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霍妮、弗洛姆一样，沙利文对于人性的观点也较为乐观，不过霍妮关注的是神经症，弗洛姆强调社会性，而沙利文最为强调的是人格的人际性，因此他的理论也常被称为人际理论。
一、基本概念
（一）人种假设
沙利文和弗洛姆一样，承认遗传对人格有一定的影响，比如，饿、渴、性等生理动机，我们每个人都受其支配。人格的这些动物性方面就决定了我们在身体相貌、感受性和智力等特征上各不相同。不过，沙利文认为，即便存在着诸多差异，和世界上一切别的东西比起来，还是人和人最相近，和一个人的人格最类似的无疑也是另外一个人的人格，即便是其他物种中最聪明的个体也和人类中最白痴的个体相去甚远，这就是沙利文提出的所谓“人种假设（the one-genus postulate）”。由此可见，沙利文倾向于淡化个体差异，而致力于研究全人类共通的心理现象。
（二）人际需要
沙利文反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他认为人格主要是由社会力量塑造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际关系。人类有着强烈的与人交际的需要，如果长时间断绝与他人的联系，人格状况就会恶化。沙利文对人际关系的定义还包括那些发生在幻想中和记忆中的，与真实的人和虚幻的人所发生的人际互动，也就是说，即便是长居深山的隐士和精神病患者也会受到人际状况的强烈影响。
（三）紧张降低模型
沙利文对人性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因而他认为人类有一种趋向于心理健康的动力，同时他也同意弗洛伊德所说的，每个人都具有降低内心紧张的动机，在这种动机的作用下，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一种完全的平衡状态，即完全没有内在缺乏感也没有外在压迫感的健康状态。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绝对的紧张状态，这两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达到，只能无限趋近。沙利文认为引起紧张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生化需要、睡眠需要、焦虑和表达温柔的需要，要降低紧张，也得从这四个方面入手。
1.生理化学需要与睡眠需要
一些重要的生理化学需要，如排泄、饥饿、缺水、缺氧、性欲等，都会导致身体内部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引发紧张。而且这些需要都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会驱使我们去主动满足。对睡眠的需要也会引起紧张，不过沙利文认为它和生理化学需要是不同的。
2.焦虑
引起紧张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焦虑。焦虑是一种很不愉快的体验。造成焦虑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环境中的强烈不安，比如，突如其来的噪声或者威胁。不过在沙利文看来，焦虑的最主要来源是孩子和母亲（或者相当于母亲的重要他人）的关系。母亲如何把焦虑传递给孩子虽然还不大确定，但是它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因为焦虑不像其他那些生理需要一样可以通过主观的行动（吃或喝）来获得满足。要想减轻焦虑感，最好的办法是与不焦虑的他人发展出安全的人际关系。此外，焦虑还会阻碍其他需要的满足，当一个人饿了、渴了、困了，焦虑会影响到他咀嚼、吞咽的能力，以及在疲倦时入睡的能力。焦虑还会干扰一个人的预见能力和理性思维，甚至引起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就因为如此，我们在一生中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避免或减少焦虑所带来的紧张，难怪沙利文说，“焦虑要为大部分的不胜任、无助和不幸负责”（Sullivan，1953，1960）[1]。
3.温柔
当母亲观察婴儿的行为（如哭闹），看他是否有什么需要时，她就会体验到紧张，这种紧张是一种想要为满足婴儿的需要而做出的温柔（tenderness）冲动。如果婴儿这时刚好也需要母亲的这种温柔，这样两相配合起来，就产生了婴儿一生中第一次重要的人际互动。不过，如果母亲对婴儿的行为做出的是焦虑性的反应，那么她的温柔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所以说，要想让婴儿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母亲停止焦虑。
（四）动力机制
