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应该说较早开始于卢梭。[53]卢梭观察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负面问题，进而反对近代启蒙理性把科技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的理性主义社会进步观。他在1750年应征法国第戎学院的征文《论科学和艺术》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真正给人带来福音，相反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人类道德的败坏，因为科学激发了人们的种种欲望，导致人类的虚荣和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以科学为基础的启蒙文明也同样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义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孔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54]。而现代思想家如尼采、齐美尔、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等从各自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由于他们大都是立足于抽象的哲学形而上学和文化哲学的立场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未能揭示科学技术异化的真实根源，甚至把科学技术本身当作当代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最终陷入了浪漫的反科学主义的乌托邦错误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追问开始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在该书中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物化现象归结为技术理性的运用和盛行。“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55]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上述思想，更加系统和全面地从哲学形而上学的高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并分析了技术理性在当代西方社会所起的政治统治功能。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来源于启蒙运动时期所宣扬的“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在缺陷。启蒙运动认为，人类只要凭借着理性和知识，就能从对神和自然的恐惧中摆脱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人类的理智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56]但是启蒙理性把理性和知识归结为技术，进而把一切不合乎计算和实用规则的东西排除在知识之外，强调技术既是控制自然也是控制人的工具。启蒙运动所确立的这种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却带来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与《自然和革命》等书中，不仅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控制人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且造成了自然的异化。“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仅在生态学的含义上，而且在存在的含义上，缩小了人的生存环境。”[57]但是应该指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立足于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这一立场上，来探讨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他们却是立足于“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这一视角来探讨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他们的探讨始终围绕着哲学价值观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这两个维度展开。从哲学价值观批判的维度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了近代启蒙运动所确立的机械自然观和“控制自然”的观念，指出其问题在于它们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而且把“自然”看作满足于人的需要的工具和客观对象。不仅如此，启蒙运动把“控制自然”的观念成功地纳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必然成为控制人的工具，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是科学技术运用的必然结局。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维度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为利润动机所支配，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这就决定了技术只能使资本对自然和人的剥削和控制升级，其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进行。不是把科学技术运用的消极后果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把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之处，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点，表明了他们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