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9月29日《申报·自由谈》。

丰之余

达一[1]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2]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3]，二是《老子》[4]，三是《维摩诘经》[5]，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6]，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7]，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8]。《现代评论》[9]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10]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喇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11]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12]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1] 即陈子展（1898—1990），湖南长沙人，古典文学研究家。《文统之梦》一文，载于1933年9月27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文统之梦，盖南北朝文人恒有之。刘勰作《文心雕龙》，其序略云：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小子之垂梦欤？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笔盒墨，乃始论文。可知刘勰梦见孔子，隐然以文统自肩，而以道统让之经生腐儒。微惜其攻乎异端，皈依佛氏，正与今之妄以道统自肩者同病，贻羞往圣而不自知也。”

[2]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文艺理论家。梁武帝时曾任东宫通事舍人，晚年出家为僧。

[3] 《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书。《孝经》，儒家经典，记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参关于“孝道”问答的书。

[4] 又名《道德经》，道家经典，相传为春秋时老子所作。

[5] 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佛教经典，维摩诘是经中所写的大乘居士，相传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

[6] 始见于北周，盛于唐代。唐德宗每年生日，在麟德殿举行儒、释、道三教的辩论，形式很典重，但三方都以常识性的琐碎问题应付场面，并无实际上的问难，相反却强调三教“同源”，并往往杂以谐谑。唐懿宗时，还有俳优在皇帝面前以“三教辩论”作为逗笑取乐的资料（见《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唐阙史·俳优人》）。

[7] 《太上感应篇》，《道藏·太清部》著录三十卷，题“宋李昌龄传”。清代经学家惠栋曾为它作注。《文昌帝君阴骘文》，相传为晋代张亚子所作。《明史·礼志（四）》说张亚子死后成为掌管人间禄籍的神道，称文昌帝君。二者都是宣传道家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

[8] 指胡适1922年5月在《努力周报》上提出的“好政府”主张，即由几个“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组成“好政府”，中国就可得救。1930年前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又在《新月》月刊上重提这个主张。

[9] 综合性周刊，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主办的同人杂志。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27年7月移至上海出版，1928年12月停刊。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后来多在教育界或政界充任要职。

[10] 新月社主办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1928年3月创刊于上海，1933年6月停刊。曾因刊发谈人权、约法文章，批评国民党独裁而遭国民党当局扣留。他们继而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11] 这里是对戴季陶等国民党政要的言行的讽刺。戴季陶在大革命时期高谈“革命”，后来又鼓吹忠孝等封建道德。

[12] 语出《论语·乡党》，是孔子的饮食习惯。据朱熹注：“姜，通神明，去秽恶，故不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