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以“解构”著称，而解构主要表现为一种方法，一种“读就是写”的文本策略。这涉及他对传统哲学、文学、诗学、修辞学文本的批评性阅读。在他看来，文本有其自足性和封闭性，“一个文本，除非它向第一眼，向第一个人掩饰其组成法则和它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不是一个文本”[57]。与此同时，文本又是开放的，它需要读者来掀开其面纱。但读者不是用心灵去领会它的思想，并因此实现精神**流，而是用眼睛去“割开”其组织和结构，并经由“伤口”填充某些东西，进行某种物质**流。有两类读者：一类读者在方法论上过于大胆，认为自己有权力或权利随便增添东西，然而“伤口”显然受不了；另一类读者由于方法论上的谨慎，什么东西都不敢增添，这同样有问题。德里达表示，两类读者同样“愚蠢”，同样“不育”，一个非常“不严肃”，一个则过于“严肃”。文本解构者既不是前者，更不是后者，他实际上是一个“修补匠”（bricoleur）。他利用文本中的一些现成的工具和零星废料，对该文本进行一些敲打或修补工作。任何文本都有一些边缘性因素，有一些可供寄生的“缝隙”，文本解构者挤进去，参与进去，使文本膨胀起来，活动起来，既增殖了文本，又削弱了它。

解构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突破逻各斯中心论传统的尝试，目标指向文字的命运问题，即文字相对于声音的地位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解放文字，并因此让语言从观念性存在回归到物质性存在的努力。由于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这种文本策略“不存在把文字中心论对立于逻各斯中心论的问题，甚至一般地不存在把一个中心对立于另一个中心的问题”[58]。在解构的进程中，不应该从外部对文本进行颠覆，相反，应该采取某种内部突破策略。这其实是针对体系的矛盾和盲点，在看似尊重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悄然的变革。按照斯皮瓦克（Spivak）的读解，德里达的策略就是，“找出有指望的文本，揭开难以确定的环节，以能指这一积极的杠杆使其松动，颠覆通常的等级，为的是置换它。消解，以便重构已经记录在其中的东西，坚果壳内的解构”；换言之，“解构出于这一愿望，通过支配文本而重新积极地利用文本，向文本指出它所不知道的东西”[59]。解构要求充分利用文本中的既有资源，唯有这样才能够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解构并不意味着与传统或历史完全切断联系，因为它虽然指向被批评文本中“仍然起作用的形而上学的和修辞学的结构，但不是为了拒绝或抛弃它们，而是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描述它们”[60]。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解构逻各斯中心论传统，解构必须先寄居其中，即“各种解构活动并不从外部触动结构”，它们“只有寓于这些结构之内”才是“可能的”“有效的”，才能“击中要害”[61]。

解构的运作就在于发现文本的自身解构性，发现文本包含着自身的异己，实际上是要让文本自己嘲弄自己，自己瓦解自己。这一切只有通过能指游戏才能够进行，而这意味着，“不是把能指用作开启通向真理之路的钥匙，而是用作干零活者或修补匠的工具——一种实用的手段”[62]。解构阅读是按这样的方式来操作的：抓住文本的矛盾和歧义进行重写，尤其是要抓住一些有歧义的概念或词语。德里达显然是玩能指游戏的高手。在《柏拉图的药店》中，德里达抓住的是柏拉图文本中的“药”（Pharmakon）这一概念；在《论文字学》中抓住的则是卢梭文本中的“增补”（supplément）这一概念；此外还有其他文本中的“膜”（hymen）、“播撒”（dissémination）、“符号”（signe）、“痕迹”（trace）之类的概念，它们和德里达生造的“原文字”（archi-écriture）及“延异”（différance）具有同等的“修补”功效。传统批评通常也会注意到概念或用词的歧义，但它的目标是消除歧义，恢复单一意义，以求让能指与所指对应，让符号表象观念或指称对象。解构批评相反地迷恋于概念歧义，通过把概念的多重含义一并置入文本，使得文本的单一意义消除了，从而动摇（重写）了文本的结构，也因此取消了符号的表象功能，让它恢复其物质性存在。上述这些概念或用词大多来自有待我们去解构的文本，因此更有工具效用，利用它们可以使文本得到更好的“重写”。