虽然沙利文提出了紧张降低模型，但是他否认存在心理能量。他只承认物理能量的存在，认为有机体通过传递物理能量，而不是力比多来完成满足需要的行动。沙利文强调人格是一个动态过程，他将能量传递的过程称作动力机制（dynamisms）。这种机制是天生的，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同一个动力机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外在的，比如行走和说话；内隐的，比如白日梦和幻想，以及一些潜意识过程。例如，仇恨这个动力机制，可以将物理能量转化为带有敌意的行为，以减轻紧张，但这些行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殴打、辱骂、谋杀的幻想，或者是仅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破坏愿望。动力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习和成熟的调节，从而使其引发的行为会因为场合或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表现出来的行为强度也不同，不过它们终归还是同一个动力机制的作用结果。就像两个橘子，虽然是同一种水果，但不免在形状和大小上有所区别，然而橘子和柠檬虽然在某些方面相似，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水果，就像仇恨和性欲，根本就是两种动力机制。
（五）经验模式
沙利文根据自己的临床观察和他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婴儿的人生经验必须经历的三个认知过程。
1.分离模式的经验
新生的婴儿对外部世界还不能形成明确的印象，他对环境的理解仅局限于一些暂时的、离散的和无意义的经验的串连。他不会使用语言，也不能区别过去和现在，自己和他人，因此分离模式的经验（prototaxic mode of experience）是最原始的，代表着新生婴儿所独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不过因为这种经验无法用任何象征来表示或传达，因此本质上也只是沙利文对婴儿内在心理过程的猜测。
2.并列模式的经验
随着婴儿渐渐长大，那些粗糙的经验也逐渐被打破，他开始能够知觉到事件发生的意义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形成更加连贯的片段，并且能够区分出时间的差异，以及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不同。不过这种并列模式的经验（parataxic mode of experience）还是缺乏逻辑的，这一阶段的婴儿会使用一些只有自己理解的表述方式，却还无法用语言符号与人交流。沙利文指出，并列模式的经验并非是婴儿独有的，许多成年人的思考方式也没有超出这一层次，比如迷信、妄想，等等。
3.综合模式的经验
综合模式的经验（syntaxic mode of experience）是一种最精细的经验形式，最早出现于1岁到1岁半之间。进入这一阶段的幼儿开始学会使用社会可接受和理解的语言符号进行思考和交流，也能够理解事物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从此儿童的人际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层次。
二、人格结构
在对于人格结构的论述上，沙利文反对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三我”模型。在他看来，人格只是假设的实体，其组成部分是所有人际关系中的事件，因此所谓的人格结构也不能仅以个人为单位来研究，而应以人际关系为单位，研究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对于自身和他人的心理概念系统。
（一）人格化
沙利文认为，个体会以人际经验为基础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的习惯性印象（包括情感、态度、思维等），这一过程称之为人格化（personification）。对于能够带来安全和满足的人，个体就会形成好的形象。反之，如果某人带来的是焦虑和痛苦，个体对他就会形成坏的形象。在一些情况下，好的形象和坏的形象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同时成立。例如，婴儿受到好的照顾时就会形成“好母亲”（good-mother）的形象，而使他产生焦虑时则会形成“坏母亲”（bad-mother）的形象。一开始婴儿并不知道好母亲和坏母亲指的都是同一个人，但后来这两种形象会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
