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方向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两个方面来论述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的。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看，它总是向地球生态循环不相协调的方向发展的。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倾向于增加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缩短生产流程，而且它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以节省劳动力的投入。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将以更快的速度消耗自然资源，向自然倾倒更多的生产垃圾。不仅如此，随着大量的人工合成产品和有毒化学品替代自然产品，它们使用后所产生的有毒污染，使生态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某些严峻的生态极限”[42]。针对资产阶级学者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通过把自然资源资本化，即把自然资源转换为一种生产成本，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批评意见，强调这种做法不仅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还会进一步恶化生态问题，造成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认为上述观点实际上把环境问题看成是一个“经济代价”的问题，因为这种观点认为“环境质量可以用现钞购得，即使价格昂贵，但按照熟悉的交换方式计算，也是有可靠保证的。如果对问题的这种提法被广泛接受，那么已经流行的社会行为规范将更加根深蒂固”[43]。其结果会使人们把“自然”完全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客体的地位，“自然”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这也意味着“摩托艇可以呼啸畅游其上的明媚的湖水，繁忙的顾客可以在其中光顾一个又一个商店的清新的市区空气，或意味着城市居民可以带着他的热水淋浴，抽水马桶，电冰箱，电炉灶，立体音响和电视机来宿营的清洁的森林”[44]。福斯特则强调，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机制，生态危机的产生就具有必然性。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45]。因此，把环境问题看成是“经济代价”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对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肯定，也必将突破有限地球生态系统的限制，导致生态危机。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看，由于它是被利润动机所驱使，并且其运行遵循“核算和效率”原则这一经济理性，因此它必然与生态理性相矛盾和冲突。“生态理性”是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提出的。在他看来，如果说经济理性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话，那么，生态理性则是以保护生态为宗旨，它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到真正保护生态。高兹从如下两个方面论述了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区别。

第一，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性，具体说，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生态理性属于价值理性。为了说明经济理性的这一特点，高兹借鉴哈贝马斯对经济合理性的批判，指出经济理性源于思维方式的技术化和数学化。高兹指出，哈贝马斯把“经济合理性”看作是“‘认识—工具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错误地扩展了它的体制行为，而且使得社会的统一、教育和个人的社会化赖以存在的关系结构‘殖民化’、物化和支离破碎”[46]。高兹不仅肯定经济理性造成了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还指出经济理性根源于思维方式的技术化和数学化。“我要指出经济合理性和‘认识—工具理性’的共同根源，这些根源就在于思维的（数学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使思维和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割裂开来，使思维与生活体验的确定性割裂开来。各种关系的技术化、物化和货币化在这种思维的技术中有其文化的基础，这种思维是在没有主体的参与下发挥作用的，也就无法说明自己。要说明这种冷酷的殖民化是如何组织自己，就要看它的冷酷的、功能性的、核算化和形式化的关系如何使活生生的个人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生人，这个异化的世界却是他们的产品，与威力可怕的技术相伴随的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47]与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理性不同，生态理性就是要限制经济理性，并使之服从于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精神生活，它属于价值理性。

第二，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不同，它们是两种对立的理性。经济理性为利润动机所支配，严格遵循“核算和计算”原则，力求“越多越好”和利润的最大化；生态理性则遵循生态规则，力求“够了就行”和“更少但更好”，以消耗较少的资源，通过生产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存在根本的区别。生态理性力求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尽可能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具耐用性的物品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并花费最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产生出这些物品实现这一点。与此相反，经济理性追求最大的生产力，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以求获取最丰厚的利润。只有通过这种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资本的增殖。其结果是，企业生产力的最大发展导致了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加剧。从生态的观点看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从经济的视角看则是增长之源。企业之间的竞争推进了创新，销售量和资本循环的加速促进了产品的陈旧过时和快速更新。从生态的观点看是节俭的措施（如生产耐用品、保护病患和稀有者、实行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等），从经济上看则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和未能充分利用资源。”[48]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理性驱使下，愈是追求最大的生产力，愈是追求技术革新，从生态的视角看就愈表现为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因此，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两种理性。这也说明受经济理性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

总体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域，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生态批判。他们和西方其他生态哲学文化思潮的最大不同在于：西方其他生态哲学文化思潮把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因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科学技术，因此他们的生态批判主要是一种价值批判和技术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因此他们的生态批判主要是一种制度批判。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也包含着价值批判和技术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总是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联系在一起，并从属于制度批判的。由于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指认不同，自然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也会有所区别。西方其他生态哲学文化思潮侧重于强调价值观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并往往陷入浪漫主义的反科学技术的错误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价值观变革的重要性，但是对他们而言，制度变革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19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19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3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3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35～23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45～24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3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47～24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8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9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29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8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3] 参见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225～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0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5]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0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6]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7]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8]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1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9]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503～50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8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6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3～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4] 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5.

[25] 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5.

[26] 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20.

[27] 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6.

[28] 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6.

[29] 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21.

[30] 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27.

[31] 参见王雨辰：《技术祛魅与人的解放：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载《哲学研究》，2006（12）。

[32]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47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3]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47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4]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110～1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5]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36～3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6]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7] ［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8] Gorz，A，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p.111-112.

[39] Gorz，A，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12.

[40] Gorz，A，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p.109-110.

[41] Gorz，A，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13.

[4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3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3]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4]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5]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2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6] Gorz，A，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07.

[47] Gorz，A，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24.

[48] Gorz，A，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Verso，1994，pp.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