“延异”是德里达生造出来的一个不是词的“词”，不是概念的“概念”，不是符号的“符号”。它其实是对差异（différence）一词的创造性改造，它要表达的是概念或词的意义“播撒”。它代表了德里达对概念或词的一般看法：即任何一个概念或词都具有“延异”的性质。上面所说的“药”“增补”“膜”“原文字”“痕迹”都能体现这一点。这些概念具有共同性，甚至是相通的，它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只有在修补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延异”意味着意义的不确定性或“播撒”，这是某种一般的说法，在具体阅读作品时，德里达针对不同的文本，运用不同的词来进行解构。针对某个有待解构的文本，德里达把某个包含矛盾和多义的词作为重写的杠杆。例如，在《论文字学》中，他以“增补”及一些相关的词为杠杆，重写了列维-斯特劳斯和卢梭的“原文”。虽然“原文”还可以呈现，其实早已面目全非，而且“原文”也来自其他文本，和德里达重写的文本一样，处于某种寄生链条中。正因为如此，在对具体文本进行重写时，我们不一定需要启用新概念。换个角度看，为了动摇传统，我们不得不依赖传统。德里达启用“符号”“文字”之类的概念，但像海德格尔后期对待“存在”一样，他给它们打上杠子或者画个叉，借以提醒读者，我们可以使用某些借自传统的概念或词，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它们在为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始终包含着让我们的解构归于无效并因此重回传统的危险。

德里达这样写道：“既然这些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如今动摇它们构成其一部分传统所必不可少的，我们就没有必要轻易地放弃它们。在封闭的内部，通过一种倾斜的、始终危险的运动，冒着不停地重新落入它要解构的东西之内的危险，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地谈论这些批评的概念，指出它们的有效性的条件、环境和限度，严格地指出它们对于它们承诺解构的机器的附属；与此同时，指出难以命名的、超越封闭的微光得以隐约见出的缝隙。”[63]他针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解构很好地表明了上述立场。在他看来，符号学的所有姿态都必然是“模棱两可的”：符号概念“既标志着一种限制，又标志着一种进步”，这是因为，“就算从它的根基和内涵而言，它整个地属于形而上学”，然而“它所服从的运作和置换也已经产生了去界限的效果”[64]。于是，在使用“符号”概念时，我们既要想到它的形而上学归属，并因此随时准备放弃它，同时又必须吸收它的“全部启发性和批判性资源”；这其实表明，诉诸符号概念“成为策略上不可避免的”[65]。索绪尔的符号概念因此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这个借自形而上学传统的符号概念具有“绝对关键的批判作用”，它“对立于形而上学传统”；另一方面，“在他继续使用符号的范围内，索绪尔不可能不遵循这一传统；对待这个概念就如同任何其他概念一样，我们不可能对它有一种绝对新奇的使用或绝对常规的使用”[66]。

针对任何文本，德里达都在其中选择一个如同“符号”那样具有含混地位的概念或词，通过让概念或词所包含的不确定含义充分运转，最终让该文本在通常意义上的主旨归于无效。也就是说，德里达通过在文本内进行一系列概念游戏（词源分析、概念嫁接、一词多义），通过让文本运转起来，从而开启了文本阅读的多种可能性，进而消解了单一意义的神话。真正说来，关键的是词的运作、文字的历险，意义不过是附属物。借助传统来突破传统，这在传统批评看来或许是一种悖谬，但解构批评认可这种悖谬。人们通常认为解构是完全摆脱历史的。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解构的概念、运作和风格的误解。解构批评家们其实承认，“解构自身并不能完全逃出西方形而上学，它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它要解构的文本的同样的问题和错误”[67]。概念歧义，使得传统含义得以保存，形而上学的阴影也因此始终存在。当然，我们在文本阅读中不仅要看到矛盾的共存，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其没有止境的运动。德里达并不是要促进对立两极的优劣地位之转化，而是让两者都进入游戏中，颠覆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关键之处是通过置换而开启两极之间的游戏。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词的物质性力量，而不是它体现的概念性价值。

德里达表示，我们无法为“原文”的内在组织“给出一种线性的、演绎的，反映某种‘理性秩序’的再现”，因为我们应该“在写下的那些痕迹中阅读和重读它们”，应该“在描绘和译解一个文本的那些边缘和字里行间去读解它们”[68]。这其实造成了解构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解构者“自己的文本必然已经被自身解构”，即“进一步的解构会解构了解构”[69]。德里达自己的著作也是不确定的，比如《论文字学》，就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乃是一个文本，“它无休止地运动，没有绝对的开始”[70]。他的解构对于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游戏（运作）方式，他的整个作品也因此并不构成一本单一的大书，而是构成有关文字问题的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们之间只具有某种“家族相似”。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不具有“积极的价值”，因为它们没有实证的目标。他本人强调，“《论文字学》是一个问题的名称：探讨文字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条件，是开启该领域并克服认识论障碍所需要的批评工作；但也存在着关于该门科学的限度问题”[71]。这样说来，他关于文字问题的思考主要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这是建构未来文字科学的一种消极的批判性工作，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努力相同，后者旨在为未来形而上学提供一种消极的批判性准备。

