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形式之所以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使得资本主义无法维系为了满足人们的异化消费而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新变化要求我们必须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而找寻实现社会变革的动力。“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1]基于以上判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如下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危机形式转换的原因。

首先，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看，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过度生产，最终产生生态危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进行了系统论述。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可见，合法性是与政治秩序相联系的。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主要是指由于国家广泛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而取代或补充了市场的部分功能，这虽然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避免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保证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使私人生活领域政治化，从而危及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而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危机倾向尽管从经济系统转到了政治系统，但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交换过程的自足性被破坏了。”[3]面对这种合法性危机，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向人们许诺将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进行补偿，并以此维系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这就要求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过度生产必然会与有限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体现为生态危机。

其次，资产阶级从追求利润的需要出发，必然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进一步强化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是受利润动机所支配的，其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和基本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市场交换和利润。而生产和消费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4]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导致了人们消费伦理的转换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对此，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对于人们消费价值观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高兹把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价值观的变化概括为从“够了就行”到“越多越好”的演变过程。高兹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不受以“计算和核算”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性的支配，人们的生产和劳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庭的需要，人们到野地或森林砍柴也是为了作燃料和取暖，因此当时人们在生产和劳动中遵循的是“够了就行”的原则，人们自发地限制自己的需求，工作到自认为够了就行。在这个时代，“‘足够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说‘够了就行’是指不要更多的东西来满足需要，更多并不是更好。正如英国人所说，‘知足常乐’”[5]。因此，“足够”的范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当时社会的中心范畴。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人们的生产不再是单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市场交换以获得利润，于是人们学会了计算和核算，这既导致了劳动目的的转换，也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换。从劳动目的的转换看，由于“计算和核算”原则的盛行，人们开始关注的是每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再顾及劳动和劳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顾及劳动主体在劳动过程中的感受，人的劳动取决于由计算和核算所决定的劳动效率。从价值观念的转换看，前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够了就行”的价值原则转换成了“越多越好”，这是由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所决定的。经济理性所奉行的“计算和核算”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效率原则，它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代替‘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利润尺度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效率就是标准，并且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效能：更多比更少好，那些钱挣得更多的人比钱挣得更少的人好。”[6]在这种“越多越好”的价值观的支配下，不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归结为金钱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被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而且衡量人幸福的标准也被归结为拥有财富和消费物品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消费的已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对商品的符号性消费，即把消费看作是幸福本身，它造成当代人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来确定人的幸福。“这是一种决定消费的神奇的思想，是一种决定日常生活的奇迹心态，是一种原始人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意义是建立在对思想具有无比威力的信仰之上的：这里所信仰的，是标志的无比威力。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7]这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必然使得人们走向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和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和消费，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损害。”[8]

最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9]。也就是说，人们不仅无法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感受自由和幸福，而且在劳动过程中感到痛苦，于是为了逃避这种异化劳动，人们就把对自由和幸福的期望寄托于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中，到被资本主义广告所支配的商品消费中寻求满足和幸福，从而形成了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0]。异化消费的盛行使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生了一种习惯性期待，进而把兴奋点主要集中于对商品的追求和消费上。对于这一现象，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一致与冲突》一书中指出，由于西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平等正在不断地得以消除……生产力已经使因不平等造成的尖锐冲突**然无存。……经济生活中原先要关注平等、安稳和生产力，现在缩小到只关心生产率和生产”[11]。但是，由于异化消费不是建立在人们的真实需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被资产阶级广告所支配的虚假需求的基础上，因此这种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在本质上也必然是异化的。而要使异化消费得以延续，这就在客观上要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须不断扩张其生产规模，这既意味着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实际上起着强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职能，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认定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主要是通过分析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同资本主义过度生产、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产方式以及异化消费盛行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具体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后果与生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