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是针对历史语言学的一场革命。它冻结生动的言语，在制度化的语言基础上，考虑符号的能指对所指的对应关系，以结构描写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突破了历史语言学对具体性和特殊性的追求。[1]法国思想家们最初几乎完全刻板地照搬索绪尔对语言的结构分析，“若干模式、若干发现程序的移植，极大地丰富了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等人的思想”[2]。结构主义者们借助语言学模式来探讨社会文化现象，开展了一种广义的符号学及一种文本理论。我们常说“人是符号动物”，而“这一表述并不仅仅指向他的语言，而且还指向他的全部文化，景致、制度、社会关系和习俗乃是人倾注其经验并使之得以沟通的象征形式。有了社会才有人性，但要补充一句，有了符号交流才会有社会”[3]。所以，重要的不是个体实存，而是作为社会门径的符号，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巴尔特表示，符号学既是谦虚的，又是大胆的：说其谦虚，是因为符号学知识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说其大胆，是因为这种知识至少在构想中，已经被应用于非语言的对象了。[4]简单地说，语言学模式被结构主义普遍地运用到了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中，二元对立结构成为其既简便又有用的分析工具。

结构主义的主要努力就在于建立一种“科学的”“客观的”人文科学“叙事学”，任何文化现象都被看作是可以分析的文本，而不只是局限于通常所说的作品之类“单位”。这其实打通了各人文学科或文化领域的自身封闭性，走向了跨学科性、互文性。然而，我们要借助某些理想结构类型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话，不可避免地失于抽象。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这种语言结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错误推理”，即“由于结构主义把普遍的语言形式提高到先验的地位，因此，它也就把主体及其言语降低为纯粹偶然的东西”，这意味着，“主体如何言说及其所作所为，应当由基本的规则系统加以解释”[5]。结构分析把活生生的言语还原为受制于规则的制度性语言，考虑的是形式语义学而不是语用学。德里达是这样谈及结构的：“结构首先说的是一种有机的或人造的工程，一种装配、一种建构的内在统一性；是由统一性原理支配的工程，是在特定地点建立起来的、可见的建筑。”[6]他进而谈到了结构主义者：“做一个结构主义者就意味着对意义的组织，对其自足性及平衡，对每种形式在每一时刻的成功建构的迷恋；意味着拒绝把所有那些不能被某种理想类型理解的东西放逐到反常的偶然之列。”[7]这样看来，结构主义尽管否定胡塞尔所说的先验主体，却认同他在《逻辑研究》中对语言的先验规定。换言之，它倾向于把索绪尔、雅各布逊（Jakobson）的结构语言学与胡塞尔的理想语言观同等看待。

列维-斯特劳斯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发表了他的结构主义代表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和《结构人类学》（1958），但这些努力似乎被现象学—实存主义的浪潮淹没了，没有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强大的冲击。但是，伴随他针对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而发表的《野性的思维》（1962），一场由结构主义取代现象学—实存主义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然，也有人认为，《结构人类学》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据列维-斯特劳斯自己说，在时尚的发源地巴黎，1958年在《结构人类学》出版、‘结构’一词一举流行开来的同时，结构主义也开始被人当作一种流行思潮”[8]。无论如何，各种各样的以结构语言学模式取代主体中心地位的尝试开展起来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神话结构和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巴尔特关于符号结构和文学结构的分析，拉康关于无意识结构的分析，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作品的“症状阅读”，福柯的知识型理论，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等，无不表现为某种“索绪尔主义”。

结构主义启用结构分析方法来替代现象学方法。现象学—实存主义关注的是主体（要么是意识主体，要么是身体主体），而结构主义则关心社会文化现象的结构，主体或人在其间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要素，只是某种功能函项。有学者表示：“结构主义主张为组织和引导任何符号学研究、任何关于意义的生产和感知的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它从语言学这一首要的符号学科派生该框架，并且把它推广到文学艺术的分析、非文学艺术的分析和社会心理学及社会人类学中的‘习惯艺术’分析中去。”[9]这里所说的从语言学中派生的框架，就是所谓语言学模式。毫无疑问，列维-斯特劳斯为结构语言学模式的广泛运用立下了首功，这与他接受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影响有关。但我们应该考虑到梅洛-庞蒂的中介作用。福柯把法国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折或演进看作是两种哲学倾向争夺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权：人们最初尝试让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联姻，随后又打算用结构主义代替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配对。他发现，在从现象学向结构主义的过渡中，语言问题的提出是一个关键环节，而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在这一环节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里包含着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即梅洛-庞蒂遇到了语言问题……人们发现现象学不能够像结构分析那样说明可以由语言类型的结构产生出来的那些含义的效果，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不能作为含义的赋予者参与到结构中去。因此，现象学配偶由于不能够谈论语言而被认为丧失了资格，结构主义便成了新的配偶。”[10]

