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鸿逵

孟先生是我的业师，辞世已经四十五年了，享年七十岁。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先生留守北京大学，目睹敌人暴行忧愤成疾，延至冬尽逝去。病中吟诗多首，痛发所感。我从先生受学甚晚，于其壮年活动事迹，知之颇少。先生之挚好与我熟近者有刘厚生、陈叔通二前辈，亦均故去，征询无从，兹权就所知所闻，略述一二。

先生名森，字莼孙，别号心史，晚年著述多署之，故学术界皆称心史先生。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后并武进县）人。据先生自撰《先考妣事略》云：“森年十四，使就里中名师周载帆先生读……当时所谓读书，以能作制举文为期望，以应试获售为成就之准。”又云：“于制艺应举之外，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靳向。”嗣后留学日本，即志在发挥光大所靳向，先生曾有《新编法学通论》及翻译日人著民法、警察法等书刊行于世。先生早年游幕四方，一度作幕广西龙州兵备道署，北莅哈尔滨，留心观察地方，注意开发经济，先生与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交谊甚厚，为其亲近幕友，生平喜谈实业，即系受其影响。

先生曾参与清末立宪争议，著文表抒所见。又好议税法，有《论裁厘不可为加税所误》《销场税、生产税及通过税界说》诸文章发表。凡此皆先生中年时期奋志经世致用之学的积极表现所在。谨将先生治史成就作为四节，分述于下。

一

入民国后，先生抛弃政治活动，专力治史尤专清先世事迹，潜心钻研，于民国三年（1914年）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从目录观之，已见其对清先世研究规模，列目为：一、满洲名称考，二、清朝前纪，分为“纲领”、“女真纪第一”、“建州纪第二”、“建州左卫前纪第三”、“肇祖纪第四”、“褚宴充善第五”、“妥罗纪第六”、“兴祖纪第七”、“景祖纪第八”，“显祖纪第九”、“附王杲纪第十”；三、清国号原称后金考；四、朱三太子事述。此文后经多年深入探索，再成《明烈皇殉国后纪》长文，内容容后介绍。民国十九年，在南京大学讲授清史，增撰《太祖纪》，合称《清朝前纪》，作为讲义使用。之后，在北京大学讲《满洲开国史》所发讲义将太祖部分裁去未印，但于目录中标列“第十讲 太祖新纪上、下”。揣其意旨，或欲扩大别出单行。继而专力从事编《明元清系通纪》，或以此书工作量大遂未能顾及。《通纪》已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出十五册，未及完成全稿，忧愤国难辞世。余稿原存我手，十年浩劫有所散失，以即具成例，补纂非难，当勉力为之。

今就先生所印发《满洲开国史讲义》简介内容于下：

满洲在明初称建州卫，后分三个，其建州左卫即为清世直系所自出。清自认之始祖“肇祖原皇帝”，名猛哥帖木儿。《明实录》载：“永乐十一年十月甲戌，建州等卫都指挥李显忠（此为明所赐姓名，原名释家奴），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等来朝贡马及方物，特厚赍之。”[1]又载：“宣德八年二月戊戌，升建州左卫上官都督猛哥帖木儿为右都督。”[2]即在这年十月猛哥帖木儿被“七姓野人”即女真忽喇温等卫所杀，明朝命其弟凡察以都督佥事代掌左卫。清之祖先早受明职，已是铁证，但清之子孙用尽心思，捏造假状，总期如先生所指说：“宁使满洲为崛起之国，不使历史上得寻其为外夷之名称。”[3]还有，参与纂修的部分清遗老们，也竭力为之掩盖曲说，以泯灭其事明之迹。这班人如果不是无知，便是有意，而应当是出于后者。先生集中揭发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

追溯谈来，清之祖先直系而有据者，在元朝猛哥帖木儿袭为斡朵怜万户，入明改为建州卫，以阿哈出为首领，阿哈出和猛哥帖木儿皆女真族，亦皆有女进入永乐宫中，永乐帝曾敕命朝鲜允许猛哥帖木儿来京骨肉相见。[4]后即分置左卫授职。清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有注云：满洲之称，“南朝（指明朝）误名建州。”[5]此非数典忘祖，实乃别有用心。先生先于区域作辩说，谓：清代《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附《明卫所城站考》叙云：“谨案：明初疆域，东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全属我朝，及国初乌拉、哈达、叶赫、辉发诸国，并长白之纳殷、东海之窝集等部，明人曾未涉其地。”此语盖自居于明之化外，示其与明为不相属之故国。所云明初疆域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则以辽东都司辖境而言。明以辽东都司属山东布政司。……女真向化以后，于辽东都司之外，添设奴儿干都司。《明史·地理志》于山东布政使司详其辖境，有辽东都指挥使司，竟削去奴儿干都司不载，以示明无东北之境。然于明之兵制不合，又于《兵志》仍出奴儿干都司及所属三百八十四卫之名。两志不相关照、自成抵牾[6]。

先生阐述其故云：“明自中叶以后，海西常为国屏藩，扈伦四部不亡，清太祖终不得逞，以海西与明休戚相共如此。……乃曰乌喇等为四国，与满洲皆为明之敌国。”原因在于“以海西之为女真，《明史》遂讳之，有不可告人之秘”。[7]