然而，《论文字学》可能会给读者造成某种相反的印象，即德里达要“建立一门名为‘文字学’的具有体系的实证科学”，他“似乎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符号学、结构主义的原则转向了文字文本，以撰写一部《文字科学普通教程》”[72]。德里达当然不承认这种情形。在他看来，尽管文字科学做出了种种“解放”文字的努力，但这些努力仍然是暗中的、分散的，几乎无法觉察到的。他非常明确地承认：“不管这一事业多么必要和富有成果，即使按有利的假设，克服了一切技术的和认识论的障碍，克服了一直限制着它的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羁绊，如此文字科学也面临着永远不能如此的、以该名称诞生的危险，有着永远不能够界定其计划和对象的统一的危险。”[73]德里达的工作因此具有过渡性作用：他主要致力于让一切既有的文字科学充分展示其革命性的一面，但同时又密切关注它们与传统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在他眼里，建构一种未来的文字学，要么遥遥无期，要么根本就不可能。他这样说过：“《论文字学》不是对文字学的一种捍卫和阐明，更不是为我们总是称为文字的东西恢复地位。”[74]他承认，他关于文字问题的描述其实触及了“边沿”或“界限”，却没有建立一种实证的文字科学或文字哲学，这意味着“构成一种关于文字的科学或哲学乃是一种必然而困难的任务”[75]。

德里达不再从认识的角度来对待文字问题，或者说科学本身应该受到质疑。于是他经济地、策略地诉诸海德格尔的“思想”概念，而不是传统的学科或科学概念。然而，“在某种方式上，思想什么都不想说”，因为“文字学，这种思想仍然被禁锢在在场中”[76]。与其强说不可说的东西，还不如沉默。文字即沉默。于是，学者们应该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开启一种针对“沉默”的考古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逻各斯中心论的历史，尤其是声音中心论的历史，“形而上学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不仅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经由莱布尼茨），还超出这些明显的界限，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总是把一般真理的起源归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之真理的历史已经是对文字的贬低，是把它排斥在‘充分’言说之外”[77]。这显然把从古代哲学直至后现代哲学之前的历史都纳入了声音中心论的历史。在另一个地方，德里达则重点指出了早期现代哲学直至后期现代哲学的情形：“在古典的哲学建筑术中，声音首先出现，因为一些无法解释的理由，它在一个从法律上看决定性的点上提出了声音及表音文字在西方历史关系中的优先性问题，就像它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在形而上学历史的最现代、最关键、最审慎的形式，即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表现出来的那样。”[78]一切文本都表现为书面形式，但我们总是以“某某说”来表达，于是“文字”在喧哗声中沉默了。

逻各斯的本意是言谈，而在实际使用中含义很广泛，尤其与逻辑联系在一起，谈论、说明、思想、理性、公理、判断、概念、定义都包含在内。德里达认为，不管在前苏格拉底意义上还是在柏拉图哲学意义上，不管在神的无限理智意义上还是在人类学意义上，不管在前黑格尔主义意义上还是在后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界定都与逻各斯的要求或在逻各斯血统中思考的理性的要求不可分割。他尤其关注“言谈”这一含义，逻各斯中心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强调声音在表达思想、意义方面的优先地位的西方思维。他认为，这种逻各斯与音素的原初的、根本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解释说：“语音的本质直接接近于在逻各斯的‘思想’中与意义相关联者，创造意义、接受意义、说出意义、‘汇集’意义者。”[79]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言语看作是心灵状态的符号，而写下来的词是说出来的词的符号，因为声音作为第一符号的产生者，与心灵有一种实质的、直接的接近，“作为第一能指的生产者，它不是众能指中的一个能指。它意指本身通过自然的相似而反映或映照事物的心灵状态。在存在与心灵，事物与情感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表达或含义关系；在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一种约定的符号化关系。最初的约定，那种与自然而普遍的指称秩序直接相关的约定作为口语产生出来。书面语言则将那些在它们之中与别的约定相关联的约定固定下来”[80]。

亚里士多德由于唯物论倾向而关注语言与外部实在的关系，而那些观念论者关注的则是理想实在，但德里达置观念实在与外部实在、意义与事物的差别于不顾，断定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都隶属于逻各斯中心论—声音中心论传统。真正说来，语言表达的是观念，不管观念源自先天还是后天，都处在心灵之中。换言之，心灵本来就是一种自然语言，“心灵的情感自然地表达事物，它们构成一种同时抹去自身的普遍语言”，它是“透明的中转站”[81]。声音与心灵直接相关，从而比文字更接近所指。在德里达看来，“声音最接近于所指，不管人们严格地把所指规定为（被思考的或体验到的）意义，还是更宽松地规定为事物”，正因为如此，“相对于把声音与心灵或把声音与所指意义的思想，甚至与事物本身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的东西，任何能指，首先是书面能指，都是派生的”；这一切都依据能指的“技巧”和“表象”地位，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依然延续了这一基本倾向，“符号的观念在它自身中始终暗含着所指与能指的区分，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在极端情形下，它们是同一片树叶的两面”，它们“因此依然处于声音中心论和逻各斯中心论的血统中：声音与存在，声音与存在的意义，声音与意义的理想性的绝对接近”[82]。在这种声音中心论中，文字不得不处于劣势地位。

