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典的论述，作为逻辑实证主义发起者的维也纳学派是由石里克于1924年在维也纳大学组织的一个哲学讨论小组构成的。[1] 的确，以石里克为首的这个维也纳小组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发源地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小组完全是由石里克发起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维也纳大学就已经存在一个哲学讨论小组，当代奥地利哲学家哈勒（R.Haller）把它称作“第一个维也纳小组”，[2] 斯塔德勒（F.Stadler）则称之为“早期小组”（the proto-circle）。[3]这个小组形成于1907年左右，核心成员主要有汉斯·哈恩（Hans Hahn）、菲利普·弗兰克（Philip Frank）、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理查德·冯·米塞斯（R.von Mises）等人，他们后来也成为石里克小组的主要成员。他们定期讨论哲学和科学问题，也讨论政治、历史、宗教等问题。与石里克小组不同，这个早期小组更注重来自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科学论和来自法国的约定论思想，而不是像石里克小组那样强调逻辑和认识论问题；早期小组的思想更加强调科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纽拉特的观点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石里克小组是早期小组的延续，但早期小组显然不可能受到维特根斯坦的任何影响，因为在1906年，维特根斯坦才刚刚进入柏林的夏洛滕堡技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更为重要的是，石里克小组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主张，特别是来自早期小组的一些基本观念，即以科学研究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以及坚持在经验问题上的约定论主张等。

首先，马赫（E.Mach）的思想对这两个维也纳小组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知道，马赫是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和理论”教席的首任教授，后来石里克被邀请加入维也纳大学也是接任这个教席。这个历史渊源使得马赫的思想成为早期维也纳小组和石里克小组的哲学正宗。其一，马赫在20世纪初的奥地利知识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作为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以及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史家和教育家，在整个奥地利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二，马赫提出的关于科学的历史、社会和进化论观点，对当时的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改革等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在自然科学陷入危机之时成功地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阐述了他关于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在一元论的科学世界观框架内得到经验统一的观点。其三，马赫试图以科学的世界概念综合不同学科的努力，与他对科学的人文化努力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科学世界观中，科学与社会正是在人文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完美结合。这种关于科学和社会的理想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奥地利的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4]所有这些都使得马赫成为维也纳小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领袖。

不仅如此，马赫还直接与早期维也纳小组成员有密切的交流，几乎所有的维也纳小组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马赫思想的直接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维也纳小组成员接受了马赫的一些主要观念，如反形而上学的科学世界观、哲学的科学性质、经验主义与约定论的综合以及对早期实证主义的批判等。特别是，弗兰克把马赫的方法论看作逻辑经验主义的关键所在，并辅之以形式逻辑和公理化方法；纽拉特则坚持马赫所强调的经验科学中的形式化和元理论的倾向，同时坚持马赫的反形而上学的经济原则。其二，维也纳小组成员根据马赫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后来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观点，例如卡尔纳普对世界的逻辑构造以及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观点等。他们的一些核心概念完全出自马赫的思想，例如，他们采用马赫的要素论的现象主义语言、在经验的基础上构造科学概念的分层系统，其中的基本概念就是马赫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他们还把马赫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现实，如20世纪20年代的左派思想运动。其三，维也纳小组成员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也是在批评马赫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例如，石里克最初接受了马赫的现象主义主张，但随后他放弃了这个主张，转而采用物理主义；同样，卡尔纳普也在接受马赫思想的同时批评了他的心理主义，在构造世界的逻辑分析中更多采用了数学的而不是心理学的方法。所有这些都表明，马赫的思想（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才是维也纳学派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其次，法国的约定论思想对维也纳学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我们都熟悉的蒯因-迪昂论题，最早就来自法国的彭加勒（J.H.Poincaré）和迪昂（P.Duhem）等人。在进化论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科学界逐渐重视对科学史的研究，而迪昂等人更是把对科学史的研究看作科学思想研究的核心部分。法国约定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在假说系统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的经验事实可以对两个不同的假说作出何为正确的判断，任何假说只有在其所属的系统内才能得到检验。第二，每个事实描述都依赖于我们借以进行描述的符号和规则装置的清单以及那些促使我们构造出该事实描述的目的。人们只能在一个概念模式之内谈论相对于事实的真假或方便性和舒适性。第三，我们经由知觉、猜测、相信、知道等表露出来的认识态度不可能具有先天的特征。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根据我们更高的目标来变更我们任意的态度。[5]

必须指出，法国约定论的这些观点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正是法国科学家们的工作使得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经验与逻辑在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同样重要的作用。这里的经验主要是指科学的实验，它被称作“真理的唯一源泉”。由于实验具有这种重要地位，因而我们就必须保证成功的实验应当是可以被普遍适用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定预先假定自然的统一性和简单性观念，由此我们才能确保实验的普遍有效性。而其中的简单性则是决定两个等值理论取舍的选择标准。这里的简单性正是逻辑的要求，这同样是马赫的经济思维原则的要求。法国约定论者对经验和逻辑的双重关注，也使得维也纳学派对经验和逻辑关系倍加重视。

在法国约定论思想中，我们更应当看到迪昂的思想对维也纳学派的重要影响。与其他约定论者不同的是，迪昂更为强调整体论的观点，这一观点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中整体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根据迪昂的观点，“第一，我们不能从一个理论中分离出孤立的假说，以对其进行所谓的关键性试验；第二，理论的真理性的检验不能通过检验单个假说的方式进行，因为只有作为整体的理论方可检验。只有个别的观察命题和属于物理学范围的命题才间或构成了例外。”[6]根据哈勒的研究，早期的维也纳小组成员都受到了迪昂和其他法国约定论者思想的影响，其中特别是纽拉特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迪昂和彭加勒的观点，他后来提出的关于科学统一的观点就出自迪昂的整体论思想，而且他提出的多种假说理论也是以迪昂和彭加勒的观点为基础的。由此可以表明，无论是早期的维也纳小组还是后来的石里克小组，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深深地植根于马赫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约定论，而且这一切都是在《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前发生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根源应当是现代科学论和约定论的经验主义，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