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因此他们提出了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的变革相结合的生态政治战略，以下我们将分别论述他们上述生态政治战略的主要内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实现社会结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必须把生态主义同社会主义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把社会结构变革同社区生态自治、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西方的绿色政治学之所以难以得出积极的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绿色思潮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不能结成同盟，其根源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误解。这种误解主要体现在：在生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那里，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生产主义者”，是一种无限制追求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者又把绿色主义看作一种确保中产阶级舒适生活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真正实现其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性的批判，使交换价值服从于使用价值，而是把自己规定为一种能够完成资本主义所作的那些许诺的一种运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关于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形式主张中填充进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内容。第二，社会主义将实现备受危机折磨的资本主义所无力完成的达到物质富足的许诺”[25]，其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而绿色主义所主张的平等分配财富和经济慢增长或零增长，又会损害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生产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危机，最终会使企业以破坏生态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在上述情况下，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真正联盟，就必须实现如下两个方面的转换：其一，绿色生态思潮必须认识到，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全球分工，仅仅拘泥于地方性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不改变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其二，必须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内涵，即应该以保护生态为基本原则进行更高效率的生产。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转换，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完全能够建立内在的有机联系的。而且事实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不仅不相互矛盾，而且二者恰恰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6]。只有把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克服生态主义忽视生态危机的政治维度的缺陷。

其次，必须克服生态主义忽视生态运动的阶级维度，进而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缺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生态主义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理论基础，要求用生态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看不到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阶级根源，不仅没有把握生态危机的实质，而且在生态问题上采取了漠视工人生存权利的激进环保主义，造成了生态运动同工人阶级的相互敌视和对立。这种脱离阶级运动的生态运动是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的。“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建构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27]实际上，生态危机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且它更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的人群在占有、支配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冲突，环境运动实际上包含了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不应该忽视生态危机的阶级维度，而应该通过生态战略转换，实现环境运动同工人阶级的同盟，最终实现环境正义。

最后，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对此，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断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以获得利润为其生产目的，它在本质上和生态理性是一致的。当然，高兹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指现存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现存的社会主义依然奉行的是经济理性，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抛弃经济理性，而代之以价值理性，才能真正实现对生态的保护。显然，高兹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生态社会主义。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呢？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非官僚化”和“分散化”两个概念。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打破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实行民主化，让工人阶级直接参与到生产的决策过程和管理过程中，激发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验劳动创造的欢欣，使人们把劳动创造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看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所谓“分散化”，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集中和日益扩大的趋势，改变大规模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代之以小规模生产和中间技术，实现技术运用的生态化。

如果说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的话，那么，价值观的变革就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价值观的变革之所以必要和重要，主要是由于人们缺乏正确的哲学世界观、劳动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思维范式，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在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把自由视为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丝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28]。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而且为了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通过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将人们引向以广告为媒介的无止境的异化消费中寻求满足和幸福，无法正确处理好劳动、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与“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紧密相联的，而异化消费则进一步支持着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其必然的结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断走向紧张。因此，价值观的变革关系到能否摆脱异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到能否实现人类和生态的和谐发展。那么，如何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呢？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必须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和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代替“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对于为什么要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指出，过去我们对环境问题的探讨还主要是拘泥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围，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解决好人的需要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我相信我们现在必须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寻求使人类需要适合于生物圈其他生命形式的共同需要的具体途径的一个全面的计划。”[29]所谓探讨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莱斯认为关键就是树立一种生物多样性伦理。莱斯强调，地球生物圈的自我平衡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一个物种和生物圈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结果。当代人类实践虽然在控制自然使其满足人的需要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却破坏了生物圈的自我平衡，造成这种消极后果的根源是人类在积极控制自然、无止境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漠视了地球生态环境以及其他生物物种的需要和利益。莱斯指出，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体系又超越了生物圈所能容忍的极限，进一步强化了人类面临的生态风险。“在生物圈有一些容忍的极限；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系统现在正在检测那些极限；我们不知道现存的这些极限；继续沿着我们现存的道路直到我们达到或超过这些极限是不明智的，因为到那时，它不可能减轻有害的结果或这样做仅仅是以灾难性的社会混乱为代价。”[30]因此，生态风险的加剧凸显了处理人类需求和非人类自然界的需求之间关系的生物多样性伦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莱斯强调，生物多样性伦理并不是阻止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干预自然，而是要求人类放弃那种滥用自然资源的做法，从而在运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开明的个人利益为根据，认识到非人类自然界的需要和利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自然的权利，实现人类需要和非人类的自然界的需要的共同发展。

其次，必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需要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为了追逐利润的需要，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造成了人们对“异化消费”的追求。所谓“异化消费”并非是基于人的基本需要而进行的消费，而是由广告等大众媒体支配的、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消费。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于是人们为了逃避异化劳动，就到异化消费中去体验幸福和满足，其结果造成了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这种劳动—闲暇二元论实际上没有处理好劳动、需要、消费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要克服“劳动—闲暇二元论”和“异化消费”，就必须明了“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31]，避免到疯狂的消费活动中去寻找满足和自我实现，而是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寻找满足和幸福。只有处理好劳动、消费、需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才能反对异化的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最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追求利润方式的不正义，决定了必须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观，才能使环境运动走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组织生产，而且还利用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环境问题，最终必然破坏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因此，环境运动内在地包含了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内在地包含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决。“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础。”[32]

总体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要求实现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既反对环境主义力图在现有资本主义框架范围内解决生态问题，也反对生态主义拘泥于地方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而是始终坚持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这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当代生态相结合的必然结局，我们应当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谱系中来分析其理论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