又“明既设建州三卫以处女真，清之先世既受明建州左卫之职。清修《明史》不见于《地理志》，则以辽东都司为明东北之疆域，没其奴儿干都司不载也。《兵志》载卫所之名，又明明有三卫，且有奴儿干都司，以《兵志》不必详设卫之由来及其初授卫职之人物；《地理志》则不能不略叙原始，故露于彼而隐于此，自相违异不恤也”[8]。《满洲源流考》之作“非藉考以显满洲之真，实借考以混建州之迹”[9]。建州未分三卫时，阿哈出、释家奴、李满住祖孙连掌建州卫。李为赐姓，阿哈出汉名李善诚、释家奴为李显忠，李满住为女真一枭雄，宣德、正统初，屡和朝鲜冲突。《明实录》正统三年六月戊辰载：“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歹因哈（明代女真多冠汉姓）奏：‘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从之。”[10]先生云：“此节于建州之占定地点，可以考证明确。灶突山，女真语谓之呼兰哈达（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此即宁古塔贝勒发祥之地，清代谓之兴京。而其始实明廷所恩准移住，以避朝鲜之逼者也。朝鲜之屡与建州冲突，正其不愿建州占婆猪江，阑入国境。……盖其时建州卫与建州左卫居尚同地。左卫正当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忽喇温，流离困顿，几不能自存，朝鲜亦不遽以威力相逼，惟注力于李满住，满住遂先请迁地，明以浑河之上灶突山地与之。其后朝鲜再逼左卫，左卫又遁出朝鲜与李满住同居，遂为太祖王业肇兴之所自。故清世历代自称非明属国，其实建州乃明廷恩给，以存之于患难中者。”[11]

土木之变，李满住乘机扰乱，明曾有发兵擒剿满住及凡察（猛哥帖木儿之弟，掌右卫）、董山（猛哥帖木儿之子，掌左卫）三寨（即建州三卫）之议，以其尚未大作举动，暂止讨伐。后来愈益不驯，乃于成化三年用兵建州，此时李满住已老，建州卫事由其子李古纳哈代掌，主谋者实为董山。结果，满住父子被朝鲜兵所杀，董山由北京回归建州途中被明将执杀于广宁。此明代正统以下四朝中建州情况的变化，根据先生所辑有关记载介述如此。

李满住和猛哥帖木儿同族不同宗，凡察为猛哥帖木儿亲弟。因董山先得袭职左卫，凡察同猛哥帖木儿另一子童仓避乱朝鲜，及归，和董山争夺卫职，明乃为凡察辟设右卫，命和童仓同居。此中关系到清所尊肇、兴、景、显四祖，其兴祖之父祖究竟为谁的问题。根据先生考证，清之直系正传应出童仓，而非董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都督孟特木生二子，长名充善（即董山），次名除烟。充善生三子，长名拖落、次名脱一莫、三名石报奇。石报奇生一子都督福满（兴祖）[12]。先生参看明和朝鲜记载并驳日本学者之说，认为：猛哥帖木儿有四子，一名阿古，同其父被敌所杀，余三子，除烟而外，一为充善，二为童仓。根据明朝及朝鲜记载，童仓为兄，董山为弟，实为两人。日本学者将童仓、董山作为一人，实误。凡察掌右卫后，有意压抑童仓，故其名不显。及董山就戕，亲属缘坐，发配南疆福建、广东，童仓在内。童仓之名，于《明实录》英宗朝作童仓，中隔孝宗朝，至宪宗朝作董重羊，实乃一人异写。童仓死于戍所，其一子名失保，授指挥佥事，此即石报奇，为兴祖福满之父。明人以董山为正系，而称努尔哈赤为“建州之支部”是有所根据的。努尔哈赤自诩知其十世以来的家世传替，而以石报奇为充善子，恐是出于攀附正系之意。以上为先生治清先世史的创见，简括述之，详深考核，具在本书。

二

先生于明清史研究，发表单篇论著甚多，总计近百篇，绝大部分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中，兹不一一举述。其断代专著有《明清史讲义》，系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学所用者，于两代政事大端，人物活动皆多具灼见明识，超越前人。

这部讲义共作四编，前二编为明史，后二编为清史。明史始于开国，迄至南明，兼及李自成、张献忠和建州兵事。清史也始于开国，至咸同而止，目录中标“光宣嗣出”。这部讲义经我整理，将道光后期即今作近代史部分裁去，另将原冠于《清史讲义》前的《八旗制度考实》一文，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这部讲义，先生除参用自己所撰有关专题论著外，多取官修正史，也即《明史》及《清史稿》等，旁及其他官私著作，稽考补苴，以求明备。

于明大致分为四个时期，首述明开国制度，列举民事、军事两大端，指出其于土田赋役规划及推行收效之大，关键在能“尽心民事”，“作养廉俭”。[13]但亦责朱元璋“以喜怒用事，是其一失”。[14]引《明史·食货志》，朱元璋以“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又引《明史·刘基传》：“惟青田不加，太祖曰：使伯温（基字）乡里世世为美谈也。”[15]又责朱元璋屡兴大狱，诛戕功臣为非。但对之仍作原谅语，说重租“究是对于偏隅”，杀戕“实未尝滥及平民”。[16]他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很高的，主要说他不虐待百姓。认为明之继君，成、弘以后多不肖，然犹逾百余年，至万历朝开始动摇，所赖即在“尚未至得罪百姓”。[17]清代顺治、康熙二帝均对朱元璋极为称赞，即谓其所施民事政策之美善。

