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身术”是指一个人应变外部环境和各种对手的技巧。和善变，因为他总希望自己能麻烦少一点、利润多一点。

和在办理大案要案中，有巧妙应变的本事，因此，凡经他手办理的案件，无论案情的定性如何，都能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在国泰贪纵营私案中，和就是这样“站稳”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初，都察院御史钱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国泰于属员题升调补，多索贿赂”，“按照州县肥瘠，分股勒派。揭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州县亏空或八九万两，或六七万两。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

国泰隶属满洲镶白旗，姓富察氏，系四川总督文绶之子，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被擢为山东巡抚。乾隆三十八年已调任陕甘总督的文绶，因在四川任内庇护纵子为非的阿尔泰，被戍伊犁。国泰因疏请同父一起遣戍，得到皇帝的赏识，不仅保住官职，而且很快升为山东巡抚。

国泰少年得志，为人跋扈，对待属下“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国泰之父文绶因庇护阿尔泰交罚银八万两，国泰则明目张胆勒索属下，代父交纳赎罪银两。于易简系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之弟，虽然也出身宦门，但其生性懦弱，因而同国泰共事也称得上是刚柔相济。在国泰大发雷霆时，于易简竟然奴颜婢膝，“长跪白事”。对国泰的颐指气使，于易简已经是司空见惯。

对于“性情乖张”的国泰，阿桂、福康安（阿桂系当时军机处首席大臣、内阁首辅；福康安系傅恒之子，时任云贵总督）、和等相继向皇帝“密为陈奏，欲以京员调用，消弥其事”，却被皇帝拒绝。因乾隆屡闻“国泰在山东巡抚任内不得属员之心”，“恐其有不法款迹”，乾隆遂于四十六年正月，特意“传谕令于易简来京讯问”。于易简到京后力保：“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诟言。”乾隆又问及“国泰屡经保荐吕尔昌，有无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则以“吕尔昌与国泰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常委审理案件，并无徇庇交通之事”对。

于易简何以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国泰紧紧连在一起？于易简曾任济南知府，由于国泰的提携升任山东布政使，此种知遇之恩令其没齿不忘。在于敏中逝后，于易简对国泰更为依赖。兼之二人都嗜好昆曲，有时还粉墨登场。据传他们最喜欢演的是洪升的《长生殿》，于易简扮唐明皇，国泰饰杨玉环，声色俱佳，维妙维肖。志趣相投也许是于易简力保国泰的另一个原因，即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四，和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御史钱沣等奉命前往济南查办国泰案。与此同时，乾隆谕令曾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实陈奏在山东的所见所闻；命令已升任湖南布政使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据实陈奏国泰贪纵营私之处，不得稍存徇隐、回护；又责令由国泰推荐升任安徽按察使的原济南府知府吕尔昌交待“如何与国泰前往涿州、德州、江省一带有查办事件。因我母亲现于上月二十五日起身到我哥哥任去，有年纪的人行路迟缓，恐怕还该在途中。德州是山东地方，尚有干系我哥哥的事，母亲在道上听见害怕，所以差套儿（国霖家奴仆）赴东，与母亲请安，并叫他探听钦差查办德州信息，如没有我哥哥的事就迅速回京。”

另据套儿供称，初四日自京起身，初七日到山东省，“路上遇见大爷（指国泰）接钦差，我请了安，大爷问我‘你来做什么？’我说二爷（指国霖）打发我来替老太太请安，恐老太太听见有钦差来害怕。”然而套儿并未到国泰官邸给老太太请安，而是“回到德州住了两日，打听山东省城有什么事，到十四日听说我大爷已查抄拿问了才回来”。

正像办案人所分析的：“你既到山东，你大爷为何不留你在那里，这不是怕你漏出马脚致事情败露吗？”国泰在四月十七日的口供却对套儿送信予以否认，自称“我于初六日接德州驿站上报单得知，钦差赴江省一带公干之信，约于初八（原档有残），可过齐河，我恐路过盘查，是以叫藩司将县库（原档有残）生查办。至我兄弟差来家人套儿，我于初七月出城恭请圣安，在途中遇著他，说系我兄弟差来给我母亲请安，并说有钦差往江南查办事件，不知山东有应办的事件没有，京中不知信息，甚是害怕，叫来探听探听，就回去知告好放心。我即向他说，钦差现在就要到了，倘有路过东省查办事件，你适自京来，恐有不便，就叫他回去了，并非我兄弟差来送信”。

不排除国泰有为国霖开脱之意。在一年前乾隆就曾传谕布政使于易简来京，询问国泰操守如何，此后不久乾隆还特意“将询问奏对缘由，传谕国泰，令其知所警惕，痛加改悔，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凡事宽严适中，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若伊奉朕此旨，即自知猛省，随事留心更改，将自可长受朕恩，为国家好大臣，岂不甚善。若再不知改悔，或因此转加模棱，不认真办事，是伊自取咎戾，朕不能为国泰宽也。至于易简既奏并无别项款迹，将来或经发觉，或被访闻，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亦有应得之罪。”

心里有鬼的国泰不会体会不出这份上谕的份量，因而当他从驿站报单得知钦差欲往江南公干，立即预感到彼等此行的真正目标很可能就是济南，套儿的到来不过更加证实事态的严重。国泰遂把存在济南府里的“交州县变卖物件银子”，用以弥补历城县亏空，令“该县郭德平向冯埏（原济南知府，时任漳州知府）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从档案记载可知，派人给国泰送信的是其弟国霖，在德州打听钦差意向的是其家人套儿，上述诸事同和并无瓜葛。

关于清查历城县库银一节，《郎潜纪闻》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时和柄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通政（指钱沣）危。及抵境，和已授意国泰弥缝，辄以危言相恫喝。刘文清（指刘墉）深知其弊，常与通政密商。比到省盘查，则和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抽查至数十封，无短绌，和即起回馆舍。通政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盖借诸商贾以充数者，因诘库吏，得其实。遂出示召诸商贾采领，大呼曰：迟来入官（即役收归公）！于是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复往盘他府亦然，案遂定，亦无如何也。

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乾隆的传记中，不少引用上述传闻，诸如：“国泰早已知查仓盘库之信，急忙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数量多少不等，印色不对。“钱沣了解到借商银充库之情，便遣人宣告于众，如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则将尽没收其银”，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数，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将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等。史实并非如此。

据和、刘墉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所言，清查历城县库只有一次，而且是“按款比对，逐封弹兑”，并非像《郎潜纪闻》所言先后盘查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第二次才“彻底拆封”；国泰用以弥补亏空的银两，系存在济南的勒索各州县的银两，并非“借诸商贾以充数者”，更无“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的场面。《郎潜纪闻》的作者之所以有“供诸商贾以充数”之说，很可能是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伪证演绎而成。

据传在国泰案中，和在查案前，先写好了两份奏折留给他的干女儿纳兰之父苏凌阿，告诉他一份劾刘墉、钱沣用，一份劾国泰用。若在山东查不出来什么，你便将劾刘、钱的奏折上奏皇帝，告他们蓄意陷害好官，若事有不谐，国泰罪难遮掩，我便飞马报你，你便把另一份劾国泰的奏折呈奏皇上，在刘、钱回京之前劾国泰，以丢卒保车。后来国泰案终难遮掩，苏凌阿便将劾国泰的折子奏上。据说乾隆因此而认为和与国泰实无勾结。而刘墉、钱沣也因和在案中表面上无有掣肘以及无其它实据，也只好认可。这些传说虽都是云里雾里，但可见和之为人，编造此说倒也能鲜明体现其高智商的奸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