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活的主题化

在传统哲学以及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生活并不是一个自觉意识的领域，而只是作为获得生活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这种情形与人的相应的生存处境是有直接关系的。在一种无法逃避的匮乏的生存境况下，对生活的理解与要求必然被限定于一种底线的生命存活状态，生活的超越性则被设定为一种纯粹的超验性而远离具体的生活活动过程，生活目的与生活过程是分离的。就获得基本的存活需要而言，生活目的与生活过程是一致的，在此，生活目的就是人的存活需要。但就获得一种生活的至高目的而言，又是与具体的生活过程分离的。不过，在这里，生活目的显然是一种现实生活无法实现的目的，它属于神而不属于人。

在传统观念中，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分离的，具体表现为灵魂对肉体的否定。精神生活固然属于人内在的精神活动，但从形式上看却与人的物质活动相分离，这种分离既是活动过程与方式的分离，也是活动主体的分离。这意味着不同主体的精神生活层次并不是一致的，而确定着这种区别的恰恰是不同主体基于物质或经济占有关系的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马克思显然是把精神生活纳入意识形态范围分析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意识形态表征着精神文化活动对经济物质条件的依赖性关系，应当说，在传统时代，这种依赖性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要求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与质素，那种完全用物质与精神的主动与被动或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来看待精神生活的观点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基点。物质或经济关系对人精神生活的支配作用确实是“根本性”的，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切精神文化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但是，这里的“根本性”是指根本的决定条件，一旦支配作用达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稳定的平台，那么相应的支配作用就很难说是“决定性”的了。此时，并不是物质或经济条件而是人对自身精神生活的自觉意识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而物质经济方面则只是起到一种外围性的和必要的支撑作用。

物质生活当然有可能限制精神生活，不过，物质生活作为一种条件并不必然意味着相应的精神生活。高级的精神生活并不必然地意味着高级的物质生活，而低级的精神生活也不一定必然限于恶劣的生存境况。情况也许相反：优裕的物质生活往往伴随着低俗的精神生活，尽管它可能拥有华丽外表，而贫困的物质生活常常孕育出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样式与成就，前者常常是现代人生活境况的写照，后者则呈现了传统时代的某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精神生活样式。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这种不协调与悖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矛盾。传统时代的问题在于，精神生活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沟通、解释和反省物质生活的基本形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只是一种实体的或知性意义上的对立，而不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对立。因而两种生活样式之间不可能实现生存论层面的沟通与互摄，一方面是经验的、世俗的肉体生存，另一方面是超验的、灵魂的获救希望。一方面是总体上匮乏而内部迥异的物质生活处境，另一方面则是高悬于现实之上且从形式上迎合某种玄思需要的抽象形上学，物质上的存活需要与精神上的形上追求构成了传统人生活观念的两个极端。

现时代并没有消除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不协调与悖反。事实上，不像传统时代那样往往要避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现时代的思想首先就把这种不协调及悖反当作人的生存必须面对的问题，进而致力于实现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建设性理解、沟通与反省。

现代思想致力于从不同层面破除关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二分的教条。考察哲学史，我们发现造成精神与物质二分的关键在于精神与物质都被视为某种实体并且与生活本身疏离。作为现代思想的开端，马克思的卓异之处在于从生活出发理解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马克思确实强调作为物质生活条件对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马克思强调从人的生活去看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本身。这里的“人”，即“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人的生活”即通过对“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的历史直观，并通过“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确立起来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3]。因此，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矛盾乃人生活的内在矛盾，经验与超验、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则是人生活的内在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因而，也只有在对生活形式的合理批判与理解上，才可能形成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矛盾的合理理解，对生活的批判与改造活动不过是形成这种合理理解的门径。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大量使用的生活及实践概念，已经提出了关于生活观念的变革问题，在此基础上也先行提出了生活世界问题。

对不同阶级而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逐）往往成为确证其身份的表达方式，在这种表达中，物质生活看起来似乎被忽视了，但实际上却对精神生活的样式起着根本的支撑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说来是形式的，为了确证身份而呈现的精神生活当然是流于形式而不是内容，但中上层阶级却恰恰赋予这种流于形式的精神生活以某种艺术与教养内涵，并指责下层阶级没有享有这种高级精神生活的素养，比如当看到一批批患瘰疬的、肺痨的贫民时，就会指责这些人“缺乏形上学的精神追求”。下层阶级物质生活的匮乏可能妨碍他们获得精神生活的创造与享受，但这都是从形式上说的。就生活的体验而言，个体的物质生活过程与精神生活过程并不是分离的，艰难的物质生活往往孕育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与丰盈的艺术成就，关键在于个体对生活的理解与信念。事实上，从修养上指责下层阶级缺乏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能力，恰恰是上层阶级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把艺术活动当成上层阶级的专利，另一方面则把艺术直接当成艺术时尚，而忽视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而恰恰是这一关联真正确定着艺术的内涵与品质。某些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思想内涵与感染力，并不在于缺乏文明教化，而在于缺乏对生活的关怀与深度思考。因此，如果非要在现实关怀与修养二者之间作一个排序的话，恐怕前者更为主要。

