在那时节，“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之势，就连原先对改良立宪的守旧人物也乐观其成，以为这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革命在那时节，却犹如孙中山在连续起义失败后所说：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到了1911年广州起义再度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辛亥“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于是，走日本或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失算。

走美国三权分立总统制的胜算。

西方传教报刊的舆论威力，最终带来中国报界雨后春笋，在这里有个作者在报端发表了浓厚革命性的文字。

他就是邹容。

1903年发表在《苏报》的《革命军》，作者已为读者所熟悉的了。《革命军》慷慨激昂，当帝制尚存一息时，他仿佛一位披发跣足、撕碎袍服、袒胸露腹的殉道者：

我的祖国今日病了！死了！难道不是应当食灵丹、扔宝方使之复活吗？啊！啊！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不要后退，不要中立，不要徘徊，此时啊，此时啊，这就是我所倡导的革命，与同胞共勉而实行的革命啊！

清廷自此发现报纸上的革命言论太厉害，一再封杀，一再出台办报“报律”、“报馆条例”，但总是遭到报人挖苦与抵制，讥为“始皇偶语之禁”、“全地球之第一夜叉国”。直到1911年2月，清廷又出台修订后的报律，叫做《钦定报律》，但不数月，武昌枪响。武汉、上海的革命党人和革命的同情者居然创办了一大批临时性小报，约计二三十种。如《警报》、《迅报》、《紧报》、《电报》、《快报》、《飞报》等等，但大多登了些假新闻，例如：

“京城失守，清帝逃去，庆王被擒”；

“清摄政王昨晚暴卒，清皇太后自缢死”；

“民军光复天津，地方官皆逃”；

“袁世凯宅被毁，妻妾自杀”；

这些假新闻假电讯，暴露出报人的不严肃性和不良习气，虽然有的收到了预期效果。比如港粤各报信以为真，“相率登载”，本来清吏张鸣歧、龙济光、李准等“初负蜗自固”，但闻“京陷帝崩”四字后，又见“全城人士欢声雷动”，那“张督知人心已去，无可挽救，始仓皇出走，龙、李亦卑辞乞降。

使广东全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

（冯自由：《革命逸史》）

北“京”没有被武昌革命军攻“陷”，这是立宪党人的努力，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胜利；皇“帝”没有大“崩”，这便是隆裕太后的胜利，但她没有看见这个胜利的果实，她与四万万人一样，只看到了清朝帝制的崩溃。

有人说，武昌起义之日，中华民国建立之日，当是以“文字收功日”。

的确，报纸的舆论，其作用大矣哉！

帝制的崩溃：由一段悲剧到另一段喜剧隆裕病逝前，身边只有保留帝号的宣统溥仪、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内务大臣世续和两三个宫女。隆裕对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这么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又对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当时只六岁的溥仪，在他长大后差点和辫帅张勋复辟帝制，后来又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了几年傀儡的康德皇帝，之后又被苏联红军俘虏到苏联，后来是由毛泽东把他要回来送到他的老家沈阳抚顺改造，毛泽东看他改造好了让他回到北京当了政协委员，毛泽东还和他合影。这年——1961年的双十节，毛泽东对溥仪说：

“溥仪先生，昔40多年前，我还是你的一个臣民。”

也是在这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统战部的张执一部长（曾任武汉市副市长）请熊秉坤和溥仪见面，废帝溥仪对熊秉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熊老先生，谢谢您打了第一枪，使我成为一个公民。来，熊公，我敬您一杯！”

熊秉坤说：“过去，是冤家路窄，现在，是冤家路宽，殊途同归。咱们都是新人，新人办新事，你敬我的这杯美酒，我一定干杯！”

这样，帝制的崩溃，便有了喜剧的色彩。

这个喜剧色彩，只能由收拾帝制残局的人扮演。

本书至此也就算是结束了。

但从历史遗留至今的话题来看，有着令人不满的感觉，甚至于令人时有扼腕、伤感、遗憾的所在，这种感觉与所在，如归纳起来的话，主要是来自相当于宋人王安石在《桂枝香》词中所表达的这样一种情愫：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樟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惜，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磋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