德里达从关于文字的一些隐喻中看到了声音与文字的等级关系。人们往往赞美好的文字、心灵的文字、自然的文字，使之对立于坏的文字、非心灵的文字、非自然的文字。“自然的文字直接与声音、与呼吸联系在一起。它的本性不是文字学的，而是呼吸学的。它是庄严呆板的，完全接近于信仰声明中的内在的神圣声音，接近于我们回到自身时听到的那种声音：神圣的声音面向我们的内在情感的充分而真实的在场。”[83]这种情形表明，为了维护声音中心论，德里达不得不借助文字的隐喻。这种文字的隐喻被广泛接受，始终维护的是声音与文字的对立，“正像心灵中关于真理的文字在柏拉图那里的情形一样，在中世纪，它仍然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名字，也即一种自然、永恒、普遍的文字，其尊严获得了关于被指称的真理的系统的认可。就像在《斐多篇》中一样，一种堕落的文字持续地与之对立。我们应该描述这种始终把神圣的或自然的文字，与人类的和加工过的、有限的和人工的铭文对立起来的隐喻”[84]。德里达举了许多哲学家关于自然文字的隐喻说法，比如，伽利略说，“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笛卡尔说，“去阅读世界这本大书”。休谟说：“与任何明白易懂的论述或推理相比，自然这本书是更加难解的巨大谜团。”凡此种种，都表明了越是靠近心灵，越是直接反映心灵之声或神圣之声，就越是好的文字，也因此是“准声音”。而一切人工之物，都属于技巧之列，只有派生的地位，同时也是值得警惕的颠覆性力量。逻各斯中心论有三个里程碑，分别体现在柏拉图的《斐多篇》，卢梭的作品和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85]德里达对这些作品进行的整个解构努力，都旨在无限地展现文字既作为助手，又作为颠覆性力量的暧昧角色。

德里达把文字的这种地位纳入一种“增补”的逻辑中。根据他对卢梭的读解，“语言增补在场，取代在场，在希望与它结合的不可毁灭的欲望中推迟在场”，而文字更确定无疑的是一种“增补”，一种“增补”的“增补”，如果“增补是一种必然不确定的过程”，那么“文字尤其属于增补”，因为它“标志着这样一种情形，在那里增补成了增补的增补，成了符号的符号”[86]。卢梭其实在无意中进入了“增补”的游戏。德里达让这种“增补”游戏无限地展开，最终看到的是“原文字”。这当然不是卢梭本人愿意看到的，他“不可能想到这种出现在言语之前和言语之中的文字”，在其哲学“属于在场形而上学的范围内”，他“梦想的是死对生、恶对善、表象对在场、能指对所指、表象者对被表象者、面具对面孔、文字对言语的纯粹外在性”，但这些对立“无法消除且根植于形而上学之中”；我们“要利用这些对立，就只有通过颠倒才行，也就是说，只有承认这些对立才行”，而“增补不属于这一系列对立中的一项”，尤其是它“既不是能指也不是所指，既不是表象者也不是被表象者，既不是文字也不是言语”，在增补中，“这个系列中没有哪一项在被纳入后仍然能够支配延异或增补的经济学”，而“卢梭的梦想就在于强行让增补进入形而上学之中”[87]。卢梭想在“增补”过程中“正本清源”，即回到声音的中心地位；但德里达并非针锋相对地树立文字的中心地位，而是要把声音和文字的“增补”游戏无限地开展下去。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德里达对胡塞尔的符号理论的解构。在《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中，德里达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他诸如收入在《哲学的边缘》中的《形式与意谓：语言现象学评论》等，也围绕该问题展开。他主要关注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有关思想，认为随后的作品（比如《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和《几何学的起源》）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显然与梅洛-庞蒂强调两者间的断裂的姿态不同）。他注意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表达与意义）中的一种根本区分，即“符号”（signe，Zeichen）一词有双重意义。“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意指表达（expression，Ausdruck）或指示（indice，Anzeichen）。[88]前者与含义（Bedeutung）联系在一起，后者与意义（Sinn）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前者表达理想的含义，后者外延更广，还指经验的、外在的意义。胡塞尔明显强调前者的优先地位。德里达认为，这种区分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声音中心论，它“让符号服从于真理，语言服从于存在，言语服从于思维，文字服从于言语”[89]。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依然囿于形而上学中：“以符号概念为优先例证，关键是要看到对形而上学的现象学批判被宣布为形而上学确信的一个内部环节。更确切地说，关键是在开始证明，在其历史的成就中，在其仅仅恢复起源的纯粹性中，现象学批判的源泉乃是形而上学计划本身。”[90]

