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看到了分析哲学走进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可以理解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这种历史的必然仅仅说明了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并没有直接反映分析哲学的历史特征。这里所谓的“历史特征”，主要是指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包括了分析哲学运动在当今世界中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我们从当代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中去寻找和概括。

进入21世纪后，当代分析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分析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做出了新的理解，强调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和风格的重要性。当代哲学家通过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由此改变了以往对分析哲学的认识，形成了新的分析哲学图景。蒯因的学生、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弗莱斯达尔（Dagfinn F?llesdal）认为，分析哲学不再是一种哲学理论或流派，而是用来支持对话和宽容的一种力量，它的明显标志是运用论证和辩明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正是根据对分析哲学方法的理解，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哲学重新做出了分析，并由此对当代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给出了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的理解。

无论是当代著名哲学家达米特还是后起哲学新秀布兰顿，他们都把分析哲学看作与传统哲学有着密切思想联系的哲学，试图从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中获取当代哲学发展的灵感。对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完整梳理，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历程的历史描述，更主要的是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变迁的逻辑说明。这种研究在21世纪显示了更强盛的势头，哲学家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注重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特别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重新理解，如罗克莫尔的《黑格尔、唯心论和分析哲学》、瑞丁（P.Redding）的《分析哲学与回到黑格尔思想》以及索瑞尔（T.Sorell）和罗杰尔（A.J.Roger）的《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等。这些著作都试图从分析哲学的视角重新阐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说明用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理解传统哲学并能够更好地说明它们的思想。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努力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解读康德、黑格尔以及中世纪哲学。另一方面，也有哲学家力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当代分析哲学重要问题的历史根源，由此说明分析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如李斯（V.D.Risi）的《几何学和单子论：莱布尼茨的拓扑学和空间哲学》、米勒（J.Miller）的《早期近代心灵哲学的话题》等。

所有这些表明，对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哲学史关系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哲学家们产生这种历史关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分析哲学运动虽然起端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但由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历史，因此，分析哲学的批判已经被看作属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正常情形，哲学家们由此就要讨论分析哲学的批判与传统哲学本身究竟是何种关系。其二，分析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虽然与传统哲学有了很大不同，但由于分析哲学所采用的逻辑推理和语言论证的方法始终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因此，分析哲学家们对自身问题的讨论完全符合西方哲学研究的方式，哲学家们由此就要考察分析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与传统哲学家们的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是相同的。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即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现代延续。

这里所谓的“现代延续”，不是指分析哲学直接继承了传统哲学的问题和方法，而是指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方式在根本上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在更广的意义上，更是对传统哲学的扩展和延伸。这种扩张和延伸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深化了西方传统哲学家们对哲学本性的理解

虽然除了早期分析哲学家之外分析哲学家们很少专门讨论哲学的性质，但哲学家们对经验问题、语言问题、逻辑问题的讨论却处处体现出他们对哲学性质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解正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观的深化和拓展。这在斯特劳森、达米特以及布兰顿等人的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根据斯特劳森的理解，哲学应当是一种分析活动，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对一般的概念结构给出系统的说明。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概念的具体运用有了大量的实践理解，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实践的理论说明。虽然我们的实践表明其背后存在某种理论根据，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对这种理论根据的寻求和建构。所以，斯特劳森认为，分析哲学的工作就是要寻找和建构实践背后的理论根据，由此更好地说明我们的一切实践是何以产生的。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斯特劳森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哲学性质的更深理解，即把哲学看作一种对我们所具有的概念结构的形而上学描述。他说：“形而上学长期以来往往是修正的，而很少是描述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的实际结构，……它旨在揭示我们的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特征，能够比更有限的、局部的概念探究更具合理性，因而在方法上也有某种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语词实际用法的细致考察是哲学上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的确定方法。”[5]斯特劳森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被看作是分析哲学运动中形而上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但他实际上是想用这种形而上学重新解释哲学的性质和功能。

对达米特来说，哲学工作是通过分析思想表达的语言完成的，或者说，对意义和思想的分析构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达米特强调，哲学研究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研究，但这种研究并非是简单地通过语言分析完成的，而是要仔细地考察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通过语言研究思想，这在早期分析哲学中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哲学理想，而在当代哲学中却已经变成了一种哲学研究的现实。由于思想活动都是通过语言表达，而分析语言就是分析思想。[6]当哲学家们把语言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时，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关注语言的表面语言现象，或者语言的实际使用细节，而是把语言作为思想的表现形式，他们更关心的是语言表达的内容。这就把当代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即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家的研究明确区分开来，后者正是讨论语言的构成方式，并以科学的方法确立语言使用的原则。无论是斯特劳森还是达米特，他们都更加关注语言背后的思想，试图通过分析语言揭示其背后的思想内容。斯特劳森的方式是通过分析概念的先天结构，而达米特的方式则是通过对意义理论的构成方式理解语言背后的思想。这些都表明，当代哲学的哲学研究方式以语言分析为主要特征。