人格化的形象由于受到个体自我系统特征的影响，不见得就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真实表征，很多时候并不正确，但是形象一旦建立便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从而支配着个体对他人的态度。特别是个人在早年生活经验中所形成的形象，如果是由于过多的焦虑而产生的，那么个体在长大以后，在与现实中的“重要他人”接触的时候，有可能产生观念上的歪曲。人格化的不合理方面在“刻板印象”（stereotypes）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是指不顾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真实差异，而把某种观念平等地应用于这个群体里的每一个人，如果这种“刻板印象”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和认可，就会代代相传下去。
（二）自我系统
自我系统（self-system）也叫自我动能（self-dynamism），是指以个体的人际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形象。婴儿在大约半岁的时候，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而个别的整体，这种认知是由形成相应的人格印象而获得的。因为婴儿必须完全依赖母亲（或相当于母亲角色的其他人）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获取安全感，所以他们对于母亲的态度极为敏感。另一方面，母亲为孩子以后能在社会上立足做准备，也不再对小婴儿提供无条件的照顾，取而代之的是有针对性的奖励或惩罚。因此，到了婴儿后期和幼儿期，母亲的温柔照料就成为一种降低焦虑的奖励，在孩子做出满意行为的时候（如不再吮手指）才使用。相反，当孩子犯错误时，就会给予惩罚。这样，孩子为了取悦父母，就会慢慢学习辨认奖励和惩罚与自身行为的关系，知道自己哪些行为是被赞许的，哪些行为是被反对的，从而发展出两种相对的人格印象。一个是与受到奖励的正向经验相联系的所谓“好我”（good-me），另一个是与受到处罚的负向经验相联系的所谓“坏我”（bad-me），二者最终组成了自我系统。
自我系统是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的产物，个人的焦虑经验越多，自我系统就会越复杂，与人格其他部分的差距也会越大，从而妨碍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客观的判断，因此虽然其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焦虑，但是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个体与他人建立起积极的人际关系。
（三）选择性忽视
自我系统的基本作用是降低焦虑，从而使孩子与父母和平共处，并且能最方便快捷地满足自身的需要。如果自我系统遭遇到了可能威胁其稳定性的信息时，它可能只是简单地忽略或者拒绝这些不和谐的信息，依然故我地和从前一样运作，沙利文称之为“选择性忽视”（selective inattention）。沙利文认为这种方式基本上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它会妨碍个体从威胁中学习经验教训的能力。一旦自我系统选用了选择性忽视来对抗焦虑，它就会成为一种习惯性模式，不容易改变。
（四）非我
“非我”（not-me）形象也是由焦虑造成的，不过它在潜意识里是与自我系统分离的。非我是人格中最阴暗可怕的一面，包含着人格中那些极具威胁性，连坏我都应付不了的方面。例如，小孩子或者精神病患者想要逃避惩罚，就会说“这不是我做的，是我的手干的”，这就是非我。非我常常是无意识的，偶尔也会浮现于意识层面，表现为一种不是自己的神秘感觉，经证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这种经验，它也会出现在一些正常人的噩梦之中。
三、人格发展
沙利文非常关注人格发展，甚至认为发展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他还说过，要想透彻地理解他的理论结构，唯一且最好的途径就是采取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在具体阐述上，沙利文和弗洛伊德一样十分强调幼年生活经验的重要性，不过他认为个体的人格过了幼年还会继续发展。沙利文把人格发展分为七个阶段，分别是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前青春期、青春前期、青春后期以及成人期，其中前青春期、青春前期和青春后期是其关注的重点。沙利文并不像弗洛伊德按照生理变化来划分阶段，而是大致以社交状况来划分，也就是说，沙利文认为的人格发展并非是性心理的发展，而是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发展。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特定能力发展完成的最佳时间。
（一）婴儿期