德里达告诉我们，声音中心论并不仅仅囿于哲学范围内，它已经渗透到了一切科学中。在他看来，“尽管科学实践经常对逻各斯帝国主义提出挑战，例如，它一开始就诉诸并且越来越诉诸非表音文字”，但这一切“只能在逻各斯中心论时代的内部才有意义”[91]。科学概念是由哲学奠基的，是受制于逻各斯中心论的（作为逻各斯中心论的哲学呈现在每一个科学学科中[92]），虽然它们一开始且始终都包含着革命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始终都诉诸非表音文字，但最终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结构。德里达的思考显然是在结构主义普遍强调语言的基础上展开的，但他从中看到的是这种语言扩张与逻各斯中心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写道：“‘语言’这一符号的通胀乃是符号本身的通胀、绝对的通胀、通胀本身。可是，通过它本身的面孔或影子，语言仍然构成一个符号：这一危机也是一种征候。它仿佛不那么情愿地表明——一个历史—形而上学的时代必定最终把它的有疑问的视域的全体确定为语言。它之所以求助于语言，不仅是因为欲望想从语言游戏中夺取的东西又重新出现在那里，而且因为语言本身同时发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缆绳，再也看不到界线，在它的界线似乎被抹去时，在它不再确保自身、不再被似乎超出于它的无限所指所包容和环绕时，它被抛回到它自身的有限中。”[93]

按照斯皮瓦克的解读，结构方法的提出意味着“语言”这一符号的膨胀，也是“符号自身的膨胀”，但这并不是指文字符号的膨胀，而是声音符号的膨胀，是言语成分或作为言谈的语言在意义生产中的作用的膨胀。[94]尽管语言的膨胀意味着声音越来越“响”，德里达还是希望尽可能多地发掘关注文字因素的方面。他发现：“通过一种缓慢的、其必然性难以被觉察到的运动，至少20世纪以来倾向于并最终汇集在语言名下的一切，都开始让自己偏离到或至少是总括在文字的名下。”[95]按照他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文字概念指的不再是一般语言的特殊的、派生的、辅助性的形式，不再是某个主要能指的外在表皮、不可靠的副本、能指的能指，它开始越出语言的外延。也就是说，文字原来被视为声音的派生物，现在却有凌驾于声音之上的趋势。这其实意味着，文字导致了离心运动，导致了能指游戏，“文字的降临也就是游戏的降临。如今，这种游戏自我放任，抹去了人们曾经认为能够用来控制符号流通的边界，带走了一切让人放心的所指，削减了监视语言场的全部要塞、全部掩蔽所。完全严格地说，这一切都将瓦解‘符号’概念及其全部逻辑”[96]。语言膨胀表明，并不存在言语对于文字的优先性，它们其实都是“原文字”的替代或伪装。这就突出了“原文字”相对于狭义的声音或文字的优先性，尽管这里并不涉及时间或年代问题。

在逻各斯中心论的历史中，文字被限定为一种派生的、工具性的功能，它是“某一充分的言语、充分在场的言语的译本，是服务于语言的技巧，是接受解释的某一原始言语本身的代言者、解释者”，而在语言膨胀中似乎出现了某种新的情形，“一切的发生仿佛是，人们称为语言的东西从其起源和目标上只不过是文字的一种根本而确定的环节、样式，是它的一种现象、一种外观、一个种类”[97]。德里达当然要充分地利用这种“变化”，但他并不认同简单的颠覆。有学者表示：“德里达所关注的并不是要把优越性倒过来，而是要建立一种能够充分地阐明语言的文字性或文本性的并试图对声音相对于文字的优越性进行解构的文字理论。他的目标就是对它们（声音和文字）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进行更为清晰的分析。”[98]德里达工作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清理声音文字关系的谱系，因此他要完整地再现文字沉默的历史，以及它的悄然反叛。在他看来，西方人只是在一种历险、一种短暂的历险中才忘记了文字，这一历险“与3000年来把技巧和逻各斯中心论的形而上学联系起来的历史相混同”，它“现在正接近于它的活力失去的时刻”[99]。漫漫三千年，悠悠多少事，在哲人德里达那里都不过是人类的“短暂的历险”。

