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祐在开封对老臣大开杀戒,同时又准备起兵讨伐郭威的消息传到邺城。忠心耿耿的郭威,百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起兵反抗。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的刘承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在京城的郭威一门老幼全部杀掉。实际上,这样的举动对于战争本身的走向和结局,不会有任何影响,更多的是出于泄愤和任性。
应该来讲,邺城这座城市雄踞河北,本来就是后汉政权为拱卫黄河南岸的京城汴梁(开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从邺城出发,打到黄河南岸地区,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京城汴梁既无险可守,也无兵可派。愤怒的郭威,率领军队反戈一击,由北向南层层推进,连战连捷直逼首都(开封)。城破,郭威随即进入京城。
进入京城的郭威,并没有找到刘承祐,因为刘承祐带着苏逢吉逃跑了,逃跑的途中又被人杀掉。然而即便被刘承祐杀了全家,甚至包括襁褓中的婴儿,但武装进入京城的郭威,依然是那个有底线的人。郭威并没有立即称帝,也没有对刘承祐的家人进行屠杀。与之相反,郭威首先想到的是稳定帝国局面。
要想稳定局面,郭威首先要请出德高望重的皇太后。
皇太后李氏,是刘知远的原配夫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李太后又被称为“李三娘”。民间俗语中说某个人“哭得跟李三娘似的”,其实说的就是李太后。五代短短几十年,出了很多非常有名的贤内助。比如后梁朱温的贤内助张惠,郭威的柴氏,刘知远的遗孀李太后也是。
李太后年轻的时候,刘知远因为家贫,到李太后家里提亲被拒。后来,恼羞成怒的刘知远带人去抢亲,强娶了李太后。在刘知远的整个征战和后来的皇帝生涯中,李太后在背后的出谋划策功不可没,并且李太后希望刘知远能够善待人民,以换取民心的支持。刘知远听媳妇的话,在执政的大方向上照方抓药,对于当时的乱世来讲弥足珍贵。李太后后来为刘知远生了个儿子,就是这个有些任性和幼稚的刘承祐。
刘承祐的倒行逆施,李太后曾经苦苦劝谏,希望皇帝能够刀下留人。但是最后,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郭威进入汴梁城,第一时间请出李太后,希望她能够协助稳定社会局面。
李太后尽职尽责,不负重托。
公元951年,郭威在澶州(河南濮阳)发动政变,部下给郭威黄袍加身。回到汴梁后的郭威,妥善安置了李太后,李太后后来得以善终。郭威从此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大周王朝,史称“后周太祖”。
说句题外话,郭威黄袍加身的这个澶州,其实同邺城一样,也是古代河北,也就是黄淮海平原上的重镇。澶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坐落于黄河北岸,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澶州兵变再往前追溯几千年的上古时代,这个地方叫作“帝丘”,是五帝之一颛顼的都城;澶州兵变之后半个世纪,宋辽战争多年的结局是在这个地方达成了一个大妥协—“澶渊之盟”;再往后一个多世纪的宋金战争**期,为抵御金兵南下,杜充于宋高宗建炎二年掘开黄河。到了1194年,黄河突然“夺淮入海”,濮阳彻底沦为黄泛区,人口和文明凋落,影响深远。
澶州的话题按下不提,回头再看郭威。
被逼兵变、登上皇位后的郭威,依然不改当初的本色。作为皇帝,他经常提醒自己是穷人出身,所以事事不敢造次。他的吃穿用度、宫廷陈设,依然保持了一个普通人的标准,而没有随着地位的上升而上升。他对穷人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即位之后立刻减免苛捐杂税,废除严刑峻法。更加重要的是,在那个黑暗的军政府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亲自去山东曲阜祭拜孔子,修缮孔庙,他试图用他的实际行动,改变整个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扭曲价值观。郭威更加没有忘记自己的结发妻子柴氏,他追封柴氏为皇后,直到他驾崩之前,后宫再没有设立皇后。
值得八卦一下的是,除了柴皇后来自后唐皇帝李存勖的后宫之外,郭威的其他三个正式册封的妃子,杨淑妃、张贵妃、董德妃,都是普普通通来自民间的丧偶寡妇。这一点上,郭威恐怕也是中国皇帝中的第一人。
郭威如此的择偶观,我们分析应该是有原因的。在那个年代,生娃是死亡概率非常高的一件事。所以很多急于求子顶门立户的男人,往往选择纳妾,纳那些身强力壮生过孩子的妇女。如果还是选择少女,对于求美没问题,求子就走偏了。要说郭威本来是不缺儿子的,只不过郭威的儿子们,当年都被刘承祐灭门了。于是,已经年近五十的郭威,如果要想迅速再生一个自己的亲骨肉,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找寡妇熟女。
当然,抛开对郭威喜好寡妇这种个人择偶观的调侃之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皇帝作风。就连选择皇妃这件事,都尽量一切从简,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而不去浪费无谓的朝廷行政力量,大张旗鼓地满足自己的私欲。
然而,郭威的皇帝生涯,只持续了三年。
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重。此时此刻,郭威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心。他叮嘱手下人说:“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旧五代史·周太祖本纪》)也就是说,在郭威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考虑为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在自己的陵墓上不要铺张浪费,不掘土为陵,而是因山而陵。只雇佣工匠,而不用民夫百姓。没有金缕玉衣,没有专人守陵,也不用石人石马石像生。跟之前历朝历代无数庸碌无能的皇帝相比,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如此的下葬要求,只能用寒酸来形容。
郭威主动提出来的特殊要求只有一个—“只立一石记子”。也就是用一块石碑,来记载自己的生平事迹。作为皇帝的郭威,临终之前考虑的依然是流芳千古,而不是死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虚妄尊荣。
我们只能感慨,郭威是超越他的时代而存在的。唐末以来,梁、唐、晋、汉四朝加起来,北方已经连续动**了半个世纪。不断的战争和流血,使北方人口锐减。每一个短暂的政权都疲于自保,来不及发展生产,更谈不上富国强兵。并且连续三朝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族面南称帝,正宗中原汉族反而靠边站。郭威的上位,让汉人重新夺回帝国正统,完成了类似于隋文帝杨坚的一个精简版本的“再造华夏”。从郭威开始,中国开始告别五代十国的黑暗时代,重新开启属于儒家文明的历史进程。
郭威在弥留之际的另外一个英明决定,就是立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