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大败并不是在人生最初就显示出来，而是在争取成功的路上，因“自为失控”而逐步表现出来的。所以，对于任何一位成功者而言，如果不善于“约束自己”，就会以失败而终止人生。从这个角度，我们去观察吕不韦的人生奇路，就可以得到许多警示。

吕不韦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善于观察人际关系、善于沟通人际关系的“机灵”人物，关键就在于他凭着他多年做大生意的经验，明白人际沟通是他之所以成为“大商贾”的力量。或者说，他在人际沟通时，发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妙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提到吕不韦，大家都不陌生，都知道其在权力的角逐中，有极高的沟通本领和技巧。不妨一看：吕不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秦统一中国之前开始其人生使命的。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众多政治家不同，吕不韦的崛起，既不是靠卓越的政绩，也不是凭显赫的战功，也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与帝王将相的高贵血统无缘，而在于他以超人的人际沟通技巧，独自辟出了一条奇特的从政之路。

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后来在韩国、魏国、赵国一带经商，通过贩贱卖贵，发家致富，成了“家累千金”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人）”。他的经商活动范围相当大，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诸省。用郭沫若的话说，吕不韦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位“国际贸易商人”。

吕不韦像吕不韦本是个做生意的人，他在经商的过程中，悟透了人际沟通是保证他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力量，因此他骤然把“赚钱生意”变成了“权力生意”，开始运用“吕氏沟通术”突破一个一个难关，攻取一个一个人心，结果不得不以“扶持”皇帝为己任，显示出超人的智能和本领，获得了人生的成功！正如吕不韦私下对一幕僚所说：“与人失沟通之机，乃无大成之时。”但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就是他总想膨胀自己的欲望。欲望这东西害人至深。如果不加以及时控制，就会导致人生大败。

然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使吕不韦心满意足。对他更有**力的，不是商业圈中的一本万利，而是政治场上的叱咤风云。他不甘心永远做一个没有政治地位的商人，企盼着有朝一日进入政界，参与机要，执掌权力，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才能。

因此，他一方面四处往来经商，一方面注意观察各诸侯国的政治动向。在他看来，从政与经商一样，关键在善于发现机遇、把握机遇。机遇，可以使人在商业上发财致富，也可以使人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而这样的机遇，终于在历史上出现了，也很快被吕不韦捕捉住了。

这个机遇给吕不韦人际沟通带来了最大的转机。这个机遇出现在秦国。当时的秦王是秦昭襄王。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秦昭襄王的儿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太子，成为王位继承人。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名口子楚的儿子，是安国君的妃子夏姬所生。由于夏姬不为丈夫宠爱，因此子楚也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当时，秦国与赵国经常兵戎相见，关系十分紧张。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安国君将子楚作为“质子”，送往赵国。

所谓“质子”，即我们今天说的“人质”。子楚到赵国后，秦赵关系进一步恶化，秦国多次发兵攻打赵国。按照贯例，赵国完全可以杀掉秦国的“质子”作为报复。但由于秦强赵弱，赵国虽多次被攻，也不敢轻易杀掉子楚，害怕由此导致两国关系的更加恶化。子楚困居赵国，尽管暂无杀身之忧，但却出入不便，生活窘迫，心情郁闷，日子很不好过。他巴望早日脱离险境，返回故国，但又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听天由命。正在这时，吕不韦经商来到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发现了这位落难公子。吕不韦对子楚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敏锐地感到这位境况危险、地位卑微的“质子”实际是“奇货可居”：如能帮助子楚返回秦国，继承王位，岂不是自己在政治上发迹的绝妙机会？就这样，一个近乎幻想的政治冒险计划在吕不韦的头脑中形成了。

吕不韦回到家中，同父亲进行了商量，反复权衡实施这一计划的利弊得失。吕不韦问父亲：“耕田之利几倍？”父答：“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父答：“百倍。”再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父答：“无数。”考虑再三之后，吕不韦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感慨地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在他看来，与其辛辛苦苦耕耘稼穑，终岁劳作，不得温饱，还不如冒风险帮助子楚谋取秦国王位，一朝获胜，即可富贵无穷，受益子孙。

吕不韦由此而选择了一条奇特的从政之路。他以后的事业与思想、成功与失败，都是同这一选择联在一起的。至于这一选择对以后中国历史所发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则是吕氏父子在作出这一选择时不曾料及的。

后世的论史者，往往抱怨吕不韦作出这一选择时的动机带有太重的“商人气”。但平心而论，吕氏父子的这些谈话又何尝不是实在话？他们只不过是以商人的语言，极坦率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个社会中，政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中心。不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家累千金的巨商大贾，离开了政治场，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承认，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而他们一旦跻身于王侯将相之列，就可以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轻易地谋取比士农工商多得多的利益。吕不韦弃商从政，与其说是出于商人的利害计较，还不如说是基于对现实的理智分析。吕不韦之能成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并不在于他能选择自己的时代与社会，而在于他能在这个时代与社会中准确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并进而施展精准的沟通技巧，从而收到了神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