这种谱系清理要求重新界定语言和文字概念，德里达这样写道：“断定文字概念超出并包含了语言概念，当然假定了对语言和文字的某种界定。我们如果不尝试做这一界定，就会屈从于刚才提到的膨胀运动，它也占用了‘文字’一词，而且这样做并不出自偶然。”[100]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依然维持旧的语言和文字定义，那么文字的扩张不过是声音中心论的表现形式。在德里达那里，文字一词至少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通常的意义”，这把“表音文字”与它所表象的“言语”对立起来；另一个是“更根本的意义”，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字”，它是“文字与言语的共同根基”，即“原文字”，而“这种（原）文字与整个一系列的其他名称一同获得把握——原痕迹、保留、链接、裂缝，增补和延异”[101]。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如何界定文字概念，然后是文字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进而涉及它们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德里达在《论文字学》的“致读者”中提示我们：他在“字母之前的文字”中勾勒的是“一种理论基质的粗线条”，同时揭示了“某些历史标记”，提出了“某些批评性概念”，而这些东西在“自然、文化和文字”，即“卢梭时代的阅读，一种概略的阅读”中“获得了验证”[102]。这其实表明，《论文字学》既包含理论建构的努力，同时也在清理历史，而“卢梭环节”对于检验理论和应验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声音与现象》《播撒》等作品进行的都是检验这种“理论基质”和应验历史的工作。

德里达表示，人们从前把行动、运动、思维、反思、意识、无意识、经验、情感都说成是语言，而现在则把电影、舞蹈、图片、音乐、雕塑、竞技，甚至军事和政治都说成是文字。[103]德里达当然希望从诸多文字要素中发现有利的资源，但并不简单地认同这些泛而言之的文字，因为它们既然仍旧属于语言膨胀的一部分，依然在形而上学的界限内运作，就不可能真正提升文字的地位。所以，应该警惕通常的文字概念，并因此关注“原文字”概念。那么什么是“原文字”呢？斯皮瓦克告诉我们：“德里达把痕迹的这种在场和在场的这种痕迹命名为‘原文字’。”[104]那么什么又是“痕迹”呢？在德里达看来，“痕迹”表明的是符号的生成，它既非“自然的东西”也非“文化的东西”，既非“物理的东西”也非“心理的东西”，既非“生物的东西”也非“具有灵性的东西”[105]。“痕迹”可以说是抹去起源，也可以说是从来都没有起源，因为“痕迹是起源的起源”[106]。我们也可以换个方式来表述：痕迹事实上是“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而这无异于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换言之，“痕迹乃是开启显现和含义活动的延异”[107]。

文字并不表音，因为它“始终是无调的”[108]，但它留“迹”。也就是说，它并不像声音那样是在场的，而是游戏或游离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在《论文字学》中，通过对卢梭的增补链的游戏性解读，德里达认为，“增补”其实是文字的“另一个名称”，它“既不是在场也不是不在场”[109]。在《柏拉图的药店》中，通过对柏拉图作品做“文字即药”的解读，德里达尤其表明了文字的含混地位。它是一剂性质未定的“药”：可能是良药，不过是药三分毒，它也因此可能产生不良的效果；可能是毒药，但毒药也有治疗作用，就像砒霜在中药中有其良好的效用一样。他这样写道：“如果说药是‘双义的’，这是为了构成对立面之间彼此对立的媒介，是为了构成把它们彼此关联起来的运动和运作，是为了颠倒它们并使它们其中一个进入另一个之中（心/身、善/恶、内/外、记忆/忘却、言谈/文字）……药是差异的运动、场所和运作（产生）。它是差异的延异。”[110]

“延异”最能表达文字的含义，因为文字并不忠实于真理，而意味着异质性和差异性的展开。德里达“尝试让延异与文字相通”[111]。那么什么是“延异”呢？他这样回答说：“我不知道它意指什么，或许它有些像形而上学称为符号（所指/能指）的生产之类的东西。”[112]德里达非常强调différance中的沉默无声的“a”的作用。“a”可以被写下来或被读出来，但不能被听出来。[113]简单地说，在法语中“延异”（différance）与“差异”（différence）在发音上并无区别，不同仅体现在书写方面，但意思却完全改变了，静态的“差异”转换成了“差异的展开”或“差异的生产”。正是通过把“a”塞入différence中，德里达改变了声音与文字的等级模式，改变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这个杜撰的既非概念又非词的différance来自“异质”元素的硬行捆绑，因此它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终结声音中心论的功效：“a”是一个“沉默无言的标记”，一座“沉默的纪念碑”，它让人想到“埃及金字塔”，宣布的是“专制君主的死亡”[114]。通过插入“a”，德里达激活了表音文字中的沉默因素。

