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条件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二重矛盾和危机。第一重矛盾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比较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运动，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比较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同外部自然之间的矛盾。奥康纳强调，他之所以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主要原因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其实是所有的生产形式）不仅以能源为基础，而且也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1]。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二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注和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他们低估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界的退化的厉害程度”[2]。因此，奥康纳强调，需要建构一种能够清晰思考全球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理论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第一重矛盾理论注重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所造成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不同，第二重矛盾理论注重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同其外部自然，即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生态危机。

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奥康纳首先分析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的内涵。在他看来，马克思曾经论述过三种类型的“生产条件”概念：一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即工人的劳动力。奥康纳认为，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作为商品出售，并具有某种价值，它在本质上具有虚拟的性质。这是因为，作为生产的个人条件的劳动力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被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动力并不能与其所有者分离而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也不能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理解劳动力的价格。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才作为商品被出售，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因此，“只有当劳动者本身把劳动力当成商品来看待的时候，劳动力才可能有某种价值。如果劳动者并不允许把他们的劳动力作如此的对待，那么，劳动力所负载的那种虚拟的价值就会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对其劳动力进行自我评估”[3]。奥康纳强调，劳动者这种对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评估能否最终实现，不仅取决于经济、生产率、利润率等因素的变动模式，而且也依赖于阶级斗争、当代新社会运动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奥康纳认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式，劳动力才能避免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二是“社会生产的公共条件、一般性条件”。这一条件主要包括交通与运输设施、教育、城市以及社区性资本等因素。奥康纳认为，自然性或社会性的基础设施、空间和社会资本同样也只是虚拟的商品。因为它们“并不是为了要在市场上出售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办公楼所用的空间、商住房所占的土地等除外），它们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流通，因为它们或者是有特定地点性的，或者是有特定社区的文化属性的”[4]。同时，基础设施及城市空间的价值不仅依赖于市场需求，同时也取决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不同派别和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都市运动。三是“外部的物质条件”或“自然条件”，这是奥康纳关注和论述的重点。在马克思那里，外部的自然条件主要是从经济学的理论视域来讨论的，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物质财富，主要包括肥沃的土地、渔业资源丰富的水域等；另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工具的自然财富，主要包括瀑布、河流、树木、金属和煤等矿产资源。外部自然条件对于生产的影响在于：优越的自然条件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所生产出来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而增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生产。奥康纳指出，虽然马克思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但是一方面马克思没能对它们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马克思论述得较多的是劳动力的供应条件，对于一般的外部物质条件，如空间、都市等马克思较少给予论述。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很难找到关于围绕外部物质条件的阶级斗争的论述。对此，奥康纳认为，“从根本上说，这种理论空场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资源是十分丰富并且是现成可得的。只是在资本主义晚期的集约型发展阶段，即资本和市场获得了深化、劳动实现了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的阶段，生产条件的问题才成为一种系统性的而不是零散性的问题”[5]。但是，在当前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的情况下，建立系统的生产条件理论已经迫在眉睫。

基于以上认识，奥康纳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应当如何理解“生产条件”这一问题。第一，奥康纳扩大了生产条件的外延，认为生产条件不仅包括生产力，而且还包括生产关系。这是因为，生产条件总是在一定的财产、法律和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和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条件保持一致，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生产能力，甚至造成经济危机。奥康纳由此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外部自然条件设定为有价格的商品，导致了对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界的无止境掠夺，最终结果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以及其生产能力的损害。第二，对“生产条件”不应拘泥于从总体资本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讨，而应当进一步在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的内在关系范围内进行探讨。这是因为，生产条件的供应，比如在劳动、环境和城市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往往是通过规范的民主程序，以立法的形式完成的。也就是说，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分配在许多方面并不是通过市场或价值规律来调节的，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斗争来调节的。“资本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是由社会经济及政治领域内的斗争、意识形态以及官僚政治的现实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6]因此，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分配具有政治属性。这就意味着一旦生产条件的生产性能力遭到破坏，“将会出现的就不仅是资本的经济危机问题了，而且还是国家的立法危机或者执政的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问题”[7]。第三，尽管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维系其合法性，它不可能公开地以资本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为基础来行使其职能，而总是把自己装扮成通过全体人民来行使自己的职能，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存在资本内部个体资本与总体资本、个体资本与资本不同流派之间的利益矛盾，而且还存在市民社会内部以及市民社会中各种运动，如女权主义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土著居民运动斗争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往往以非常复杂的形式展开，因此资产阶级政府很难建立起一个对整个资本起作用的生产条件供应的政策和管理机制，这就意味着资本为了追求利益而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国家又无力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进行理性的保护和重构。奥康纳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破坏突出体现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既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的必然结果。“环境破坏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和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当然，正是这个国家——如果能处在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控制之下——将会成为重建自然界，以及重建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基础。”[8]

可以看出，奥康纳通过分析马克思关于“生产条件”的论述，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应当从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转向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而奥康纳一方面指认资本对其生产条件破坏的必然性，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制定对整个资本起作用的生产条件供应的政策和管理机制，因此也无力对其生产条件进行理性的保护和重构；另一方面奥康纳把“生产条件”看作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奥康纳强调，要真正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就必须把关于资本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同当代西方的新社会运动，特别是生态运动以及社会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打碎当代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权力关系，使之走向民主化。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可以说，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并且把理论的重点转向了分析这一矛盾，既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