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即将出版，作者通常总要在后记里说些话的。也是有话要说。

当下是一个让人眩晕的年代，人们经常让各种感觉弄得“找不着北”。连一向沉静从容的哲学也有些沉不住气。记得若干年前参加一次哲学专业研究生答辩，研究生本人提出了“理性的转向”，答辩委员会的一位老师竟把“转向”念成了“zhuàn xiàng”，引得一番窃笑。仔细想一想，这位老师真有点“冤”，最近这些年来哲学界“创造”出来了种种转向（诸如人的转向、实践观转向、生活世界转向、价值哲学转向、文化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社会哲学的转向、解释学转向、技术哲学转向、历史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转向、后现代转向、修辞学转向，应用伦理学转向等，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继续添加），而许多“转向”都被认为是开辟了哲学的新方向，大有令哲学改天换地之势！想想真是很滑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转向”，不让人“晕头转向”才怪呢！

为探索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特别是存在论在当代哲学中的表现形式，笔者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研究。在笔者看来，生存论转向的实质是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其实践意义则在于深刻揭示了全球时代人类文明的新的转型，包括对东西方文化传统创造性转换的生存论阐释。但是，这一由克尔凯郭尔提出、并在当代生存哲学中拓展开来的问题，并没有充分地凸显其哲学的、文化的与社会历史的意义。基于这一背景，在近些年的研究与著述中，我不断在强化“转向”。但是，当“转向”的声浪已成为种种形式的口号或姿态，并且对“转向”的各种过于单一的定位及其理解已经掩盖甚至抹杀了当代哲学的丰富内涵时，我开始感到一种深深的疑虑[1]。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对生存论研究所做的各种批判，并不都是令人信服的，但其中有一种意见则是我所赞同的，这种意见认为生存论哲学在重视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时，过分强化了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断裂。我的生存论转向研究，则是既包含向“前”推进的维度，也包含使哲学生存论获得历史与传统支撑的“生存论回复”的努力。正是基于此，当张汝伦先生提出能否调整一下书名（原书名即《生存论转向》）时，我完全接受了建议，并取用了现在这样一个相对平实的书名。

这里不妨把这些年来笔者对生存论转向的关注与探索做一点交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笔者在长春，在勤勉但也多少有点漫无目的的学术积累过程中，试图找一个较新颖的方向，谋一点看起来还算有点前景的学术活路。当时，在听一些年长的先生及学者们谈论问题时，渐渐感到生存论转向是一个虽时常被提及、但在学术路向上并没有得到清理的话题[2]。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意识到此，笔者感到很振奋，觉得若在这一问题上花些工夫，或能有所收获。有了这种想法，我就一头扎了进去，实际上这些年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哲学生存论。

其实，整个研究工作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生存论研究看起来是很“硬”的领域，也要求具有相当的学术素养与思想深度。在高清海、孙正聿以及导师张维久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题名为《实践-生存论》的博士学位论文，初步提出了“实践-生存论”论的理论构想，其中在生存语言谱系以及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理路方面花了些工夫，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好评（该书已于2002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有多位友人告诫我值得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用功。我自己也明确意识到了。1999年以后，我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以及后来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执教，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这一问题上。研究得到了合作导师欧阳康先生以及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众多先生的指导。如果说，当时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导论形式，或者说是开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头的话，那么，本部著作无论是在一些研究细节方面，还是在整体的理论工夫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我在生存论领域的研究工作得益于目前学术界的三大气候。一是近些年来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趋向，这一趋向积极促成和推进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笔者是这一研究的积极参与者，更是这一研究及其成果的受益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国内西哲及马哲界关于to be及Ontology问题发表的大量成果给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二是国内正在兴起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学研究，我不是现象学专家，但我认为我的研究所运用的方法正是现象学方法。充分重视现象学方法在生存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本身也是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生存哲学研究群体的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我又与现象学保持一种谨慎的“距离”，毕竟，通向或展开现代思想之路还有许多。三是学界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以及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研究，笔者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烈影响着自己研究活动的识见：在西方文化的当代转换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之汇合处，必然是存在论的对话与融通。

近些年，在构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生存哲学研究方面，张曙光先生是重要的开拓者，也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我们在这一领域经常探讨，我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受益于他的见识与启发。刘怀玉先生、张廷国先生、萧诗美先生先后审读或部分审读过书稿，并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谨致衷心的感谢！本书涉及的一些古希腊、拉丁文以及德文等专业术语及其汉译问题，笔者先后请教过林志纯先生、靳希平先生、邓晓芒先生、彭富春先生、杨学功先生。美国天主教大学终身教授麦克林先生，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生存论是一个值得下功夫的领域，希望有更多的人士进入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并有所收获。正因为如此，我也由此吁请人们保护好这一领域（现在已有不少本来很有前景的领域因为研究者的恣意耕作而变成了“废地”）。实际上，生存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研究领域，它本身就是古老的存在论哲学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在当代哲学与文化背景下对存在论的分析、阐释与体贴，就是生存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生存哲学，就是哲学本身，但哲学却并不局限于生存哲学。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入生存论，但未必都要打着生存哲学的旗号，反过来说，打着生存哲学的旗号，未必就是在从事生存论研究（笔者对李德顺先生近些年关于学术研究要“多栽树、少插旗”的呼吁十分赞成）。老实说，生存论研究并不在于研究者必须奉献出或从这个领域拿走多少“成果”，而在于是否由此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存智慧的反思与认识！

邹诗鹏

2005年5月于武昌喻家山

[1] 相对于“生存论转向”这一提法而言，吴晓明等先生把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称为“生存论路向”，显得更为精当。

[2] 顺便说一句，最近几年总有人在分辨究竟在当代中国谁先提出生存论转向，似乎这涉及一个特别重要的学术专利似的，或者要由此确定国内方兴未艾的生存论哲学研究的第一人，实际上，作为一个在民间流行了多年的话题，这笔账是很难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