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承认了梅洛-庞蒂对他的影响。他在《野性的思维》中表示，自20世纪30年代始，他们之间就展开了相关讨论。他在该书扉页上写有“谨以此书纪念摩里斯·梅洛-庞蒂”，并在前言中解释说：“近年来，某些接近梅洛-庞蒂和我本人的人不难了解，我将本书奉献给他原本是很自然的事，这本书是根据我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讲稿随意扩充而成的。如果他还在世，这本书无论如何会是我们两人之间继续讨论的成果。”[11]其实，他们两人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但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列维-斯特劳斯告诉我们，尽管梅洛-庞蒂与结构主义保持距离，但还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和同情”，这是由于他“赞成在结构主义那里找到一种新的看待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超越经典的主、客体对立，有助于阐明一种消除这种对立的隐藏的层次。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眼里，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对结构的探讨，开辟了某种通向存在论的道路，因此结构主义者“扮演的是旅途同伴的角色”[12]。梅洛-庞蒂阅读和讲授索绪尔并不是为了开辟出结构分析之途，而是别有用心，那就是拓展现象学的空间，争夺生活世界和文化领域的解释权。问题是，实际效果却是为结构主义者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选择，让他们认识到正是索绪尔，而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能够为文化和历史提供一种客观的解释。

结构主义在1949年至1968年这段时间内占据着法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这种地位并没有维持太久，在它似乎如日中天，并且向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影响之时，结构主义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产生了分化，导致了后结构主义的产生。多斯表示：“后结构主义早在结构主义范式衰微之前就已经存在。事实上，后结构主义的成功是与结构主义的大获全胜同步完成的。”[13]结构主义的分化源自其内部的“保守”和“激进”两种倾向的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部分结构主义者继续肩负结构分析的“科学使命”，仍然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借助语言学模式静态地分析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以二元对立的结构阐释文学和艺术，仍然致力于建设结构主义诗学或叙事学。与此同时，德里达、巴尔特、克里斯蒂娃（kristeva）、福柯、拉康等人不满意于静态的结构分析，力主以某种游戏性的方式瓦解结构，否定意义的确定性。德里达于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具有强烈解构色彩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从而在一场渲染结构主义的会议上完成了后结构主义的出场式。

然而，这并不是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线。其实，几乎所有后结构主义者都经历过结构主义时期，而两者之间的断裂点显然难以明确地标示出来。比如，就德里达而言，在他于1967年发表的三部重要著作中，《书写与差异》的一些篇章与结构主义还有密切关联，而《声音与现象》和《论文字学》则产生了明显的断裂。真正说来，后结构主义者们并不想坚持某种确定的姿态，并不因为批评结构主义就完全弃结构主义的一切于不顾。多斯指出，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中描述了自己的双重立场：他既是试图超越范式的结构主义者，同时又为这种批判思想辩护，并批评它走得还不够远。[14]其实，结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的“衣食父母”，是后结构主义得以寄生的载体；而结构主义也在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浪潮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至少获得了更多人的了解。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将两者混淆起来的情况。后结构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后索绪尔主义”，它指的是一系列以结构主义为前提，但偏离其许多重要特征的事业或运动。后结构主义更激进地批判了正统哲学和文学批评理论，而曾经作为革命形象的结构主义也归入这一正统之列，被看作是逻各斯中心论的最后堡垒。

