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病理学
沙利文也认为精神疾病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种类的区分。精神病人与正常人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在每一个精神病人身上都有像精神病学家的部分，即便是他们的怪异行为也是与正常人的某些机制相关的。
（一）精神疾病的成因
在沙利文看来，所有非器质性的心理疾病（包括神经症和精神分裂症）都是由病态的人际关系造成的。这些病态的人际关系包含婴儿期时母亲的过度焦虑，幼儿期的孤独、父母惩罚的标准不一和缺乏温柔，找不到满意的少年同伴群体或前青春期密友，青春前期时的异性恋和性欲上的问题，等等。这些都会导致自尊的显著下降，形成特别顽固与歪曲的自我系统，从而妨碍个体建立起一个成熟的人际行为资源库。例如，充满恶意的个体，自我系统被膨胀的坏我所控制，使他过分依赖仇恨这个动力机制，对自己和他人都充满了贬抑，很显然，这种极为有限和消极的人际行为资源不可能或者非常难以发展成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而且低自尊还会慢慢引发一些偏差行为。
总之，沙利文觉得无论特定精神疾病的成因和形式如何，在治疗的时候都必须当做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社会力量的作用，他认同弗洛姆的病态社会导致病态人格的说法。他认为“西方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病态社会，在那里的每一个居民、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病态的”（Sullivan，1964，1971）[1]。
（二）精神疾病的种类
沙利文对现行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和命名方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他觉得各种病症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不过他在做临床诊断的时候还是使用了这些公认的名称，如躁郁症、歇斯底里症、疑病症和妄想症，等等。
二、精神疾病的治疗
（一）理论基础
在沙利文看来，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首先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觉得在心理治疗中病人所获得的改善和好转，与他们在其他教育形式中所获得的进步和成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他认为应该避免使用“看护（care）”这个词，觉得它不适用于人格领域。
治疗的目标是，使患者对他们选择性忽视的事物获得全新的认识，重新整合人格中互相分离的部分，在好我和坏我之间建立起一个适当的平衡，形成一个更为广泛和有效的人际行为资源库。也就是说，治疗可以帮助将性冲动从自我系统中分离出去的患者接受内在性驱力的存在，认识并消除伴随而来的羞怯和罪恶感，并发展出能适当地满足这种需要的行为。或者可以使一个充满敌意的患者学习缩减过于膨胀的坏我，学会爱自己，形成更正确的人际知觉，最终能对他人表现出温柔和爱。
沙利文还指出，虽然说对治疗效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个体天生的趋向心理健康的力量，但是要放弃各种表面上看起来能够获得安全的行为，真实面对自身的软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所以治疗者必须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专家才行，他们要能够证明治疗的确是有效果的，以此来消除患者的疑虑。
（二）治疗过程
沙利文式的治疗焦点是患者与治疗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治疗师既是观察者，又是积极的参与者。在与患者面谈时，治疗者要集中注意于患者所说的“关于我……我……”的部分，而不要长时间地纠缠于不重要的部分。
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沙利文不使用经典精神分析治疗所使用的长沙发，他通常是与患者坐成90度的直角，以便能立即觉察到患者姿势的细微变化，而不受其面部表情的干扰。他也很少使用自由联想技术，认为这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焦虑感。在治疗过程中，沙利文不喜欢做笔录，他认为这样不仅会分心而且不能记录下行为的细微差别，于是他提倡使用录音。对于精神分析治疗中最常使用的解释技术，沙利文主张相对简短地使用，以避免造成患者过度的焦虑，导致加强了对自我系统的防御。他还指出，这种解释的目标是帮助患者认识到现在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有许多新的方式可以取代它，使患者宁愿以焦虑为代价去改变自我系统。
相对于霍妮和弗洛姆，沙利文对治疗会面应该如何进行提供了更多的指导和更细致的论述，他认为治疗可以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治疗的正式开始阶段，这时患者首次与治疗师见面，并解释自己为何要参加治疗。沙利文警告，治疗师在这一阶段的行为表现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即使是看上去很细小的错误，比如握手时过于无力，寒暄时过于热情或者冷淡，对话时太过傲慢或者缺乏自信，都可能显著地影响患者对治疗师以及治疗本身的认知，从而破坏后续的治疗阶段。
治疗的第二个阶段，沙利文称之为“勘察期”，当治疗师对患者为什么需要专业帮助有了比较好的认识之后，这一阶段就开始了，一般要持续7个半小时到15个小时。在勘察期里，治疗师需要对以下细节进行非结构化的访谈，包括病人的年龄、出生地、家庭排行、婚姻状况、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父母职业、婴儿期和幼儿期时家中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人等。当治疗师对患者的各方面情况做出一个总结后，这一阶段就算是结束了，而这时患者一般都会同意说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浮出水面，留待下一阶段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阶段，或者叫“细节调查”阶段，治疗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前两个阶段得到的信息做核查，因为无论治疗师多有经验，前面简短的谈话都不可能完整而准确地勾画出患者问题的全貌。许多患者为了降低焦虑，会刻意地设计自己的陈述以取悦治疗师，或者将自身的失败和困窘经历合理化，甚至避而不谈，而对自己的成功经历大肆渲染。因此，治疗师要注意检查一些细节，并刺探出在患者的成长过程中那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是如何度过的，比如大小便训练、学说话、对于竞争和妥协的态度、学校经历、前青春期的密友、对性的态度、工作和婚姻经历，等等。此外，还要注意观察患者在与治疗师互动中所表现出的焦虑状况。
最后是治疗的终结阶段，包含四个步骤：一是治疗师简单陈述在治疗过程中了解到了什么；二是描述患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又应该避免什么样的行为；三是预后，简述治疗的效果，要注意不要做悲观的预后，因为患者可能会有预言实现的倾向；最后是干净利落地结束，切忌拖泥带水，但也不要戛然而止，结束得过于突然。
沙利文一生都致力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工作。他创设了一套独特的方法管理病房，特别强调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认为患者在病房里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甚至要比和治疗师在一起的治疗互动来得更加重要，因而也要求护士们对患者始终保持亲切和关心。那时候缺乏现代的医药技术，沙利文就使用酒精饮料来代替麻醉药品，以放松患者的自我系统，使他们更加容易改变。
（三）释梦
沙利文同意经典精神分析所说的，人在深度睡眠时会在某种程度上放松对自我系统的防御，并提供了把清醒时淤积的紧张释放出来的机会。不过，沙利文并不认为梦是了解人格的丰富信息来源，因为他觉得一旦清醒过来，自我系统就再生了，所以解析梦的潜在内容是徒劳无益的。
（四）阻抗、移情和反移情
和霍妮一样，沙利文对弗洛伊德的阻抗概念也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他同意自我系统在不断地抵抗治疗目标的完成，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为了维护本我的不法冲动，而把它解释为一种降低焦虑的努力。对于弗洛伊德相当强调的移情，沙利文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移情关系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的人际知觉，恰恰是患者应该学会抛弃的。他不曾提到过反移情，但是他警告，治疗师持有某种刻板印象是很危险的，所以经常对自己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总之，沙利文强调，治疗师的基本义务是使患者在治疗中获益，而非满足自身的需要。另外，他也认识到当时的精神病学还远不科学，临床工作者普遍缺乏理论和方法学的指导，因此要做出疗效显著的心理治疗是相当困难的。
[1] Robert B.Ewen（1988）.Theories Of Personality.p.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