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禅

乾隆间，高宗常自言：践阼之初，即以周甲归政告天。至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辛亥，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高宗遵世宗家法，不立太子，惟密定皇储，缄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始于乾隆元年，密定元后孝贤皇后所生皇二子永琏为太子。三年殇，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时仁宗未生。至三十八年，仁宗生十四岁，被密建为太子。至六十年九月辛亥，集王公、百官御勤政殿启密缄，立为太子，并命太子名上一字改书颙字，是为嘉、道两朝帝讳目避习用字之始。

丙辰元旦，举行授受大典。帝侍太上皇帝诣奉先殿、堂子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太上御太和殿，亲授帝宝，帝跪受宝，太上受贺毕还宫，帝即位受贺。奉太上传位诏书，颁行天下，覃恩有差。太上以宁寿宫为颐养之所。太上有所行幸，帝必从。帝听政，必御乾清门；在圆明园，则御勤政殿。三年之中，太上训政。当乾隆之季，高宗倦勤，和珅用事，帝之得立与否，和珅颇有关系。既受内禅，高宗已称太上，耄而健忘，和珅颇能左右其意指。清世所传如是，然无正大之纪载。及阅《朝鲜实录》颇足征实，节录如下：

朝鲜《正宗实录》：二十年，即清嘉庆元年，三月十二日戊午，召见回还进贺使李秉模等，上曰：“太上皇筋力康宁乎？”秉模曰：“然矣。”上曰：“新皇帝仁孝诚勤，誉闻远播云。然否？”秉模曰：“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李秉模于二月十九日乙未，先有驰启言：正月十九日平明，因礼部知会，诣圆明园。午后，与冬至正、副使入山高水长阁。太上皇帝出御阁内后，入参内班，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中略黄昏时，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后御小舫，嗣皇帝亦御小舟随之，又令臣等乘舟随后，行数里许下船，入庆丰图。太上皇帝御楼下榻上，嗣皇帝侍坐，设杂戏赐茶。使内侍引臣等乘雪马行，一里许下岸，仍为引出退归。中略臣等使任译问：“从今以后，小邦凡有进奏进表之事，太上皇帝前及嗣皇帝前，各进一度耶？”答云：“现今军机姑未定例，当自有文书出去云。”申后，礼部又送上马宴桌于馆所。二十六日，礼部知会有传谕事件，年贡、庆贺各该正、副使明日赴部。故二十七日巳时，臣等及冬至正、副使与任译诣礼部，则员外郎富森阿誊示传谕事件，以为贺使带来三起方物，业经钦奉敕旨：“移准于下次正贡。再现奉敕旨‘此后外藩各国，惟须查照年例，具表赍贡，毋庸添备贡物于太上皇帝、皇帝前作两分呈进’”云云。

据此则内禅以后，依然政由太上，而和珅为出纳帝命之人，对外使且然，一切政务可想。但多一已显明之嗣皇帝，到处侍游侍宴，以全神贯注太上、和珅喜怒而已。此为仁宗动心忍性之日。

乾隆末荒于游宴，具见《朝鲜实录》。至授受礼成，太上既自命倦勤，又率帝般乐怠傲，稀御几务。时禁旅苦战苗疆，白莲教横行川、楚，天下不谓太平，而视为癣疥，戏愉之态，不为贬损。国史所不详，属国陪臣目击之纪载，足尽当日训政时情事。

又：三月二十二日丙戌，冬至书状官洪乐游进闻见别单，中有两款，关太上皇帝及皇帝情状：一、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二、皇帝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已听受。故筵臣之敷奏文义者，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云。

和珅之权加重，乃由太上之记忆力益衰，和珅不过为传太上意指之人，所传之真不真，无从质证，不得不畏而奉之，则其对嗣君不暇计自全之道，假借一时而已。嗣君于政事虽沉默，然讲筵犹可择人自近，其韬晦之程度，不过至不敢预政而止，未尝至自饰为清狂也。附帝而不附和珅之人，和珅亦未尽倾陷，则亦非大奸慝，惟乘太上之耆昏而专擅，亦未尝顾及后祸矣。