作为一种“后索绪尔主义”，后结构主义仍然关注语言学方法，但它采取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策略。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中，后结构主义不再强调所指的优先性，而是更加关注能指方面，进而玩弄能指游戏或文字游戏；在对文本的处理上，后结构主义不再关注静态结构，而是着眼于文本的能产性，并因此由规范描述转向文本开放，互文性被发挥到了极致。总之，尽管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生育”了后结构主义，甚至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仅仅是结构主义的全面展开，但十分明显的是，后结构主义力图贬抑结构主义的科学抱负。也就是说，后结构主义源自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继承，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科学的“结构”观念。当然，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是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突破的。一般而言，拉康前后期并不那么容易区分，福柯的“话语理论”仍然处于“结构”与“解构”的张力中，德里达的整个“文字理论”和巴尔特后期的“文本理论”则是对“结构”的消解。

后结构主义者同样关注语言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但观点却完全不同。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尔特不再研究符号学，而是提出了所谓符号分裂学，在文学作品的读解中他以追求“文本的愉悦”和“话语的片断化”的语言游戏取代了诗学或叙事学的严肃使命；福柯在中后期的研究中关注的是话语霸权与话语的增殖，通过对理性话语的谱系学分析，他揭示了语言的物质性存在和厚度；将语言学革命推向极点的应该是德里达，以至于他对语言本身进行了真正的质疑。德里达写道：“不管怎样去思考这一话题，语言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种。但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渗透到最多样研究的全球视域中，渗透到其意图、方法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最异质的话语中。”[15]他把这种现象看作是语言一词的贬值，用以表明符号本身的通胀，表明这是语言能指的无限增加的游戏。而这种游戏的结果导致的是“书本文明的终结”和“文字的兴盛”。德里达认可语言的贬值，而且通过自己的游戏姿态大大提高了这种贬值的幅度。由于巴尔特和德里达等人的工作，人们从结构主义的科学迷梦中醒来，开始密切关注语言的具体用法和写作实践。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语用学转向为走出结构主义抽象开辟了道路”[16]。

受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推进和深化了话语增殖的观念。比如，在利奥塔那里，通过强调“语言事实”，尤其是通过强调“语用学方面”[17]，他从“语言游戏”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所谓尖端科技“都以语言为其支撑”[18]。他举了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通信与控制问题、现代代数学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明显的证据”，而且表示这些“还不是完整的清单”。按照他的分析，在后现代情景中，知识只有被转译成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才能成为可操作的。因此，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19]他的语言观最终表述为两个原则：第一，“说话就是游戏意义上的斗争，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斗争竞技”；第二，“可观察的社会关系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20]。利奥塔认为这是后现代社会的普遍情形，这意味着语言的物质性力量，意味着语言的极度扩张。

在结构—后结构主义的视野中，由于语言的扩张，文化明显“以纯粹物质性的形式（它的语言、它的词汇学、它的格律学、它的韵律学）出现”[21]。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再透过语言或文化获得精神享受，而是直接享受语言，直接享受文本，就如同享受其他物质性产品一样。巴尔特明确表示：“关于文本的愉悦，没有任何‘论题’是可能的；任何突然出现的审查（内省）都是徒劳的……我享受文本。”[22]在本章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重点评介福柯和德里达对语言和文化问题的有关看法。虽然他们（尤其是福柯）会坚决反对，我们还是要强调他们与结构—后结构主义的密切关联。至少在强调语言增殖方面，他们是这一既有连续又有断裂的思潮的同路人。福柯曾经表示：语言分析“现在与所有其他的可以研究发送者和接受者、编码和解码、代码结构，及信息传送的分析平起平坐。语言理论与全部信息现象的分析联系在一起”[23]。这样的姿态至少与结构—后结构主义以至于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没有实质的分歧。在福柯和德里达那里，语言问题都是在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中展开的，换言之，德里达的解构方法与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谱系学方法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两者都试图考察主导性话语支配下的边缘话语的沉默史，都试图让那些沉默话语开口说话，但目的不是彰显主导话语的力量，而是让它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们发出的当然不是“心”声、观念性声音，而是“身”声、物质性声音。事实上，话语就是力量，一种物化的力量。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福柯的相关思考更具理论色彩，而德里达的作品则具有明显的游戏倾向，可以被视为考古学方法和谱系学方法的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