当然，在对哲学性质的理解上，早期分析哲学家给出了许多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解。通常认为，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分析哲学表现出与传统哲学的决裂。但如果仔细考察早期分析哲学的哲学观，我们会发现它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在深层上存在根本的一致。例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被理解为指出哲学的无用性质，无论是在《逻辑哲学论》还是在《哲学研究》中，他似乎都在提倡一种如此独特的哲学观。然而，他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其实是继承着古希腊的思想传统，即强调哲学对人生意义和人类生活的基础作用，特别是把哲学看作是对生活的最好解释。维也纳学派并没有把哲学看作不同于科学的事业，他们更重视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哲学的性质，而这正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力图说明的哲学性质。

2.扩展了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

首先，对认知科学的研究是21世纪分析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领域。虽然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有不少哲学家关注意识活动的性质，但从认知的角度讨论意识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却是在当代认知科学形成和发展之后的事情。围绕意识活动性质以及身体活动与意识活动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当代心灵哲学的核心内容，其中意识（特别是感受质qualia ）和意向性对于当代自然主义的心灵哲学而言是最为困难的两个问题。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中，布伦坦诺（F.C.Brentano）关于意识与心理意向性关系的思想，受到心灵哲学家们的重视。如果意识可以还原为意向性或者通过意向性得到解释，如果能够成功地将意向性自然化，意识的自然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近几年产生较大影响的意向论的提出，正是哲学家们通过意向性解释意识所做的一种尝试。此外，在对认知科学的哲学研究中，澳大利亚神经生物学家贝内特（M.R.Bennett）和英国哲学家哈克于2003年出版的《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在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从科学和哲学的广博视角，对当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诸多理论中遇到的概念难题做了全面的批判性述评。作者指出，关于心脑关系的概念混淆影响了神经科学家所开展的研究的可理解性，包括他们对问题、结果的描述和解释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7]

其次，语言哲学在20世纪分析哲学运动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被达米特和塞尔等人称作 “第一哲学”或“主要的哲学”。进入21世纪后，虽然哲学家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心灵哲学研究领域，但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仍然涌现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二维语义学”以及对指称和意义问题的研究。“二维语义学”是查默斯（D.J.Chalmers）等人提出的解释语义概念的实在性的理论，而围绕这个理论形成的争论则被看作是持反描述论的革命者与持描述论的反革命者之间的较量。语词和它所指称的对象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这始终是语言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哲学史上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弗雷格主义和反弗雷格主义。弗雷格主义者认为，每一正确的表达式都有其意义和指称，意义提供了识别指称的标准，也就是说，语词和它指称的对象是依靠思想对语词意义的认知或掌握被调解物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内在主义，因为意义是以思想的表象模式存在的，并且依赖于主体的内在要素。反弗雷格主义者认为，语词和对象之间没有称为“意义”的调解物，它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它们的联系依赖于外在的因果链条，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外在主义。近年来，关于语境论（Contextualism）与语义的最低纲领论（Semantic Minimalism，或译反语境主义）的讨论也引起了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这场争论不仅局限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范围，而且渗透到了诸如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再次，心灵哲学研究是目前分析哲学领域中最为热烈的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由于篇幅限制，我们这里只能介绍关于“无心人”的讨论。在心灵哲学中，“无心人”（Zombie）是人们设想出来的与人在物理和功能的方面没有区别但是却没有意识的生物体。“无心人”的可能性通常被看作是对物理主义的挑战：在直觉上，“无心人”是可能的，而且许多人将这种可能性看作是形而上学可能性。但是，如果“无心人”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那么物理主义就是错的。霍桑（J.P.Hawthorne）和布兰顿-米切尔（D.Braddon-Mitchell）曾经对这一反物理主义的论证做出回应。[8]他们提出，物理主义者可以通过采取一种关于现象概念的特定看法而将无心人直觉容纳进来。这种特定看法是，表达现象性质的现象概念有一种条件结构：如果世界中包含非物理状态，我们的现象概念就指称这些非物理状态；但是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状态（如果世界完全是物理的），那么，现象概念就指称物理状态。阿尔特（T.Alter）则表明，霍桑和布兰顿-米切尔的策略是失败的，他们的主要论证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条件分析与“无心人”直觉不相容：那种直觉的可能性本身就提示着他们两个人的分析是错误的。[9]霍威尔（R.Howell）对杰克逊（F.Jackson）的知识论证（Knowledge Argument）做了新的解读。杰克逊为副现象主义（epiphenomenalism）所做的知识论证表明，就关于颜色的视觉经验而言，物理信息是不完全的，感受质等心理现象不是大脑中发生的物理过程或物理现象。尽管关于知识论证人们曾经做出各种不同的回应，但是这些回应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即当一个人得到一种经验时，他一定有某种认知上的收获。霍威尔提出，杰克逊的知识论证不应当被看作是反物理主义的论证，而应当被看作是关于客观理论之不完全性的论证。他指出，知识论证实际上表明的是客观理论不能提供关于世界的完全的理解。在这种解读之下，客观的二元论和客观的物理主义都为知识论证所拒斥了。霍威尔认为，应当探讨一种“主观物理主义”的观点。[10]

