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统治合法性的方式的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生态危机的必然性，是本·阿格尔生态危机论的突出特点。同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面对这种情况，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指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但是与之相应却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获得群众的忠诚和支持。同时，哈贝马斯又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且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和传统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发生作用不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则是借助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资产阶级国家制定了对群众的一系列补偿原则，自下而上地获得了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31]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一方面肯定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危机理论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分析，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面对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采取了新的方式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具体说它是“通过向工人提供他们可以有望不断增长财富的许诺来维系的。这种合法性的源泉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各种经济危机已开始消失了”[32]。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是通过向工人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来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许诺从本质上讲，是为了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和资本主义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出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同时，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出的商品实现其交换价值，资产阶级利用广告等大众媒体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通过控制人的需要的内容，把整个社会引向消费主义的方向，其基本特点是“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33]，它导致了全社会盛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一种习惯性期待，这种习惯性期待已变成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应享”意识。这种本来是社会异化的表征，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支配下，沉溺于消费不仅被当代人当作幸福和自由来体验，而且这种对物质商品的期待和“应享”意识使当代西方工人阶级呈现出政治意识不断弱化的趋势。对此，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作了这样的描述：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平等正在不断地得以消除……生产力已经使因不平等造成的冲突**然无存。……经济生活中原先要关注平等、安稳和生产力，现在缩小到只关心生产率和生产”[34]。阿格尔强调，资本主义之所以不断扩大其生产体系，引导人们走向异化消费，其目的无非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满足资本不断追求利润的需要。但是，这种把消费和幸福寄托于能生产源源不断的各种商品的社会制度与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因为有限的生态系统无力支撑经济的无限增长，其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就是生态危机。可以看出，生态危机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