“延异”其实是“差异”一词的“延误”和“区分”两重含义的充分展开。差异首先指的是活动的推迟进行，意味着有意或无意的经济上的算计，诸如迂回、中转、延误、保留等含义都包括在内。从这个角度说，延误就是拖延，通过诉诸迂回，“把欲望或愿望的满足推后”。差异的另一个含义则较为寻常，指的是“不同，他者，不能辨别”，它与“争论”“他性”“距离”“间隔”相关。[115]符号不是与某种指称对象有着静态对应的东西，它其实处于产生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迟缓”“移转”“延迟”“回缩”“迂回”“推迟”的运动中，它同时也是由于区分或分化造成的。“延异”的运动，会产生多种多样的东西，即产生分化，比如，可感或可知、直观或含义、自然或文化的分化，这是对求同的克服；“延异”其实就是“这些差异和区分的生产”，而“差异”和“区分”是“延异的结果”。[116]符号通常被置于取代事物本身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在不能把握或证明事物时，通过符号的迂回来意指它，符号从而意味着被延误的在场。德里达所说的事物同等地代表“意义”和“指称”，而这里的符号包括“口头符号”和“书面符号”。德里达充分展示的是时间意义上的延误，而不是要消除时间因素的阻碍，最终为我们展示意义的不确定，或者说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而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又意味着某种区分的产生。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原则和区分性原则主要表明了通过区分来确定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德里达通过强调能指和所指的游戏，突出了区分性原则的非静态化，“一方面，这些区分在语言中、在言语中、在语言和言语的交换中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区分自身是结果”[117]。

德里达更关注的是延误和区分两者之间的相互推动，或者说“作为延误的延异与作为区分的延异的汇合”[118]；换言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延异”在时间上和空间中的分别展开，更应该看到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的“综合”，并因此突出在场与非在场之间的没有止境的游戏。他表示，“延异”是非充分的、非单纯的“起源”，换言之，“起源”这一名称因此不再适合它。他这样写道：“延异更为‘原始’，但我们不再称它为‘起源’或‘基础’。”[119]这就避免了对起源的寻求，而这正是“原文字”所要表示的意思。德里达把时间上的延误和空间上的区分的综合及其展开称为“原文字、原痕迹或延异”[120]，而“保留”“增补”“药”“膜”具有同样的意蕴。尽管如此，德里达最终还是认为，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摆脱形而上学。他说，“对于我们而言，延异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它在我们的语言中获得的一切名称作为名称都仍然是形而上学的”[121]。换言之，他所做的工作是无法以现有的语言来命名的，或者说是根本无法命名的，用“延异”及“原文字”等来命名，其实是强而为之。德里达在许多情况下都不用“原文字”，而是简单地用“文字”这个容易造成误会的概念。因此，他在说文字的原初地位时，容易让人想到二元对立关系的一种简单颠倒。事实上，德里达往往有意制造混乱，其结果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误解。斯皮瓦克评论说：“然而面对结构主义的明显的声音中心论，我们选择‘文字’是有论战性的。这相反地恰恰导致了人们对他的普遍误解，仓促地认为德里达在研究语言时似乎恢复了文字对声音的优越性。”[122]如果我们不注意到“文字”在此实际上指“原文字”，就会误以为德里达简单地颠倒了声音与文字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论表音文字还是声音都来自“原文字”，“原文字”就是它们的共同“起源”。其实，“原文字”不是某种具体文字，而是指一切类似于“痕迹”“延异”“差异的展开”等的状态和情形。德里达这样谈到“增补”与“延异”的关联：“增补性就是延异，就是同时使在场产生裂缝又延误它，同时置之于分化和原初界限内的差异活动。”[123]德里达用通常的“文字”一词而不用他自己的“原文字”，其实有利于突出差异的展开，从而避免我们只看到静态的对立。这样一来，传统既受到抗拒，又获得了保留。斯皮瓦克表示：“德里达选择‘文字’或‘原文字’不是偶然的。的确，正如德里达在论列维-斯特劳斯部分反复指出的，不能够在狭义的和一般意义的文字间做出严格的区分。一个滑入另一个之中，给区分打上了杠子。文字作为替罪羊具有消极的优势，对它的排斥表达了对形而上学封地的界定。”[124]

我们也可以说“原文字”类似于某种“共同的根基”，但显然不是就时间或起源而言的。德里达写道：“这一共同的根——它不是根而是对起源的窃取，它也不是共同的，因为只有伴随着差异的不那么单调的持续，只有伴随着差异自身不可命名的这一运动（我策略性地昵称为痕迹、保留或延异），它才能够回到同一——只有在历史的封地内，也即在形而上学边界内才能够被叫作文字。”[125]启用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斯皮瓦克就此指出：“如果形而上学的历史有所不同，这种有问题的‘共同的根’可以称作‘声音’。但是根据我们所知和能知的唯一的形而上学和唯一语言，哲学文本（所谓人学文本，文学文本……）是写成的（我们在书中、在键盘上读它），但文本总是被哲学（等等）规定为声音（柏拉图说，柏拉图似乎说）。‘文字’‘直接（地）被压制’。所写的东西被读为声音或声音的窒息。”[126]这样说来，如果是另一种历史，需要被解构的可能就是文字，而获得某种程度辩护的则是声音，共同的根则变成“原声音”或“声音”。显然，这里不存在严格的命名，而是一种干零活者的偶然之举。确实，德里达并没有严格的概念使用规则，他“从来不会长期保持某一主要用词，原文字、痕迹、增补等在《论文字学》中是重要的概念，在后面的著作不再是如此”，他的词汇“始终是运动的”[127]。德里达不会认同回家的努力，但他也没有采取一种颠覆的策略，他要展示的乃是以文字或写作活动为例的一种无止境的能指游戏。这其实表明了文字或语言的物质性和自足性。

[1] [意]乔利奥·C.莱普斯基：《结构语言学通论》，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 [法]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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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5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 Derrida，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éditions du Seuil，1967，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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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Ⅱ （1976—1988），éditions Garlimard，2001，p.1253.