言军事，以明卫所比拟唐府兵，谓：“明与唐之初制，其养兵皆不用耗财，而兵且兼有生财之用。”[18]先生对此曾撰专文，稿存我手，惜于十年动乱中遗失，讲义所述即本此稿。

“靖难”一章讲述永乐夺位及仁宣继承治绩。其对朱棣指责夺位之过，杀戕之惨，更谓其三征漠北为黩武，并以派郑和出洋的使命为寻迹建文。此于今日论之，先生实存有偏见，设使无永乐之经营，明代尚难达成统一之局。然仍肯定“成祖（朱棣）之不坠明业，在能遂太祖整饬吏治之意”[19]。总括有明一代之政治，为“民为邦本，使民得所，即为极治，虽有暗昧之嗣君，万恶之阉宦，穷荒极谬，犹数百年而后亡。读史者以此为龟鉴，无得罪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入，皆非损及国脉之故也”[20]。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封建君主统治政策，所见虽不够全面，而以为不可过分害及百姓，是治乱关键所在，无疑是对的。

次述明中期，所标章目为“夺门”。先生说，英宗被也先挟走，“赖有弟监国，守御得宜。敌挟帝而无所利，卒奉驾还都修好，不可谓非景帝之功在社稷矣。……贪功之流，拥英宗复辟，反杀景泰时守御功臣，是谓夺门之案。传子宪宗，皆为阉所惑，政令驳杂，纲纪日替。赖有孝宗，挽以恭俭，使英、宪两朝之失德稍有救济，祖宗之修明吏治亦未遽尽坏。考明事者，以孝宗以前为一段落，不至甚戾祖德。故以英、宪、孝三朝合为夺门一案之时代”[21]。本章所评议忠奸事迹不予详介，惟其对于谦则云：“而所杀以为名之于谦，公道已大彰，然终英宗之世不与平反也。……谦事白，成化初冕（冕，谦子）赦归，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颂焉。”先生说：“英宗始终为庸稚之君而已。”[22]

“议礼”一章，首作引语云：“武宗之昏狂无道……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气初无亏损也。”[23]其论议礼一事，谓“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议论者，正见明代士气之昌”[24]。此言当指为争议礼，群臣触怒嘉靖，或逮捕或杖死，杨慎大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25]养士即培养士气，记得胡适先生和孟先生谈论明朝“廷杖”，他以为其甘受刑苦而不怨者正是由于养士，这是他的一贯看法。

于明末时期讲述万历之荒怠，天崇之乱亡，附及南明之颠沛，谓“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6]。考析详明，持论得当。尤于天崇形势，多具灼见。其言天启初有门户之害，“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门户中取得胜势，而政权即随之，此朋党所由炽也。”又谓“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27]。”。先生以为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此为晚明讲学之风之一变，盖以后不足复言门户”[28]。而于辽东战局，将帅功罪，揭示翔实，用专节辨正袁崇焕之诬枉与崇祯朝之用人。在本章首叙云：“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椽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29]于南明列举弘光、隆武、永历及鲁监国，谓清“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30]。特为矫正而叙其事。

这部讲义，于论述清朝将重点集中放在康雍乾三朝，分作“巩固国基”和“全盛”二章，即一代武事和文治的成就表现所在。其天命以来的前三朝皆与明朝相为起讫，故从简略。清代巩固国基实由康熙，他进行了巩固和扩大统一，从而为近代中国奠定基础。先生于此作重点论述者有“撤藩”、“绥服蒙古”、“治河”和“兴文教”四节。撤藩事件为统一中原之必要措置。先生指出：“南明既亡，天下绝望，谓清业可定矣。实则必危必乱之症结，其不易拔除……其难不啻倍蓰。”[31]对康熙年轻有才颇为肯许，说：“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部议遽以撤藩覆允，朝议两歧，英主独断，实已定于此时。”事件结束，不受尊号，即收取台湾也不受尊号。先生引其言：“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32]康熙的确算得英明有为的青年封建君主，他颇能读书，时御经筵，每日进讲。先生谓其以此而得亲近汉宫，因为，“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33]。三藩、台湾解决之后，解决蒙古实为实现全国统一的重要关键。当时准噶尔蠢蠢思动，俄罗斯步步侵蚀，西北不安，天下难定。内蒙古各部虽然已附清，而喀尔喀、准噶尔则尚未内属。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抱有并一蒙古及西藏诸地的野心，统一中国内部后的康熙，决不容许其发生这样的分裂行动。康熙曾邀达赖喇嘛和清政府一道对喀尔喀内部哄斗进行和解，而噶尔丹却借机制造矛盾。于是，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噶尔丹率兵突袭喀尔喀，遍及三部地。三部初意避难俄罗斯，所奉大喇嘛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主张全部内徙，部众从之。后来实现“多伦会盟”，喀尔喀全部内属。先生于详述经过中附论云：“是时外蒙内向，为清收抚藩属之一大关键，若失之毫厘，折入俄国，北徼全局皆变。喀尔喀既去，必为俄国借取厄鲁特之先机，后来所定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恐亦尽改其形势矣。”[34]所见可谓明透！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名格根，率三部内属，倾心忠事清朝，最为康熙所敬重。察珲多尔济之孙敦多布多尔济袭爵，娶康熙第六女，进封亲王，其与清室之亲谊如此。格根是为祖国立下大功的。康熙经营北疆，其劲敌为噶尔丹。噶尔丹固一世之雄，而才略则远逊康熙。先生论曰：“要之，噶尔丹内情，帝得厄鲁特报告甚悉，三驾亲征，乃知彼知己，战必胜，攻必克之事。圣祖留心边事，过于朝士大夫，可谓明矣。当时纪载，侈其若何灵异，若何神武，过甚其词，或未可信。”[35]历史学家论人论事，往往由感情所激，言词溢美。读先生论著，尚少此失。结束准噶尔兵事后，青海、西藏也随之而定。其后雍乾时准部尚有战争，然只成地方势力而大统一之局已定，不可动摇。