婴儿期（infancy）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延续到婴儿可以讲出清晰且意义明白的话语。在这一时期，最强调的是母亲的温柔和焦虑对婴儿的影响。因为婴儿最先经由哺乳与母亲发生联系，所以口唇区的意义十分重要，可以看做是婴儿与环境进行交互作用的主要部位。它涉及哺乳、呼吸、哭泣、吮手指等几种重要功能，而其中哺乳的动作则是婴儿与他人最早的交互作用，为婴儿提供了第一次的人际关系经验。母亲的**或者奶瓶上的奶嘴所提供的满足或焦虑使婴儿发展出最早的概念——“好母亲”和“坏母亲”。前者会在孩子饿的时候适时给他喝奶，而后者或者是不提供奶喝，或者是把焦虑传递给了孩子，导致婴儿即使饿了都拒绝喝奶。
哭泣有时候是婴儿满足需要、降低焦虑最有效的方法。婴儿在饿的时候哭，怕的时候哭，冷的时候哭……通常都很见效，这会帮助婴儿发展出预见和因果关系的感受。不过如果哭泣没有达到目的，需要一再被延迟满足，为了减轻紧张感，一种冷漠疏离的动力机制就可能发展起来，导致婴儿与母亲的疏远。
自我系统在婴儿中期开始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发展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婴儿对自己身体的探索（比如吮手指），另一个是由奖惩训练取代无条件的照顾。在这一阶段要注意的是：对于孩子日常行为习惯的训练必须配合孩子的成熟水平，母亲要注意不要将不现实的限制或目标强加到孩子身上，比如，不要梦想在孩子的大小便训练上破什么纪录。除此之外，沙利文还对父母的其他几种危险行为提出了警告，包括过于焦虑，过于专制和严厉，而完全不顾孩子的意愿，鼓励孩子保持依赖性和孩子气，在孩子玩弄**时反应过激，奖惩标准变化不定，等等。
婴儿成长到一岁至一岁半的时候，开始从模仿环境中的声音到学习使用语言，也就是说，婴儿在从分离模式的经验向并列模式的经验迈进，就这样进入了人格发展的第二阶段。
（二）儿童期
儿童期（childhood）是大概从能讲出意义清晰的话语到会寻求玩伴。这一阶段，幼儿除了继续发展语言能力之外，还开始与同性的玩伴交往，学习扮演各种角色，接纳一些社会文化规范，自我系统也开始具有比较清晰的结构。面对焦虑和父母的惩罚，儿童开始学会使用各种办法来避免，如欺骗、合理化、取悦父母等，升华也使用得很普遍。不过，有一些惩罚是避免不了的，那会导致自我系统里“坏我”的发展。这就提醒父母们，要尽量给孩子提供充足的奖励和照料，帮助促进其“好我”的发展。如果孩子对温柔的需要不断受到父母的焦虑、怒气和敌意所阻挠的话，“坏我”就会成为自我系统的主导，使孩子产生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别人本质上都是不友好，没有爱的，这或许就是发生于这一时期的最大灾难。这种孩子慢慢会意识到对大人表现出温柔的需要是没有用的，于是他们就把身边的人都视作敌人，表现出恶意的态度，因此他们的顽皮、执拗和恃强凌弱也就不足为奇，这种歪曲的人格发展无疑会破坏孩子与他人的关系，特别是与家中权威人物的关系。
儿童期的另一个潜在问题是孤独，如果父母不陪孩子一块玩，孩子就会体验到孤独。为了排遣孤独感，儿童不可避免地要过度求助于白日梦，这样就会使儿童区分现实和幻想的能力以及用综合模式经验取代并列模式经验的能力受到抑制。除此之外，父母过于纵容或者严厉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儿童期人格的正常发展。
在儿童期，好母亲和坏母亲的形象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而父亲的形象也开始凸显出来，成为除母亲之外孩子不得不应对的另一个权威人物。儿童的性别知识也开始发展起来了，男孩希望自己像父亲，女孩则希望自己像母亲，不过沙利文并不认为这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大多数父母感觉与同性的孩子在一起更加舒服，也就更加会用赞赏和温柔去鼓励该性别的那些典型行为和特征。
（三）少年期
少年期（juvenile era）大概相当于小学阶段，综合模式的经验成为主导，生活经验从家庭向外扩张，开始发展社会性行为，表现为喜欢和同龄玩伴相处，也逐渐体会到合作和竞争的经验，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产生某些“刻板印象”。
在少年眼中，父母开始走下神坛，呈现出也会犯错、更加人性化的一面。如果一个少年还执著地认为父母是全世界最完美无缺的人的话，那么很可惜，这一时期里最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就可能被错过。这时在少年的生活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权威人物，那就是老师。于是少年又开始学习应对老师的要求、奖励和惩罚，继续发展升华以及产生其他行为以避免焦虑、保持自尊。此外，他们还要学习应对同伴，接触到竞争、妥协等各种社会机制，就这样，因为众多其他人的出现使得小小少年的世界变得丰富、复杂起来，不过由于他们对于他人价值感的相对无知，在人际关系上还是以比较生涩的尝试为主。