又：二十三年，即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辛巳，冬至使李祖源、副使金勉柱以清太上皇帝崩逝事及仪注一度，同封驰启：上略十二月十九日到北京，直诣礼部呈表咨文，住南小馆。二十八日，礼部知会，臣等一行诣鸿胪寺，演元朝朝参礼。暹罗使臣同演。二十九日，皇帝幸太庙，礼部知会接驾，五更进午门前祗迎，暹罗使臣亦祗迎，在臣等下。礼部尚书纪昀押班。待皇帝还宫，臣等仍祗迎。少顷，以太上皇旨，引臣等入重华宫，太上皇御漱芳斋，引臣等进前，传谕曰：“国王平安乎？”臣等谨对：“平安。”仍命臣等退就班次。暹罗使臣亦参班。设宴观杂戏。三十日设年终宴于保和殿。礼部知会晓诣保和殿，坐东陛上。平明，皇帝出御殿内，举乐设戏，进馔献爵，赐臣等馔二人共桌。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进御榻前跪，皇帝手赐御桌上酒，臣等受领。少顷，皇帝入内。本年正月初一日五更，臣等诣乾清门外等侯。天明，皇帝率三品以上行贺礼于太上皇帝。殿庭狭窄，诸王、贝勒门内行礼，三品官及外国使臣门外行礼。礼毕，臣等由右上门至太和殿庭。少顷，皇帝出御太和殿受贺，三品以上官至外国使臣，行三拜九叩礼，一如太上皇帝前贺仪。盖太上自昨冬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云。初三日卯时，太上皇帝崩逝于乾清宫。戌时仪注来到，主客司移付，以朝鲜、暹罗使臣等处各颁大布一匹，随时成服。初四日昏后，礼部知会朝鲜、暹罗使臣等，每日辰、午、申三时，赴景运阁随班举哀。初五日，黎明，臣等诣景运门外，参辰时哭班。留待午时，礼部以皇旨，引臣等及正官一人，入乾清宫魂殿门外，暹罗使臣亦同入。午时参内哭班。仍退待景运门外。申时又参内哭班。退归。初六日黎明，又入乾清宫，参三时哭班。三辰时前，以皇旨颁鹿肉三斤，似是解素之意。初七日，传讣敕使始差出，上敕散秩大臣侯汉军张承勋，副敕则内阁学士满人恒杰，通官一大倭克精额，二大太平保，副大倭升额，一次继文，二次保德，自礼部派定。起程日尚未的定。仪注一度。同封驰启。

太上崩在正月初三，前数日岁杪时犹及见太上临御问对。其使臣岁币事宜及成服礼节，不关当日事状者从略。朝鲜国中犹称中国敕使为北使，且以成服礼隆重为耻，对故明久而犹慕恋不已；对清则终以夷狄视之，此则直到朝鲜亡国犹然。特乾隆时累记宫庭之富盛，稍异以前诅咒菲薄之口吻耳。

太上有遗诰，朝鲜于敕使到日，敕中即遗浩之文，然不见于《东华录》。《东华录》决不肯遗此冠冕文字，其不载，当是《实录》所本无。遗诰中自述功德，《东华录》于上谕中述之，即缘以奉上尊谥，而于当日未蒇之军事，遗浩中作铺张粉饰之语，上尊溢谕中不之及，别一谕则直发其欺蔽皇考高年之罪，以归责于将帅，是与遗诰不侔。可见太上初崩，在廷之举措，旋即有所改正。此与和珅之得罪，皆朝局之小小翻覆也。

