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初版后记中所说的，本书是本人独立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和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法国哲学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试图“点”“面”“线”结合，从总体上把握20世纪法国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逻辑演进，对于自笛卡尔以来的大陆哲学传统，尤其是法国哲学传统的回溯也构成其重要内容。限于学识和精力，我一开始就没有像写教材那样全面铺开，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偏好和选择。整本著作把萨特哲学及此前的法国哲学作为起点和背景，重点阐述的则是梅洛-庞蒂哲学和福柯哲学，同时辅以其他著名法国哲学家的相关思想。

在我看来，梅洛-庞蒂哲学和福柯哲学典型地结合了语言、身体和他者三大主题，围绕他们的思想来梳理当代法国哲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问题在于，我先前已经出版了关于梅洛-庞蒂的一本专著、两本小册子；关于福柯，我也写有一本小册子，在一本专著和一本小册子中则把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因此，为了尽可能少地重复既有研究，我需要选择某些其他哲学家权为补充。在现象学—实存主义传统中，列维纳斯、利科和亨利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都很好地体现了语言、身体、他者三大主题，但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我选择利科关于语言和文本的思想、亨利关于身体和主体的思想、列维纳斯关于他者和他人的思想来补充梅洛-庞蒂在三大主题方面的思想。在结构—后结构主义传统中，我认为选择德里达作为福柯关于这三大主题的思想的补充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正因如此，我在书中只需偶尔提及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拉康、德勒兹等人的相关思想。很显然，我对内容的选择和结构的安排是“别有用心的”。我愿意依照思维自身的逻辑，而不是完全受制于外在的因素来展开全书。

拙著出版后，有专家和读者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指出我不应该忽视拉康。我非常感谢来自各方的建议和意见。但我同时认为，他们或许对我期望过高，从而忽视了我对自己提出的不那么宏大但自认为可靠且尽力就可以完成的目标。我当然可以多写一点拉康，但要把他纳入我关于法国哲学的总体思路中存在一些困难。简单地说，在现象学—实存主义时期，他对弗洛伊德的阐释，对萨特和梅洛-庞蒂确实有一些影响，但整个心理分析在现象学家们那里并没有获得充分的重视。在结构—后结构主义时代，心理分析确实有其重要性，但取而代之的心理分裂分析似乎更能代表时代的精神。拙著《20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涉及的人物更多，我依然没有充分重视拉康，这一切都源于我的工作的内在逻辑。在修订本中，我只是完善了我原先的思路，而不可能节外生枝，冲淡我试图表达的东西。因此，这一修订本没有对第一版做出大的修改，重点是修订一些错误，尤其在表述方面做出了不少新的努力，有些专有名词也采用了新的译名。我虽然对黑格尔没有深入研究，但他关于哲学和哲学史的一些原则性的看法深深地影响着我，这引发的是我关于逻辑和历史、观念和存在的关系的深刻思考。

我于1983年9月至1987年6月在四川大学哲学系读本科，获得我的第一个学位。我随后于1987年9月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9年9月转为直接攻博。我在南京大学求学到1990年12月底为止，前后共计3年半时间，没有能够获得任何学位。我不知道应该还是不应该用“肄业”来指我的这段求学经历。我于1991年1月因导师夏基松教授工作调动转入杭州大学哲学系继续攻读博士，于1992年6月在杭州大学获得我的最后学位。其实，听说导师要调动后，我立即着手准备博士论文，做好在南京大学提前毕业的准备。由于我硕士期间已经在资料搜集和阅读方面有了充分的积累，所以到1990年年底，我已经完成了关于克尔凯郭尔精神哲学的博士论文，但未能说服管理部门让我提前进行论文答辩。到杭州后，在等待答辩的同时，我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法国哲学。

我最初接触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随后接触到福柯及结构—后结构主义范围内的其他法国哲学家。除了修订出版的博士论文《沉沦与拯救：克尔凯戈尔的精神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及从中抽出单独发表的《反讽与间接沟通——克尔凯戈尔对苏格拉底问题的消极解决》（《外国哲学》第14辑，1998）外，我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成果都属于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范围。共计论文6篇，分别是：《解构批评的基本特征》（《哲学动态》，1994年第2期）、《解构的保守性》（《哲学研究》，1995年第6期）、《理性的分化和对策》（《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解构批评的困境》（《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丧钟为谁而鸣：德里达与哲学终结论》（《哲学研究》，1997年第8期）、《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专著1部：《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此外，在台湾出版了《解构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德希达》（生智出版社，1996）、《傅柯》（生智出版社，1996）和《后结构主义》（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4本小书（真正意义上的小册子，每本篇幅在5万字左右）。

最近，我所在的浙江大学哲学系准备出版一套“哲学文存”，我拟把这4本小册子连同6篇论文汇编成一本书，以纪念我的“解构岁月”或“后现代浪子时期”。我1997年到法国鲁昂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开始接触梅洛-庞蒂和列维纳斯，因而从结构—后结构主义转向了现象学—实存主义。在不断回溯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地接触萨特、马塞尔、柏格森、比朗及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在更一般的背景中思考福柯和德里达的思想。在访学期间，我开始思考用语言、身体、他者三个范畴从总体上把握当代法国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千禧年后，我在重点处理教育部课题《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的同时，申报并完成了国家青年课题《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从我接触法国哲学的顺序已经可以看出，拙著在研究对象上的选择是有“根”有“据”的，从另一方面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

在本书第一版的后记中我本来写有这样一段话：“当然啦，我尤其要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孙晓林老师，感谢她提议把本书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并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但孙女士把这句话删除了。我现在重提这句话，借修订本出版的机会，真诚地感谢她的辛勤工作和厚爱。尽管与她从未谋面，联系也很少，但心里一直非常感谢她的大力支持。我再次感谢第一版后记中提到的那些老师和朋友。我在这里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学生，一是王蒙蒙，二是董梦璠，他们通读本书第一版及我原先的打印稿，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我尤其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饶涛先生、祁传华先生及其他同人把拙著纳入“走进哲学”丛书出版，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杨大春

2020年4月底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