列夫·托尔斯泰曾对某种贵族主义审美倾向作过如下批评：

如果我有权利这样想：广大的人民群众不理解和不喜欢我所认为无疑是优秀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的修养不够，那末我也没有权利否认：我之所以可能不理解和不喜欢新派的艺术作品，只不过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修养。如果我有权利说：我和大多数跟我有同感的人之所以不理解新派的艺术作品，只是因为在这些作品里没有什么可理解的，因为这是不好的艺术，那末，不理解我所承认的优秀艺术的更大数目的人——全体劳动人民——就有同样的权利说：我所认为好的艺术其实是不好的艺术，在这种艺术的作品里没有什么可理解的。[4]

现代艺术的一个主题是瓦解艺术与某种贵族气质在形式上的关联。现代艺术挑战和反叛传统的艺术风格，从异样中寻求平实，从寻常中领略深刻，把形而上学从学院还原到日常生活世界，切入点即是对生活的直观与领悟。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源自物性（die Dingheit），但这一物性既不是自在性，也不是单纯的有用性，而是具有一种面对主体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乃物性面向人生意义以及人的艺术领悟能力而生成。因此，一双看起来极其普通的农妇的鞋，其实敞开了一种艰辛、充实而丰盈的人生生活内涵。鞋具内部黑洞洞的敞口，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聚积着寒风料峭中迈动在永远单调的田垄上步履的坚韧与滞缓；鞋具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鞋具也浸透着对面包的可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包含着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的阵痛、死亡的战栗……这些都凝聚在那一眼看上去破旧、粗糙而邋遢的鞋具上。[5]农妇的鞋、破旧的自行车轮胎、上不得台面的小便器、随地可见的碎纸垃圾等，也许都没有理由成为艺术表现的主题，然而，这些物样却顽强地停留于现实生活之中，并成为现代思想及艺术必须关注的主题，就如现代艺术必须以一种高度的道德感与政治意识承担起对种种不幸生活的反省与批判一样。

因此，现代艺术不仅是直观生活，同时也要求反省生活，而其共同的基础则是生存论的领悟与自觉。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诠释，海德格尔强调，日常生活的艰辛劳顿并不妨碍人内心世界的恬静纯洁。人的善性绝不因沉沦的日常生活而丢弃，相反，生活的沉沦，生存的焦虑，不过激发着这种善性的开显。神所承担的善性是莫测的，而人所承担的善性则因为生存论蕴含而显现为诗性，生存的神圣性、诗性以及自然性与历史性都不过是人生存的丰富性的显现和表达形式：

什么是人的生命 就是神性的一幅图像。

正如天空下，尘世的芸芸众生在漫步，

它们也看到了天空。但仿佛在阅读中，

以某种文字，模仿无限性

和人类的丰富性。单纯的天空

竟是丰富的吗？其实银色的云层

就像花朵一般。从那里却落下雨露。

而当那单纯的蔚蓝已熄灭，闪现出

一种与大理石媲美的暗色，犹如青铜，

那丰富性的显示。[6]

“充满劳绩，然而人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通过浪漫主义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的某种具有“本原”意义的理解，大地乃人生存的依托与希望，是摆脱物欲纠缠的生存体验形式。按照这种理解，精神生活的等级样式源自精神主体的生存论领悟程度，与其物质生活境况并无必然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或许为生存于现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以选择的生存样式。从很大程度上说，现代人生活的问题并不在于摆脱了物性，而恰恰在于物化的程度愈来愈深。与之相应，现代人对自身愈来愈深的物化状况的认识与应对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现代人的生活显然是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无法分离的。海德格尔当然注意到这种处境，实际上他对此在的生存论领悟正是基于当代人生存的日常情态基础上的。但海德格尔的价值诉求却是返古式的，他把他想象中的某种悠然恬静、富于诗意的远古生活当作现代生活必须回返的目的地。他试图把一个已经祛魅的世界重新附魅，但是对于一种已经历史地生成的现代生活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幻想。海德格尔看到鞋具的厚重的生存论意蕴，然而却完全撇开了鞋具主人作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境况以及由这种社会境况所伴随的生存论体验——当然不能以这份体验代替其他生存论体验，但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当代生活的主题化必然同时要求拓展为当代生活的社会历史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