兵事之外，举“治河”、“文教”为文治主要。于治河，即治理黄河也，即为控制河水泛滥，疏通漕运河道。康熙“十六年略有转机（指三藩兵事），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靳）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36]先生引康熙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可见重视程度。又云：“圣祖为阅河而始巡幸。”“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象矣。”[37]于文教事业，康熙也颇事提倡，当然他是作为文治政策措施的。先生说康熙“大势稍定，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其编纂大量篇幅巨大之书籍，以为有益文教之兴，并且超越前古，先生谓“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38]。所列各书，四部以外并有《图书集成》及《律历渊源》等。先生于乾隆所编《四库全书》有褒有贬，先生谓“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乾隆）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继又谓“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雠嫉之恶因”。[39]

讲义于雍正之创制及雍乾武功之继续，并于嘉道间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均详述始末，以繁不俱举引。总之，先生致力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然有精湛处，也有不足处，今日言之，当更有可议处，我们只能以不可苛求于前人的态度来对待。

三

先生喜为考证故实之文，于明清事案人物多有专篇，如明建文、朱三太子等，于清尤多，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承统”为《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另《科场案》《奏销案》《字贯案》《闲闲录案》以及董小宛、顾眉（横波夫人）、孔四贞、香妃、顾太清（丁香花）五个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命笔之作。清入关定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汉族知识分子，是酷厉而无情，打击一大片的。此科场案等四案文字正阐明情实。五个有涉历史的女性的考证，考实释疑，还其本真，也是快事。今举其十余篇，权作代表作云尔。

（一）科场等四案

科场案为乡试舞弊，顺治十四年所谓“丁酉乡试”，主要在北闱（在北京）、南闱（在南京）。北闱被朝臣奏有弊，审讯属实，将考官分别轻重，或处斩，或降级，处斩私情重者，家属都发配关外为奴。对南闱处分更加惨毒，正副考官和十七名同考官全部处斩。两闱考生重行考试，有取有黜。先生辨正诸家私记误处，取其情节近实者，以补官书缺漏，借明真相。根据所见李延年《鹤征录》、王应奎《柳南随笔》：“复试时，既威之以锒铛、夹棍、腰刀，又每一举人以两持刀之护军夹之。”[40]直和对待重囚一样。其引戴璐《石鼓斋杂录》：“殿廷复试之日，不完卷者，锒铛下狱，吴汉槎（兆骞）本知名士，战栗不能握笔。”[41]竟威吓如此！

明清两代科举与功名相联系，而祸福也随之互为转递。观所考涉及桐城方氏一族，南闱主考官方猷，以与作少詹事的方拱乾同族，又以其子章钺参加乡试中试、复试不及格，牵连成罪，方猷处斩，拱乾及其诸子章钺、元成、亨咸并妻子俱流徙吉林宁古塔。先生叹说：“父母兄弟妻子为家有一中试之士子，复试不及格，而一并遣戍宁古塔，在今日视之，岂非骇闻？”[42]清统治者这种扩大的行动，无疑是在为立威，也可以说是将科举作游戏。

《字贯案》是先生研考清代文字狱的第一篇文章。《字贯》是一部字典，内容涉及《康熙字典》，便成大逆不道。本文所引《东华录》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癸丑谕：“阅其进到之书（指《字贯》），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先生认为《字贯》的编者王锡侯，乾隆十五年江西举人。自述“九上春官”不第，“生平以一举乡试为无上之荣，两主司（正钱陈群、副史贻谟）为不世之知己，此皆乡曲小儒气象，……要于文字获罪，竟以大逆不道伏诛”。[43]又发感慨地说：“自《字贯》之狱兴，清一代无敢复言字书者，桂（馥）、段（玉裁）诸家，以治经不能不识字，则尽力于许书，以避时忌。清中叶聪明特达之士，恒舍史而谈经，皆是此意。”[44]《闲闲录》案，亦乾隆间一文字狱，先生以“此案不见于官书。然蔡显（《闲闲录》著者）以一老孝廉，以文字致杀其身，门弟子从而遣戍者至二十四人之多，亦可谓大狱矣”。[45]本文据《笠夫杂录》得悉蔡氏之生平。显，江苏华亭人，字景真，号闲渔。雍正末曾一度北上往来北京、保定间，依同乡官京师者。后南归。乾隆三十二年，显年七十一岁。《笠夫杂录》序为其弟子华亭人陆明睿作，谓乾隆丁亥（三十二年）蔡显归道山。实即以《闲闲录》被杀，不敢明言而已。先生又据《笠夫杂录》谓蔡显“指斥邑绅甚多，若知府某也，御史某也，若王若李若莫也，莫名辅世，邑生员。更有专条指其名而斥之，又斥入乡贤祠之某绅；入节孝祠之某氏。凡此皆许氏所谓多雌黄，为郡某绅所嫉之证”。[46]许氏为许嗣茅，著《绪南笔谈》，先生首引此文，云：“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五月，吾郡（松江府）《闲闲录》狱起。《闲闲录》者，举人蔡显作也。诗中多雌黄处，郡人恶之，摘其引古人《紫牡丹》诗句，以为狂悖，遂弃市。”先生又举所谓紫牡丹诗，其句为“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二语[47]。《闲闲录》一书有刘承干刻本，经先生索观，“乃与此《笠夫杂录》各条互有出入，盖皆蔡氏未定之本，所传犯禁之语，则均无之”[48]。

