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靠什么来驱动？”这个问题并不是写到这里才开始探讨，其实细细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各经济学派的理论都有回答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着重强调分工以及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货币正是实现商品交换以及自由贸易的“润滑剂”，显然在亚当·斯密看来，货币是由经济中实际交易需求所驱动。而在古典理论和货币理论中，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货币是外生的，并不取决于经济实际，特别是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完全是政府采用“相机抉择”的政策所驱动的。与之相对的是，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由经济内生决定的，人们的交易需求、投机需求和预防需求的决定驱动着货币。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解释吗？有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现代货币理论学派。该学派认为，货币是一种政府债务凭证，不与任何商品和其他货币挂钩，只与未来税收债权相对应。该学派经济学家兰德尔·雷在其著作《现代货币理论》[14]一书中谈到：“货币是由税收驱动的。政府首先创造一种记账货币，然后用这种记账货币征税。在所有现代国家，这就足以确保许多（实际上是大多数）债务、资产、价格都可以用本国记账货币为单位进行计价……之后，只要政府接受缴税时所用的货币，就可以发行以同样的记账货币为单位的货币”。

既然货币是由税收驱动的，该学派进一步推导出“税收以及其他强制的义务创造货币需求——只要缴税（或相似的义务）需要支付该种货币。纳税人需要货币，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买东西，其他人也会接受这种货币。”那么，纳税人怎样才能得到货币以缴纳税收或者政府的罚金呢？办法有且只有一个，将自己的商品或者劳动力卖给政府，从而换取货币。这就打破了我们原来对财政的看法。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政府征税是为了维持其支出，但是在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看来，政府支出是不需要有对应收入的，因为政府可以依靠印钞从国民那里获得商品和劳动，而国民为了缴税也乐意和政府做这笔买卖。更进一步，政府花的越多，流入到经济的货币就越多，利率就会降下来。因此，这个学派认为，政府不需要考虑财政赤字，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可以大胆花钱，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产生的财政赤字由中央银行印钞票填补就是了。这就是2020年我国热议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来源。

显然，这一学派也认为货币是由政府外生决定的，不过与弗里德曼不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应该由财政部门主导货币而不是中央银行主导，中央银行只需要印钞直接购买财政部门发的国债就好了。听起来这个理论确实很新颖，但是结合上面咱们谈的货币创造的理论，就可以看出该理论的不足。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纳税仅占其中一小部分，如果单单靠税收驱动，产生的货币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活动的需求。实际上，在现代经济中，当企业或者个人有购买需求而资金不足的时候，就会从银行获得贷款购买商品或者劳务，在此过程中银行通过贷款行为创造了货币，而市场个体通过购买行为实现了存款的转移（大部分情况都不会使用现金交易），推动货币流通与运行。显然货币是由企业和个人的市场交易行为所驱动。

从货币层次上看，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为赤字融资都是基础货币，而银行的作用却被忽略了。孙国峰认为，“现代货币理论错误地将存款货币和基础货币视为并列平行关系，在此基础上的存量—流量分析方法只看到了国民经济核算账面上的平衡，而忽略了货币创造的内在机制与动态过程……现代银行信用制度更接近于一种‘公私合营’的制度安排。作为货币创造的核心中枢，银行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也承担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公共职能（创造货币，笔者自加）……公共部门（中央银行，笔者自加）创造的货币为基础货币，银行创造的货币为存款货币，存款货币需要以基础货币为支撑。”[15]显然，政府不能代替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更重要的是，货币需求是由生产、交易、贮藏、支付和清算等经济活动所驱动。当经济繁荣，企业扩大生产，全社会的交易增加（不仅包括商品交易，还包括股票等金融资产的交易），银行就会通过信贷行为创造货币（如“钱荒”事件恰恰是广义货币的“多”）；当经济萧条，消费和投资收缩，企业减少生产，乃至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交易量减少，货币需求就会减少，即使政府当局如何“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基础货币，只要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减弱，经济和通胀都难以有所起色（如二十多年来的日本以及现在的美国）。

其实，在我国也可以找到货币是由生产、交易、贮藏、支付和清算等经济活动所驱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