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意义

“生态文明”第一次进中央文件是在200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的文件中，该文件提出“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从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强调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应当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的国情，广泛地借鉴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这就凸显了加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这也决定了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或者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意蕴，或者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其生态视域，进而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和现实关怀，而且他们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域，强调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和“自然”关系上各执一端的缺陷，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学研究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4]

其次，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于从制度维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正是制度的不正义导致了科学技术异化、消费异化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没有停留于抽象的观念论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它首先是对资本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这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和现代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不仅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推进现代性批判，而且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遭遇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树立正确的资本观、科技观、消费观和幸福观。

再次，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前我们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借鉴或认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侧重于从价值论的视角阐发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而形成了“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上述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是在思维方式上却具有一致性，即他们都脱离人类实践的真实历史进程，停留于抽象的价值观视角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的途径。[5]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既不可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侧重于从制度维度建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变革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强调只有合理地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真正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摆脱西方生态文明的话语系统，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反思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而且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仅存在着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前者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后者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6]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与此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批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原则，以至于实行赶超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因此也无法避免生态危机的出现。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整合西方社会不同的绿色政治思潮，提出了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实现分配性正义，而且要通过改组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代之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使工人阶级直接参与生产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体验劳动创造的欢欣，使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而不是消费活动中获得最终的满足。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追求利润而损害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实行稳态经济模式，通过创造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无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上述理论观点是否正确，毋庸置疑的是研究他们上述理论既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又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