[11]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 Merleau-ponty，Les Temps Modernes，№ special 184-185，1961，pp.4-45.

[13]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2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4]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5]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15.

[16]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4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7] Lyotard，La Condition Postmodern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9，p.20.

[18] Lyotard，La Condition Postmodern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9，p.11.

[19] Lyotard，La Condition Postmodern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9，p.13.

[20] Lyotard，La Condition Postmodern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9，pp.23-24.

[21] Barthes，La Plaisir du Texte，éditions du Seuil，1982，p.14.

[22] Barthes，La Plaisir du Texte，éditions du seuil，1982，p.48.

[23]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853.

[24]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14.

[25]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814.

[26]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p.14-15.

[27]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8] Drefus & Rabinow，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17.

[29]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877.

[30]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p.877-878.

[31]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804.

[32]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66.

[33]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p.66-67.

[34]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p.804-805.

[35]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p.39-40.

[36]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p.40-41.

[37]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131.

[38]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132.

[39]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p.134-135.

[40]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138.

[41] Deleuze，Foucault，PUF，1986，pp.20-21.

[42]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138.

[43]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éditions Garlimard，1997，p.43.

[44]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éditions Garlimard，1997，p.78.

[45]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éditions Garlimard，1997，p.309.

[46]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éditions Garlimard，1997，p.313.

[47]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806.

[48]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158.

[49]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p.158-159.

[50]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p.160-163.

[51]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9，p.172.

[52]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800.

[53]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75），éditions Garlimard，2001，p.1004.

[54]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Ⅱ （1976—1988），éditions Garlimard，2001，p.1395.

[55]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Ⅱ （1976—1988），éditions Garlimard，2001，p.1395.

[56] Foucault，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Ⅰ：La volonté de savoir，éditions Garlimard，1984，p.95.

[57] Derrida，La Dissémination，éditions du Seuil，1972，p.79.

[58]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p.21-22.

[59]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in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lxxvii.

[60]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256.

[61]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39.

[62]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in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lxxv.

[63]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25.

[64]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27.

[65]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28.

[66]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p.28-29.

[67] Merrell，Deconstruction Reframed，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89，p.3.

[68]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2.

[69]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in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lxxvii.

[70] [德]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5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1]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22.

[72] [德]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5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3]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13.

[74]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p.21-22.

[75]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42.

[76]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42.

[77]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p.11-12.

[78] Derrida，Position，Les édfitions de Minuit，1972，p.13.

[79]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21.

[80]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ons de Minuit，1967，pp.21-22.

[81]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ons de Minuit，1967，p.22.

[82]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p.22-23.

[83]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29.

[84]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27.

[85]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p.145-146.

[86]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p.397-398.

[87]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444.

[88]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Quadrig/PUF，1993，p.2.同时参见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杜小真译，2页，商务印书馆，1999）。倪梁康先生译为“表述”与“信号”，杜小真女士译为“表达”与“指号”。

[89]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Quadrig/PUF，1993，p.25.

[90]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Quadrig/PUF，1993，p.3.

[91]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12.

[92] Kearney，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The Phenomenological Heritag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114.

[93]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142.

[94]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in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 Hopkin University Press，1978，p.lxvii.

[95]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p.15-16.

[96]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tions de Minuit，1967，p.16.

[97]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tions de Minuit，1967，pp.17-18.

[98] [德]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9]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ons de Minuit，1967，p.18.

[100]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ons de Minuit，1967，pp.18-19.

[101]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6.

[102]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7.

[103]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20.

[104]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lxix.

[105]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p.69-70.

[106]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90.

[107]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éditions de Minuit，1967，p.95.

[108]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443.

[109]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442.

[110] Derrida，La Dissémination，éditions du Seuil，1972，p.158.

[111]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38.

[112]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7.

[113]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4； Position，Le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7.

[114]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4； Position，Le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4.

[115]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4； Position，Le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8.

[116] Derrida，Position，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p.17-18.

[117]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2.

[118]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9.

[119]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38.

[120]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4.

[121]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28.

[122]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in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p.lxix-lxx.

[123]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Quadrig/PUF，1993，p.98.

[124]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in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 Hopkins Unievrsity Press，1978，p.lxix.

[125]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142.

[126]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in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lxx.

[127]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in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lx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