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有趣的是，在明朝万历前期，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个似是而非的“三权分立”运作体制。说它“似是而非”，是因为与其相对应的主体是太后（立法）、内阁（行政）、司礼太监（司法），显得有些荒谬，但它确实具有“三权分立”的特点。这三个权力的所有者在互相制衡的前提下互相配合、同心协力，竟然大有建树，把这个时期的大明朝治理得有条不紊、政令通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算一个历史奇迹了。

万历皇帝即位的时候年纪还小，无法行使任何政治权力，只能算做国家名义上的元首，是国家的象征。朝廷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李太后、司礼太监冯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三人执行运作。所不同的是，这三人拥有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国家宪法，而是来自于皇权的衍生。李太后是万历的生母，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冯保曾是万历的伴读。万历是他们权力的实际来源，他们不可能脱离皇权而真正走向“独立”，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必须进行合作，才能有效行使权力。

如果把至高无上的皇权比做立法权的话，那么，李太后在这个时期所代表的正是“立法权”。皇帝年幼，生身母亲自然要负起照应儿子的责任。从抓权的角度来说，李太后是想把“立法权”独立的。但李太后毕竟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宫女出身，又深居后宫，她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诸多“立法”，必须要依靠内阁大臣们的“提案”。比如推行一条鞭法，增收赋税；比如对外用兵、平南倭、靖北虏等，这些大政方针绝非一个身居后宫的妇道人家所能制定的。

再说内阁的“行政”，张居正是一代饱学的大儒，又是皇帝的老师兼顾命大臣，让他做内阁首辅，“行政权”应该能够独立吧，实际上不尽然。尽管当时的内阁权力很大，但是，再大也大不过皇权，内阁有所行政，必须事前提请李太后所代表的“立法”批准，获得“行政许可”或者授权，才能实施。这就决定了“立法”和“行政”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既需要互相依存，又存在皇权弱而内阁强的现实。正是由于这种因素，才导致了张居正后来的人生悲剧。

在万历初期的“司法”环节，也非常的不伦不类。首先，它的主体是由司礼太监构成的。明朝太监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这实际上就是宫内的小政府，其中以司礼监的权力最大，其职责是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皇帝谕旨等。也就是说，它既可以行使“司法权”，又可以同时行使部分“立法权”；既可以做到权力的相对独立，又必须全部听命于李太后所代表的皇权。从其代表人物冯保的生平来看，他与李太后似乎更近一些，因为同在内廷；但他与张居正之间关系也十分密切。与其说他发挥了“司法”的制衡监督作用，不如说他发挥了对“立法”和“行政”之间矛盾的调和作用。

万历初期出现的这种“三权分立”格局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立法”和“行政”之间有矛盾有依存，“司法”和“立法”几乎是一个鼻孔出气，毫无制衡的迹象。“司法”对“行政”既有制衡和监督，又因其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而发生质的变化。

拐点一：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三权特征，决定了万历元年到十二年这个时期明朝的大好局面，吏治清明，政通人和，国家财富积累几乎翻了一番，戚继光大破倭寇，李成梁**平蒙古。明人史玄在《旧京遗事》中记载北京当时的情况：“道路无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夜，长安街上歌声婉转曼妙。”

历史的轨迹在这个时候，因为三个人的齐心合力，拐了一个非常绚烂的弧度。按说这样美好的景致可以延续更长久的时间，可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了呢？历史总是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出其不意，这些出其不意的拐点，就算我们这些现代的旁观者看来，也似乎是难以梳理出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