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报端曾郑重其事地告诫革命党人：“民气如火，善用之可以克敌，不善用之可以自焚，一旦暴动起来，不管发动者如何文明，各地难免没有闹教案、杀西人一类举动”。

康有为则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那种革命“流血断头，殃及善良，祸贻古物，穷天地古今之凶残，未之有比之”，“妄倡革命，大罪滔天”。但梁对革命又与康有为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新民丛报》（第89号）坦陈：“革命党何以生？生以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恶，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

不过，他提醒：“革命事业，其与秩序性质最难相容”，“顾其所最危险者，则当新破坏而未能建设之时，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如乱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憔悴，加以动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则“秩序一破，不可回复。”

梁启超的革命破坏现存秩序言论，再次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孙中山给予尖锐的回应：宣称革命事业以建设为目的，破坏只是手段。对旧的秩序，“革命不仅是破坏，而且是建设；正是为了建设才进行破坏。”进而指出：“革命百无一害，它的目的在于推翻君主专制的黑暗统治，摧毁一切陋俗弊政，以建设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秩序。因为“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坏者，异族钳制之势力也，专制之**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而其所欲建设者，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宜于社会者也。”这样的破坏旧社会秩序，本是着眼于建设之目的，是拨乱反正，不得谓内乱。革命党人乐观地认为：“现在革命的目的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不再是帝制自为，而是为了建立共和国家，因此，可以尽除历史上群雄相争夺、相戕杀的陈迹，可以尽力于民党内部之调和而避其倾轧，内乱自然也就不会发生”。革命派也同时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汪精卫认为，梁启超说来说去无非是不让国民革命，希望维持一个“开明专制”的政府。汪精卫反驳：“须知开明专制者必有二条件：第一，其必须有非常英杰之才；第二，则其人必须为众所推戴。而今日之政府不仅未具二条件之一，而且冥顽不灵，腐朽透顶。故开明专制非适于今日之中国，尤非能望之今日之政府者也。”因此，他代表孙中山明确宣告：“当负政治革命之责任者，惟我国民；负此责任之能力者，也惟我国民。所谓政治革命者，颠覆专制而为立宪之谓也。若能以国民之力，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则民主立宪政体必可终获。”（汪精卫：《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