（二）董小宛等事考

董小宛为明末南京秦淮名妓，嫁当时东南著名四公子之一冒襄作妾。四公子者，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与襄也。襄，江北如皋县人，家世显宦富有。先生以有小宛在清军南下被掠入宫之传说，特作《董小宛考》以辟其疑。传说中更以顺治所宠满族女董鄂妃，两董字汉写相同，混为一人，殊属无识可笑！本文先举“董小宛之殁也，在顺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盖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戌时，世祖（顺治）始生而为小宛之十五岁”。[49]据此，顺治二年清军攻占南京连下江浙，为五至十月，豫王多铎班师北归。这年顺治方七岁，何能纳二十二岁之妃？此一事即足破疑。而先生又作详察，引冒襄自撰《影梅庵忆语》及当时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陈维崧（贞慧子）等诗文，钩稽排比，以证真相。小宛之葬，据维崧所作冒襄及其妻苏氏《五十双寿序》：“视先生（襄）所爱之姬董，同于娣姒，姬殁而哭之恸，且令两儿白衣冠治丧焉。”[50]可证小宛之死，当无疑义。又引冒襄作诗长跋有云：“牧斋（钱谦益）先生以三千金同柳夫人（柳如是）为余放手作古押衙，送董姬相从。”[51]冒董成婚原是钱柳出资撮合。若然如此，小宛有变，钱柳必知，钱的《初学》《有学》等集至乾隆时犹在流传，小宛事能无些许表露？又举顺治五年小宛制金条脱（手镯）以摹天上流霞事，《影梅庵忆语》记：“姬临终时，自顶至踵，不用一金珠纨绮，独留条脱不去手，以勒余书故。”[52]这种细微情节犹然记及，生掠之事，无疑出好事者之捏造。先生更指出董小宛墓即在影梅庵中，这难道是座衣冠冢吗？并说：“迄今读清初诸家诗文集，于小宛之死，见而挽之者有吴薗次（绮），闻而言之者有龚芝麓（鼎孳），为耳目所及焉。”[53]文中于冒、董行迹考证极细，足可澄清事实，归还本真。且责斥好事之徒，“倒乱史事，殊伤道德”。

考证孔四贞事，目的在于说明，顺治九年孔有德以降清明将，封定南王，驻镇广西，被李定国围困桂林自尽后，清统治者对孔氏部队如何控制的策略问题。有德死后，四贞尚在幼年，收育清官为太后（孝庄文皇后）养女。顺治十三年定宫制，奉太后命预封四贞为东宫皇妃，待年成婚。载在《实录》[61]，先生失检。顺治逝世，四贞由太后作主配嫁有德部将子孙延龄，以其曾有婚约。当时满洲风习并不忌此。而主要用意，则在使四贞以公主身份去统辖孔军。先生考据官私记载，窥察清廷措置和动向，用意实为明显。先生并指出四贞入吴三桂军，其夫孙延龄以首鼠两端被吴所杀，而独留四贞，正说明吴与清统治者同一意图，都是为笼络孔部助己。本文多采录清初无名氏著《四王合传》，因其书虽有荒诞之语，而重要情节却与官书相符合，并有补苴之处，是一部可以采择的著作。

四贞的封宫，也是为维系孔部，清初南中四藩并立，正如先生所说，顺治末年子孔部主要将领缐国安仍率兵驻广西，“有德父子虽皆已死（子被李定国杀掉），而定南王不改革”。因而以四贞和孙延龄驻镇广西，因“非四贞无能驯国安者”[62]。以后，吴三桂发动叛乱，国安依附，可见驾驭各藩之不易。先生结语谓：“清廷厚结四贞，四贞卒亦图报清廷。”[63]因为她终未附合三桂，最后回归北京。

乾隆有妃曰容妃，世称香妃，谓以身有奇香得名。好事者为之艳传，实故作奇谈耳。容妃为回族贵家女，姓和卓氏。先生感于对香妃“委巷之谈，语多不经，熟于人耳。今考其可信者，以纠群说”。[64]本文据《清史稿·后妃传》：“高宗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麦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又参据唐邦治在清史馆中所撰《清皇室四谱》：容妃“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以克襄内职册容嫔。三十三年十月，晋容妃。五十三年戊申四月十九日卒”。有清一代，回女入宫者只此一人。经先生考得，容妃入宫应在伊犁初定时，“两和卓由准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65]此言为从大小和卓而推求由来，其非俘虏入宫则属事实。乾隆为容妃筑造“宝月楼”（今楼下辟为“新华门”）。先生谓：“所谓以贵人入宫，盖承宠而后营建以处之，以其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乃不与诸妃嫔聚居，特隔于南梅最南之地，其地又临外朝之外垣，得以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与妃居望衡对宇，不隔禁地。此皆特殊之安置，非寻常选纳之规矣。”[66]先生此文成于近半个世纪前。今已证实清东陵乾隆后妃陵园中，容妃墓塌陷，尸身浸朽，殓物可寻，棺上书有回文，义为“以真主的名义”。充分证明她是善始善终的。又从发现的容妃花白发辫来看，已是老妇模样。管理东陵的同志曾撰文详考其生平，此不具引。更传香妃怀刃复仇未成殉节，埋葬南疆喀什。今经新疆历史工作者考查，此并非容妃之墓。我们必须注意，此虽属考实一个清官妃子的事迹，却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非同小可。决不许耸动听闻，无中生有之徒，制造仇怨故事，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有罪。