最后，英美哲学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复兴。他们开始重新评价上个世纪初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反对态度，试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位置。这部分的工作主要围绕对具体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如欧文（G.E.L.Owen）对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的研究，科廷汉姆（J.Cottingham）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皮平（R.B.Pippin）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研究等。[11]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导致了英美哲学界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重视。哲学家们也开始注重把现代哲学的发展放到形而上学讨论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现代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胡塞尔的第一哲学观念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之域引发了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当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讨论，试图用形而上学问题重新诠释当代哲学的发展，由此说明当代哲学与整个哲学传统的联系。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当今英美哲学家处理形而上学问题的主要方式。同时，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整理和专题研究，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重新诠释，如存在问题、共相与殊相问题、因果问题、时空问题以及自由意志问题等，还有一些新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阐发，如可能世界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等，比如英瓦根（P.V.Inwagen）和齐默尔曼（D.W.Zimmerman）主编的《形而上学：大问题》，塞德尔（T.Sider）、霍桑和齐默尔曼等人编的《当代形而上学争端》等著作。[12]

当然，进入21世纪后，西方哲学家们在分析哲学内讨论了大量问题，以上领域中的问题仅仅是他们所讨论问题的一小部分。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问题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从哲学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并以哲学家们的经典论述作为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成为当前分析哲学研究中比较明显的标志。第二，问题研究更多地结合当前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随时把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明显地显示出哲学家们试图为科学研究提供概念分析手段的主动意向。此外，在当前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理论主张并存并且相互批评的局面，这说明分析哲学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变和发展时期。

3.寻求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共识

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趋向之一就是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各自发展中所面临一些具体哲学问题，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促进这两个传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愿意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一些分析哲学家也发表了著作和文章，认真地研究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胡塞尔、福柯（M.Foucault）和哈贝马斯（J.Habermas）。同样，在法国和德国也有一些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问题很感兴趣，创立了新的分析哲学期刊和学会。近20年来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不满足于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割裂，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了解欧洲大陆哲学的内容，如英国牛津大学的达米特、美国纽约新学院的克里奇利、英国里丁大学的格伦丁宁（S.Glendinning）。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寻求沟通这两个传统之间的途径，如达米特就主张回到二者分裂之前来寻求它们融合和互动的可能性和方式。也有一些英国哲学家开始研究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海德格尔、福柯、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而且一些学者不愿称自己的研究为欧洲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他们不愿再使用这样的标签，而宁愿称自己只是在做哲学研究，而不是欧洲大陆的或分析的，他们认为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分已经没有意义。当然，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他们认为二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和互动，已经无法或很难将某种研究只归类为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如牛津的马尔霍尔（S.Mulhall）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解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样的哲学就很难被称为欧洲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同样，克里奇利也在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技巧来分析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思想，如福柯、列维纳斯等。在美国，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互动主要表现在罗蒂的哲学中。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进一步阐发他的“后哲学文化”的观点。虽然罗蒂的观点在美国学院派哲学主流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美国的一般学术界和思想界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对罗蒂思想的批评和讨论，引发了英美哲学家对哲学的性质和作用的重新思考。还有一些美国哲学家对欧洲大陆哲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出版了一些对这两种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譬如斯泰坦（H.Staten）的《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惠勒（S.C.Wheeler）的《分析哲学的解构》等。由于罗蒂等人的工作，后现代主义哲学成为当代英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哲学视角，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成为一种哲学话语的霸权，就是说，对一切问题的讨论都可以放到后现代的语境中，譬如有哲学家把蒯因之后的分析哲学就称作“后分析哲学”[威斯特等人编辑的《后分析哲学》（1989）一书]，把以欧洲大陆哲学的视野解释的科学哲学称作“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如巴比奇等人编辑的《欧洲大陆和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哲学》（1995）]等。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分析哲学家们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首先，确立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逻辑联系。