沙利文对这一时期是寄予厚望的，他觉得教育系统可以弥补发生于婴儿期与幼儿期的严重错误，不过也有一些问题要注意。例如，频繁地搬家导致孩子经常更换学校，会阻碍他与一个特定群体里的同伴建立起相对稳定持久亲密的关系；还有就是父母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经常性地说别人的坏话，甚至诋毁别人，因为这样会使孩子产生困惑，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好的、正确的。
如果一切发展顺利的话，到了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少年们就能建立起能够和他人一起生活的信念，包括对于自己的人际需要状况以及满足需要的正确方法的理智观念，它们都是在潜意识里形成的，少年就带着这些宝贵经验朝着青春期迈进。
（四）前青春期
前青春期（preadolesence）强调的是与一个特定的同性个体或密友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特别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类似于爱的情感，也是首次出现的对他人利益的真诚关怀。而且密友这一重要个体的影响力还可以调整顽固的自我系统，纠正前几个阶段所留下的人格歪曲。原因是两个人如此亲近，一个人可以第一次那么完整地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观察自己、审视自己，从而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同时在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体谅和关心他人。一个有效的亲密关系还可以帮助改变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如傲慢自大、过度依赖、不负责任等。相反，这一阶段如果在处理和同性的关系上感到很困难，则可能导致发展不出应有的前青春期体验，从而引发强烈的孤独和疏离感，甚至导致偏差行为。
（五）青春前期
身体的发育期来势汹汹地到达了，前青春期随之为青春前期（early adolesence）所取代。在这一阶段里，个体的生理变化剧烈，性欲动力开始成熟，引发了对异**的追求，与一个异性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渴望已经代替了对于同性亲密感的需求。
沙利文警告说，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会阻碍我们对性的追求，而且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指导又严重不足，所以处于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很有可能遭遇严重的适应不良，这时如果父母还横加指责或者排斥的话，问题则继而会加剧。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青少年刚刚开始的对于异**往的尝试就这样无奈地夭折了，从而导致他们的自尊心急速下降，甚至出现对于异性的冷漠，致使他们以后很难再对他人表现出积极正向的感情；另一种情况则是受挫的年轻人还是义无反顾地与那个他认为自己“爱”的人结合了，可惜这种关系与真正的幸福相去甚远，因为那个人很可能只是第一个让他激发出“类似于爱”的感情的人，而并非真正适合的伴侣，于是他们可能再一次受挫，并对异性产生强烈的厌恶和恐惧，并可能导致独身、妄想、**、同性恋等严重后果，从而无力去获得健康的异性恋情。
虽然青春前期的多数问题都与性有关，但沙利文并不把性方面的问题看做是精神疾病的主因，他强调无力形成满意的人际关系才是根植于性问题之下的症结所在。
（六）青春后期
沙利文认为青春后期（late adolesence）关注的是发展满意的性活动，同时也必须承担日益增长的社会责任，如职业、经济等问题，在权利、义务等人际经验中学习成熟。沙利文指出，这一时期是否能良好地适应，大多是靠机会，如果能够幸运地进入大学，比别人多拥有几年观察和学习的时间，或者是获得了其他一些有助于发展的工作机会，则能够比较顺利地步入成人期。
另外，在这一阶段或之前几个阶段形成的人格歪曲的后果也显露出来了，使个体没有能力去建立丰富的人际关系，发展事业的能力也严重受挫。
（七）成人期
经过了上述的六个时期，个体就到达了人格发展的最后阶段——成人期（adult hood）。它代表着成熟和人格发展的完成，理想状态是个体已经拥有了丰富的人际关系资源，并具备真爱的能力（即有另一个人和自己几乎同样重要的感觉），已由原来动物性的有机体变成了真正的人类。
沙利文对于成人期的论述不多，事实上他对于个体能否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中达到理想状态并不乐观，他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前青春期的生活最接近无忧无虑，而其后，沉重的生活压力就把人给扭曲了。
[1] RobertB.Ewen（1988）：Theories Of Personality.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