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江西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

明代杨慎的《铅丹录》称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并严厉指控说：“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杨慎对王安石的评价，从领导科学的角度来说，是大错特错的。王安石的是非功过，学术界历来褒贬不一。但王安石无疑是北宋政坛最为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他一生为官30余载，曾经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毫无所动，甘愿在基层做一些具体的领导工作，长达24年之久。他在基层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实践出真知”，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王安石是当之无愧的政坛天皇巨星。

拐点一：北宋中叶以后，朝廷进入了内外交困的时期。政治上，由于采取了“三权分立”体制，导致官员数目持续膨胀激涨，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保守主义盛行，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经济上，由于土地的不断被兼并，迫使农民转职军旅（北宋初年给予军、公人员极大优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笔者注），使得军队人数激增，而土地大量荒芜，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军事上，由于“重文轻武”国策的施行，造成了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的严重后果。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而军队人数却有增无减，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就已经达到了125.9人，军费开支十分惊人，“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北宋王朝已经到了行将破产的边缘，王安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耳濡目染并步入政坛立志变法的。

时代呼唤杰出的领导者，但杰出的领导者确实犹如凤毛麟角，属于稀缺资源。而领导力更是属于一种稀缺的技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需要从小培养，从实践中锻炼。

王安石少小聪明，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志向高远，有务实之风。史书记载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而且“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也就是说，在少年时期，王安石就具备了卓尔不群的非凡气质和立志变革的决心。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按照当时朝廷官员任命的规定，凡是进士出身且排名靠前者，为官一任即三年期满后，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担任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官职。这无疑是官员升迁的一条快速通道，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路径很快得到升迁，最后成为知政、宰相的。也就是说，王安石在22岁的时候考中进士，25岁就具备了入馆的资格，进入了升迁的快速通道，这在当时相当罕见，满大街的人都在羡慕他。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王安石却出人意料地自临川赴京，上书辞谢，不做馆职，要求朝廷改任他为大理评事，去鄞县这个边远小县做一个县令，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后来调任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至和元年甲午（1054年），王安石34岁的时候，自舒州赴京述职，朝廷特授集贤校理，又一次进入了“快速通道”，他还是固辞不受，情愿去做群牧司判官，知常州，提点江东刑狱，在地方一直干到了40岁。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不再推迟朝廷的诏令，在千呼万唤之中，走向了帝国的权力舞台，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开始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其间，因母病故于江宁，他再次回到地方，直到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年）王安石48岁的时候，总算是真正地开始了自己的京官生涯。

王安石不慕富贵，也不急于飞黄腾达，他想由下而上，先通过在基层的磨炼来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然后再求得志于君，有所作为。王安石在地方为官20余年，每到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在鄞县时，他跑遍了东西十四乡，进行实地考察，并督促百姓兴修水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通过蓄水灌溉，使百姓无旱忧。他还在春季贷粮给贫户，让他们秋季偿还，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具体困难，又能使官仓的存粮新陈相易，不致腐烂变质。鄞县成了王安石变法的试验田，并且成效显著。在常州知州任上，他本想开凿一条运河，但是上司不支持，只允许他调集少量的民夫，下边的人由于利益的关系也意见纷纷，不肯出力，加之天公不作美，连日**雨，结果只能半途而废。有人借此责怪王安石好大喜功。其实此事的失败也不能完全怪王安石，得不到上下的支持，力量不足，肯定不会成功。王安石对自己未能毕功又劳民伤财也深感悔恨，但他并不认为有所作为是错的，因此对衮衮诸公的苟安塞责不以为然。常州河役虽然失败了，但给了王安石一个教训——即便决定是正确的，得不到众人的支持，也可能将好事变成坏事。在江东刑狱任上，他提议废除了江南东路的茶叶专卖制度，主张自由贸易，政府征税，结果茶农与消费者都因此而得利，政府得到的税利也超过了靠垄断所获得的收入，可谓三方得利，这证明自由贸易是胜过官方垄断的。在地方任职的20余年间，王安石通过亲力亲为的实践，不仅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还增长了见识，这为他以后领导任政中枢准备了条件。

拐点二：熙宁元年（1068年），作为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就已经感觉到了国家“领导力”资源的稀缺，要想对自己的国家“负起责任”来，就必须要有杰出的领导人来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是北宋政坛名副其实的一个大明星，史载“时人咸谓其贤”，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个了不得、不得了的大能人。据说当时的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就连名声赫赫的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富弼、韩琪、苏洵等人，也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王安石既然具备了杰出的领导人资格，宋神宗自然要进行考察，他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又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王安石变法中最为著名的青苗法就是来源于他在鄞县做县令时的实践，“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规定“五户以上为一保”，商量好要借多少钱，大家互相担保。为了让官员们努力地推行新法，王安石还制定了不少激励措施，反对新法的一个个被谪贬出京，而对新法表现积极的官员则纷纷得到加官进爵的奖赏。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形，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中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成效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王安石的务实之风还体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他在《上人书》里阐述自己的观点：“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为变法革新服务，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关于王安石20余年在基层的实践，有人说他是沽名钓誉，也有人说是韬光养晦；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但无论怎么说，王安石有意识地磨炼和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通过20年间的不断实践，成为了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颗超级巨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