清光宣间人滥言，龚自珍和顾太清以诗文倡和生嫌遭害事。先生以为此故借艳传，实诬龚、顾。《丁香花》一文即为辨白此事。龚自珍一代文豪，毋庸绍介。顾太清为贝勒奕绘侧福晋，奕绘乃乾隆之曾孙，降袭贝勒，生当嘉道间，和太清并负文名，又多和汉族士大夫接触。本文先叙奕绘世袭爵位，时代年龄及两夫妇的诗文著作，又考得奕绘字太素，太清也为北京旗籍，但尚待确考。两人唱和甚多，是清代满族中难得的文学家庭。奕绘府邸位于北京西城的太平湖之东，府中以丁香花盛称，故文章取此为题。先生说：“丁香花公案者，龚定庵（自珍）先生道光己亥（十九年）出都，是年有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中一首云：‘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送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世传定公出都，以与太清有瓜李之嫌，为贝勒所仇，将不利焉，狼狈南下。”[67]“至道光二十一年，定公掌教丹阳，以暴疾卒于丹阳县署，或者谓即仇家毒之。”[68]传者又言自珍南归后，北来迎接眷属，徘徊近畿道上不敢入都。先生予以考辨说：“定公集最隐约不可明者，为《无著词》一卷，又有《游仙》十五首等诗。传之者以其为绮语，皆疑及太平湖。此事宜逐一辨之。”[69]先举自珍离京情况：“观其出都，并非狼狈，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行。……当时与诸公别诗多至十八首，所别者数十百人。”[70]其中还有宗室多人，避仇何能如此坦然就道？又说就此两种诗篇所成年代考之，皆在道光元、二、三年，下距十九年出都，时间相隔甚远，“安有此等魔障亘二十年不败，而至己亥则一朝翻覆者？”[71]至于诗中注明太平湖，并云“缟衣人”，“盖必太清曾以此花折赠定公之妇，花为异种，故忆之也。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乃普）尚书母夫人之义女，集中称尚书为滇生六兄。……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72]又“己亥为戊戌之明年，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检之时。循其岁月求之，真相如此”。[73]本文考述太清事迹甚详，并评赏其作品，真可作一篇传记观。

四

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国传统方法，曾道“自唐以下，史家眉目终以欧阳（修）、司马（光）为标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74]又谓后世“于《新唐书》之文省事增，致为不满……夫果文省事增，则文虽有删节，事尚非无所流传。若只有《旧唐书》，唐一代事迹未免叙述太少”。[75]“观《通鉴》取材往往在正史之外可知”。[76]窥其旨趣，即撰史必须广征史料，剪裁精当，而后成书。于《清史》则谓“保存清史料之职责，今由故宫文献馆（今第一历史档案馆）专任之，而他学术机关亦有分任，尽其力之所至，整理排比，使有秩序，刊布流通，使不放失，供修清史之用，并供清史成后补苴纠驳之用。断无收合史料，责史家麕聚于一书之理”[77]。这就是说，史料与史书，截然为两事，目的要求均不相同。这个道理，人人明晓，但作来实难。今天撰史动辄以千百万言为计划，不先有数倍于成书的史料长编，何由而得？从先生启发之言，使人憬然感到，欲成巨著，必当用大力气搜辑史料。当然，今天撰著史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为指导，同时也须掌握详细而可信据的丰富资料，才能撰成精确得当的可读的史书。

先生论列史书和史料，分作若干等级，说：“所谓史料又分无数等级。其最初未经文人之笔所点窜者，有如塘报，有如档子，有如录供，此可谓初级史料。至于入之章奏，誊之禀揭，则有红本揭帖，汗牛充栋，已为进一步之史料。至科臣所钞，一方下部议行，一方已录送史馆，其中已微用史文句例点改，此则与史料发生关系，为又进一步之史料。馆臣据此，按日排纂，谓之日录，与记录王言之起居注，皆以日计，居然史之一体矣。而其距勒为正史，则等级尚远。”[78]先生将史料来源一步步解说后，认为再经“长编”、“外纪”、“至修实录，而一朝编年之史成”。[79]可是“逮修正史，则实录又成史料”。[80]此“正史”即指纪传体史，即二十四史是。其意“正史”为最后完成的史书。但也并不排斥编年与纪事始末二体，他说：“治清史者，将来必有祖述涑水（司马光）其人，作为《清鉴》，即自有编年之清史；……又必有祖述袁机仲（袁枢）其人，作为《清史纪事本末》。”[81]他对《清史稿》这部书固然说过：“清一代掌故，无有搜辑宏富，纲举目张如此书者。”[82]但这也只是指它作为史料使用而言，非许可为可传的正史。总之先生是主张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体并行的。当先生在世时，曾授给我一个《清史纪事本末》拟目，其意显然表示可以撰著此书。在今天看来，自是拘守旧法，不能遵依。必当编写新体《清史》以及明、元、宋各代以上新体断代史和中国通史。但是，它们都在将来会成为旧史，再有新编之史问世。因为史学同其他学术一样，是不断有所发见有所前进的。先生所论史体虽然失之拘守，但其论史书史料的关系是具有卓识的。