《朝鲜实录》：三月初二日庚申，幸慕华馆迎敕，还御庆熙宫，宣敕于崇政殿，敕书曰：“奉天承运太上皇帝诰曰：朕惟帝王诞膺天命，享祚久长，必有小心昭事之诚，与天无间，然后厥德不回，永绥多福。是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一日履乎帝位，即思一日享于天心。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易也。朕仰荷上苍鸿佑，列圣贻谟，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恩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不懈益虔，每遇郊坛大事，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自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对章奏，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却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频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佑，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凡此肤功之迭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回忆践阼之初，曾默祷上帝，若能仰邀眷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其时朕春秋方二十有五，预料六十年时日方长，若在可知不可知之数。乃荷昊慈笃祜，康强逢吉，年跻望九，亲见五代玄孙，周甲纪元，竟符初愿。抚衷循省，欣感交加。爰于丙辰正朝，亲授玺皇帝，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逸，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后，朕日亲训政，盖自揣精力未至倦勤，若事优游颐养，则非所以仰答天祖深恩，不惟不忍，实所不敢。训政以来，犹日孜孜，于兹又逾三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寰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纡，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日弛也。越岁庚申，为朕九旬万寿。昨冬皇帝率同王公内外大臣等，预请举行庆典，情词恳切，实出至诚，业降敕旨俞允。夫以朕年跻上耋，诸福备膺，皇帝合万国之欢，申亿龄之祝，因为人子为人臣者无穷之愿，然朕之本衷，实不欲侈陈隆轨，过滋劳费。每思《洪范》以考终列五福之终，古帝王躬享遐龄，史册相望，终归有尽。且人生上寿百年，今朕已登八十有九，即满许期颐，亦瞬息间事。朕惟庄敬日强，修身以俟，岂尚有所不足而奢望无已。朕体气素强，从无疾病，上年冬腊，偶感风寒，调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岁正朝，犹御乾清宫受贺，日来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皇帝孝养尽诚，百方调护，以冀痊可。第朕年寿已高，恐非医药所能奏效。兹殆将大渐，特举朕在位数十年翼翼小心，承受天祖恩佑之由，永贻来叶。皇帝聪明仁孝，能深体朕之心，必能如朕之福，付托得人，实所深慰。内外大小臣工等，其各勤思厥职，精白乃心，用辅皇帝郅隆之治，俾亿兆黎庶，咸乐升平。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矣。其丧制悉遵旧典，二十七日而除。天地宗庙社稷之祭，不可久疏，百神群祀，亦不可辍。特兹诰诫，其各宜遵行。”

此遗诏于嗣君初无抵触，而官书竟不载。细绎仁宗谕旨，于川、楚军事，词气与此迥殊。时战斗方张，距蒇事之期正远，遗诏先作自欺欺人之语，仁宗殆觉其可愧，故于《实录》去之。检太上崩日谕旨，欲行三年之丧，谕有云：“服制一节，钦奉皇考遗诏，持服二十七日而除。”此三句即根据遗诰而来，是必有一遗诏也。此诏颁之属国，而卒不入《实录》。其于应述功德，改用上谕，即在太上崩逝之日，谕云：

自此以下，言其诗文全集之富，开四库，刊石经，集石鼓文，复辟雍制，研六律，纂群编。乃言文德为遗诰中所未见。其以上则皆遗诰语而浑括之。遂以此代遗诰。而于川、楚军事则于次日癸亥，别发一谕，正是不以遗浩为然之意。谕云：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平。若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借端牟利之积弊。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奈，为贼所胁者。若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展转追捕，迄无蒇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付托有人，他无可谕。惟军务未竣，不免深留遗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同为不忠之辈，何以仰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耶？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意虚糜坐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惩办一人。即如数年中，惟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军务关系紧要，不容稍有隐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若稍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重事？军营积弊，已非一日。朕总理庶务，诸期核实，止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瑞。而于军旅之事，信赏必罚，尤不肯稍从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惟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初四日既有此谕，而遣使颁发遗诰自远在其后。是在当时并不隐藏遗诰，虽与谕文抵触，未计及也。惟可知遗诰乃宁寿宫所出，和珅等所定。又证以谕中言“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之说，则遗诰本非实有太上亲笔，与历来遗诏，出于顾命大臣等之手者一辙。本非仁宗所预知，后遂删去亦不为嫌也。所云：“伊等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语入告。”明揭前日欺饰之源。又云：“朕止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瑞。”明不以捏报吉祥语为瑞，言外可知太上之耄荒，与昔日处分张广泅、讷亲等时作用大异。一和珅得窥其旨，将帅皆从而附和之。仁宗时年已四十，犹自称幼主，盖愤于和砷、福长安辈以太上旧臣相临也。