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思想交流的主要话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有一些令人关注的个人交往，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些思想出发点上有着一些在后人看来惊人的相似，而这些看似相似的出发点却引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些显然都足以引起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在西方哲学界，较早关注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关系的是著名的挪威哲学家弗莱斯达尔，他在1958年的著作《胡塞尔与弗雷格》中就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这两位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强调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对胡塞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弗莱斯达尔的影响下，一些哲学家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例如，英国哲学家所罗门（R.C.Solomon）就在1970年的文章《含义和本质：弗雷格和胡塞尔》中强调了两者之间在意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同时表示，在胡塞尔与弗雷格之间有一场“痛苦的遭遇”。对胡塞尔与弗雷格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印度裔美籍哲学家莫汉蒂（J.N.Mohanty），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讨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思想联系。1982年他出版了《胡塞尔与弗雷格：对阐明现象学哲学起源的贡献》一书，奠定了他在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对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哲学关系的研究也始终是哲学家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讨论如何通过对这两个哲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寻求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现象学之间的共同话题。这些文章引起了哲学家们的重视，他们开始讨论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由此促使西方哲学家们试图填补这两个哲学家所代表的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深刻鸿沟，从事此类研究的哲学家有冯·赖特、哈贝马斯、施太格缪勒（W.Stegmuller）和罗蒂等人。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弗雷格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解释，都表达出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表明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虽然他们对逻辑和数学的理解分歧明显，但他们在反心理主义以及追求思想表达的严格性上却是志趣相投；同样，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同处于一个时代，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交流，但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却是入木三分。这些都使得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棵“大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不同“果实”，阿佩尔和罗蒂都把这棵“大树”看作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则将其看作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求。从逻辑上看，早期分析哲学家关心的是科学理论术语的经验意义，他们希望通过直接的证实方法就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而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是要摆脱传统哲学的理论束缚，希望通过本质直观达到对事物的把握。他们的不同在于，维也纳学派希望得到对经验命题意义的澄清，而胡塞尔则希望得到关于意识活动的客观描述。当然，我们无法从逻辑上把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看作具有相同的哲学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弥漫于整个20世纪的关于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公认说法。我们的目的仅在于，通过分析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共同思想根源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联系，寻找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开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逻辑原因。

其次，确立分析哲学与诠释学之间的互补关系。

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和诠释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两种哲学传统在理解和说明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某种互补的作用。1968年阿佩尔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种从认知人类学观点出发的科学理论构想，即在科学主义与诠释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的可能性。他把科学理论不仅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中的科学概念，而且理解为包括了诠释学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精神活动产物。他所谓的“认知人类学”是指对认识可能性条件的探究，这样的条件不仅指对于意识来说是一种客观有效的、统一的世界观条件，而且是使一个科学探究有可能成为有意义探究的所有条件。在这里，前者可以被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始终倡导或追寻的条件，而后者则是诠释学致力于探究的条件。阿佩尔的工作激发了具有不同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诠释学方面，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竭力表明，把传统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森严壁垒式的界限消解在理解和说明之中，的确为我们更好地解释意义和重建理性观念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并扫清了道路。分析哲学家则更加关注如何以诠释学的方法探究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和理解等问题。这些哲学家逐渐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是，在对自然科学的解释过程中，意义优先于技术，实践优先于理论，具体情况优先于抽象论述。他们特别强调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同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思想与诠释学之间的相通之处，即两者都把科学哲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结构的揭示，因而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意义、实践和具体情况就构成了科学解释活动的核心和出发点。弗莱斯达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完全脱离精神活动，而诠释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的主题上都是相似的，这个主题都与意义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哲学家与欧洲大陆哲学家不仅在诠释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一些共识，而且在组织形式上也有合作。1993年欧洲大陆成立“诠释学和科学国际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rmeneutics and Science），该学会最初只是由一些专门研究诠释学和现象学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联合组成的学术团体，但很快吸引众多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参加。该学会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诠释学与自然科学、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目的是用诠释学的方法处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讨论无疑推进了分析哲学家与诠释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