先生治史，善于发见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情实，求明真相原委。兹举关于“朱三太子事述”，民国三年印行；相隔二十年，再成《明烈皇殉国后纪》发表。先是获见魏声龢（民国初年人）《鸡林旧闻录》中所载《张先生传》，云系傅某在新城（吉林伯都纳驻防城）得此抄本，纸色黯晦，题曰：“清初李方远作”。方远当康熙后期任饶阳（河北省）知县，与隐作张姓的明崇祯第四子朱慈焕相交，事发牵连发配关东。此传应为发配后凭所闻知追记者。先生于《朱三太子事述》文中说：“传中节目，魏君（声龢）自有条证详后。今据魏君所未及证明而可以考得者，就本传更为补证，可见其实为在事之人所作，非传闻者所伪托也。”[83]传的全文尽在《事述》文章中，不具录。补证所得乃是，康熙四十七年所获朱三太子，实为崇祯四子封为永王者。崇祯共有七子，四个相继先死，自缢时只太子和定、永二王三人在，太子由其外祖父周奎献于清朝，将真当假杀掉，定、永二王一度随从李自成出征吴三桂，败后失散，朱慈焕流落各地，据其自供，年方十三岁，遇王姓作明朝官吏的留在家中，王死，他当过和尚。后又被曾仕明朝的胡姓教养并配以己女。以后便以教书为生。自供又称：“我二哥哥早死了，我与三哥同岁云云。”民间反清起义多用“朱三太子”名号，实不能知三太子究竟为崇祯何子。先生在《后纪》中作长文析述，分为三篇：第一篇为《清世祖杀故明太子》，第二篇《清圣祖杀故明皇四子》，第三篇《清世宗封延恩侯为明后》。本文冠语中责斥清朝统治者说：“南明闰位，削翦净尽，卧榻之下，不容酣睡，犹曰为统一区宇计耳。乃至烈皇遗胤，无一成一旅之抗力。南巡（指康熙）之日，谒陵奠酒，想望虞宾。海内业已向风，康熙尤称有道。既得明裔，是宜有以处之，乃必孥戮其真者，而后涂饰其伪者，示天下以恩礼前朝之至意。为子孙万世之计，果必如是之深且曲耶？……灶突山假息之恩，则为清室先人所独受（指明赐予赫图阿喇地）。……惟于待烈皇的裔则不然，且将祖宗徼惠于明之史实钳制忌讳，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84]先生于明清关系，持论最允，举此二文，以见一斑。而对问题发见之明敏，致力探索之勤久，足为治史楷模。

先生治史从事考证，多为对有关问题辨误纠谬，以求明了史实真相，诸如万斯同对建文出走，清太祖七大恨原文，乾隆香妃，海宁陈家等文都是。这正是治史者之应做工作。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禁网开放，奇谈丛出，不予澄清，则杂言妄语，势必愈传愈烈，这和研究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大相乖违的，必须予以驳正。先生治史的认真不苟的谨严态度，是极为可贵的。

先生生平于清史研究致力最深，其谓《清实录》，应为编著清史之主要资料。唐、宋、元实录已亡佚无存，虽有《明实录》，亦多舛误乱残。惟《清实录》完整保存，且并具汉、满、蒙三种文字。然经先生在使用中发见，其大弊处在：“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85]指出蒋良骐《东华录》抄自实录，止于雍正，其书系择要而抄，以与王先谦详抄实录比看，发见“蒋录虽简，而出于王录以外者甚多，且多为世人所必须知之事实，如顺治间言官因论圈地、逃人等弊政而获谴者，蒋有而王无；康熙间陆清献（陇其）论捐纳不可开而获谴；李光地因夺情犯清议，御史彭鹏两疏痛纠之，使光地无以自立于天壤，蒋录皆有之，而王录无。……既而翻检故宫定本实录，则皆与王录同”。[86]“故谓《清实录》为长在推敲之中，欲改即改”。[87]先生曾建议故宫，将红绫本与小黄绫本，即讲筵常用者，互校一下，或可得见真相，但至今尚未能着手去做。