《朝鲜实录》：“三月三十日戊子，书状官徐有闻进闻见别单，中有云：（一）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仍命与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又召入大学士刘墉、吏部尚书朱珪。珪则为砷中伤，方巡抚江南。乃于初八日，下珅于刑部狱，数珅二十大罪，布示中外。”

初四日为太上崩之明日，《东华录》不书免和珅两职事。至初八日丁卯乃书以科道列款纠劾，夺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于狱。《史稿·本纪》从之。下狱时乃夺和珅大学士职。初四日先夺两兼职，不相抵触，但可补史之略。至数坤二十大罪，《东华录》所纪，非初八日一日之事。先之以十一日庚午谕“苫块之中，每思三年无改之义，皇考简用重臣，断不轻为更易，获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经科道列款参奏，实难刻贷。是以于恭颁遗诏日，即将和珅革职拏问，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云云。是初八日拏问和珅，亦即于是日颁遗诏，是明明有遗诰也。所云“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即在初八日。科道纠参，由王念孙为倡，见念孙《本传》，原疏未见。盖罪状经上谕乃明，并非言官所尽知也。先以纠参而拏问，继由王大臣鞫讯，和珅供认，乃有十一日之谕。谕中已言鞫讯供认情事，着通谕各省督抚，今将已指出各款，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覆奏。至十五日，直隶总督胡季堂覆到，再奉谕始定为二十款。和珅《本传》遂以宣布罪状为在十五日，其实初八日已宣布矣。第一款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可见和珅能得太上之意，而仁宗以此为大罪，不受和珅之笼络。和珅以仁宗韬晦，疑为庸碌无能，故以拥戴为功，冀邀倾注，帝亦默然若承受之，使和珅安心，乃得相安至四年亲政之日。此见帝之尚有作用。二十罪《国史》具详，今可不赘。十八日赐和珅自尽，史文遂以谕宣罪状为在其日，官书盖未若《朝鲜实录》能详现状矣。

徐有闻闻见别单又云：“其子之尚公主者，其婿之为郡王者，及婢妾奴仆，并时囚系，封门拏籍，而使第八王按其事。珅之别业又在西山之海甸，亦令皇孙一人按而籍之。珅之京第，宝玩山积，过于王府。皇帝初欲剐杀之，皇妹之为珅子妇者，涕泣请全其支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曾任先朝大臣，请从次律。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缢而死。”

和珅有婿为郡王，必是宗室，而未详其人，虽经囚系，亦必旋释。和珅之狱，概未株连。仁宗初年，亦由操心虑患而来，故颇有意识，不甚为过当之举也。和珅姓钮祜禄氏，正红旗籍文生员。由其高祖尼牙哈那军功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卫。四十年冬，始迁乾清门侍卫。四十一年正月，已授户部右侍郎。三月，已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已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自此遍历重职，且为翰林院掌院，四库馆正总裁，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累次。盖不待高宗耄及，已邀特眷。当充乾清门侍卫，即一见相得，此亦佞幸之遭逢，不可思议者也。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泛含龙，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识，直谓再生作亡清之祸首，以报身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其解说则朋辈酒间拈《朝鲜实录》此则而推测之词也。和珅籍没清册成专案，今已印行，详故宫《文献丛编》。

别单又云：“新皇帝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至是处置明决，众心悦服。又下一谕，以为重治珅罪，实为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刻不容贷。初不肯别有株连，惟儆将来，不咎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自有此诏，平日之趋附和珅者，始无疑惧之心云。”

清代两权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贪黩乱政之罪。和珅之贻误军国，正为贪黩所必致，此外更有何因？仁宗分别言之，不过不欲株连，以此开脱行贿者耳。圣祖之于明珠，一经发觉其罪，即授权言官，使振纲纪，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养成大患，免其阁职，仍获以内大臣效用。于所宠爱，保全实多。高宗自谓英明，方之圣祖，有愧多矣。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梁武、唐明，其晚节颓唐之尤甚者耳。

郭琇参明珠直声振天下，实由高土奇受圣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为定稿乃上。见李光地《语录》。且云：“这样龙、比，很容易做。”然则圣祖之不欲自示聪明，而以风节成就台谏，尤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