先生很重视工具书，1932年初到北京大学任教得见《清史稿》，即开始编辑《清史传目通检》，在叙言中说：“今年始得读《清史稿》，偶翻列传，竟无朱竹君（筠）、杭堇甫（世骏）、翁覃溪（方纲）诸传，检清国史传则有之。”于是编辑通检，意在使对读二书，明其“互有去取之故与互有详略之不同”。[88]提供治清史者研究异同之助。并将坊间所刻《满汉名臣传》、东方学会《国史列传》、中华书局《清史列传》收入。同年燕京大学更扩大将有关清人传记编为《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但先生尚不知晓。先生撰有《清国史馆列传统编序》一文，对馆传、史稿二书有所比议，举出洪承畴、吴三桂二人，《清史稿·洪承畴传》记承畴降清经过，“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皇太极）命杀（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而送承畴盛京。（中记承畴先拒降，后请降，为之置酒陈百戏云云，从略）居月余，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剃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入见。”以此与《清国史贰臣传·洪承畴传》比看，其所记为“本朝崇德七年四月，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奏：‘臣观洪承畴欣欣自得，侥幸再生……宜令剃发，酌加任用。’五月，召见崇政殿”。证之《实录》，皇太极于三月癸酉（初四）命豪格将洪承畴送入盛京。四月庚子朔，张存仁奏：“宜令其剃发，在宫任使”云云。先生指出：“《史稿》于送承畴盛京之日，移前十一日，乃太宗在叶赫闻松山已下，启行还宫之日，非谕送承畴之日，自此至张存仁奏请令洪承畴剃发之日，可合月余之期，其后五月召见等语，皆与清国史不悖。而三月初四日命豪格送承畴入盛京，途中当需时间。四月初一日张存仁奏有‘纵之何能，禁之何用’语，是尚在拘锢中，其间断无居月余之隙，何得谓月余以前，已叩头请降，置酒陈百戏以相悦？此明是既用国史本传，又夹入传闻之委巷语，而不顾其前后自相矛盾也。此用旧传勘史稿，而后可得事实之真相者也。”[89]

《清国史逆臣传·吴三桂传》记康熙二年剿陇纳山蛮，三年剿水西、乌撒，设府，改比喇为平远、大方为大定、水西为黔西、乌撒为威宁。而《清史稿·吴三桂传》则以平远为陇纳所改设，“岂非奇谈”？“陇纳与水西、乌撒本届两事，岂可并合为一。”[90]先生意在于使用官书，必当对读各传，可以发见其缺失错误。

吾师孟森先生一生治史成就，所涉及尚有汉唐宋元各断代论著，以非专诣，不为举述。浅学如我，实不能识解什一，兹谨述其于明清史研究大略如此。

（原载《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

[1] 《明成祖实录》卷九十，永乐十一年十月甲戌。

[2] 《明宣宗实录》卷九十九，宣德八年二月戊戌。

[3] 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第二讲《女真总说》。

[4] 《朝鲜李朝太宗实录》卷十，太宗乙酉五年九月己酉。

[5] 《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一。

[6] 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第二讲第一节《野人女真》。

[7] 同上书，第二讲第二节《海西女真》。

[8] 同上书，第二讲第三节《建州女真》。

[9] 同上。

[10] 同上书，第三讲第一节《建州卫》。

[11] 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第三讲第一节《建州卫》。

[12] 《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一。

[13]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34页。

[14] 同上书，第35页。

[15] 同上书，第70页。

[16] 同上书，第163页。

[17] 同上。

[18]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40页。

[19] 同上书，第101页。

[20] 同上书，第117页。

[21] 同上书，第121页。

[22] 同上书，第155页。

[23] 同上书，第190页。

[24] 同上书，第201页。

[25]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206页。

[26] 同上书，第246页。

[27] 同上书，第283页

[28] 同上书，第293页。

[29] 同上书，第283页。

[30] 同上书，第338页。

[31]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2页。

[32]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418，419页。

[33] 同上书，第421页。

[34] 同上书，第429页。

[35] 同上书，第434页。

[36]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425页。

[37] 同上书，第427页。

[38] 同上书，第449页。

[39] 同上书，第554—556页。

[40]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0页。

[41] 同上书，第417页。

[42] 同上书，第422页。

[43] 同上书，第576—577页。

[44]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581页。

[45] 同上书，第583页。

[46] 同上书，第589页。

[47] 同上书，第583页。

[48] 同上书，第593页。

[49] 孟森：《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第8页。

[50] 孟森：《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第10页。

[51] 同上书，第11页。

[52] 同上书，第21页。

[53] 同上书，第23页。

[54] 孟森：《横波夫人考》，《心史丛刊》二集，第27页。

[55] 同上书，第37页。

[56] 孟森：《横波夫人考》，《心史丛刊》二集。

[57] 孟森：《横波夫人考》，《心史丛刊》二集，第40页。

[58] 同上书，第27—28页。

[59] 同上书，第49页。

[60] 同上书，第50页。

[61]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卯。王氏《东华录》同。

[62] 同上。

[63]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61页。

[64] 孟森：《香妃考实》，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6卷第3号，第1页。

[65] 同上书，第3页。

[66] 同上书，第5页。

[67] 孟森：《心史丛刊》三集，第52页，《丁香花》。

[68] 同上。

[69] 同上。

[70] 同上书，第56—57页。

[71] 同上书，第52页。

[72] 同上书，第52—53页，《丁香花》。

[73] 同上书，第53页。

[74] 孟森：《史与史料》，载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特刊》1936年印，第7页。

[75] 孟森：《史与史料》，载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特刊》1936年印，第5页。

[76] 同上。

[77] 同上书，第6—7页。

[78] 同上书，第5—6页。

[79] 同上书，第6页。

[80] 同上。

[81] 同上。

[82] 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

[83] 孟森：《朱三太子事述》，《心史史料》第一册，上海时事新报馆1914年版。

[84] 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页。

[85] 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619页。

[86] 同上书，第620页。

[87] 同上书，第621页。

[88] 孟森：《清史传目通检》，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2号。

[89] 孟森：《清国史馆列传统编序》，《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626—627页。

[90] 同上书，第627—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