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挑战，就会有回应。笔者以为，在“互联网+”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在“深入”与“浅出”两个方面下功夫。所谓的“深入”，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着力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所谓的“浅出”，就是要立足于本质和规律解释和说明现象，着力理解和把握本质和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如果说深入是远离现象的过程，那么，浅出就是不断接近现象的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是基础和前提，不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认识就会流于表面现象，就不具有科学性；浅出则是关键和保证，不能做到浅显易懂，入脑又入心，再深刻的理论也无法获得普遍理解和认同，更遑论大众化了。

2.“深入”方能“浅出”，而“深入”则涉及两方面工作。其一，要重视和加强文本研究，以增强理论的“穿透力”。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对大众才会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而穿透力则取决于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取决于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程度，取决于理论内在逻辑的自洽性。马克思主义深入揭示了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认真研究、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内在逻辑，为此，必须重视和加强文本研究。有人总以为，文本研究是一种老生常谈，甚至是在钻象牙塔，其实，我们在文本研究方面欠账较多，既有研究既不够深入、也不够准确。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27]可以说，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其中，现象学方法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资本论》尤为关键。[28]其精髓在于，任何经济范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产关系，或者说都是特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生产关系不同，相同的经济现象会具有不同的本质规定，遵循不同的运行规律。例如，从现象来看，只要是办企业，就必须挣钱；资本家看重货币，想着赚钱，其他人如小生产者也看重货币，也想着赚钱。但是，由于二者所处的生产关系不同，所以具有本质的区别。小生产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货币收入总是自己劳动的报酬，其经济活动是一种有限的“谋生”行为；与此不同，资本家以他人的劳动为基础，货币收入是对他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即剥削，其经济活动是一种趋向无限的“赢利”行为。在本质上，当事人经济活动的目的决定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而不决定于其主观愿望和目标。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目的作为一种本质，往往是当事人所意识不到的；而当事人对其主观目标虽然是自觉自愿的，却往往是一种假象。主观上的想法，不仅是认知，包括评价，都是如此。在谈到经济规律与人的意识和意志的关系时，马克思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29]这就表明，无论意识到与否，人们的行为都要受到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因此，要把主观上的想法与客观层面的本质和规律区分开来，否则，所得到的就只是一种现象层面的假象，而不可能获得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深入把握。

其二，要重视和加强比较研究，以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对大众才会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而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比较和鉴别的理论才具有说服力。在同样的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放在一起，作一番比较，高低自见。如果只是马克思一家之言，其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其理论特质也难以彰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质疑和批评马克思思想的观点，尤其需要作出回应。否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流于无力和空谈。

再以方法论为例。马克思主义坚持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而自由主义则秉持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整体主义方法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致使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远没有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在论述生产价格理论时，马克思说：“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用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的劳动。这就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产生，——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30]在此，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把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与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区别开来，指出正是后者使得资本家阶级连同其理论代言人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无法理解和把握利润的真正来源和本质，从而走向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一种循环论证。一方面，工资由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后者又由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另一方面，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后者又由工资决定。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工人的工资和生活资料的个别变动，而没有看到它们在总体或整体上的范围和限度，没有看到工资和生活资料的一般趋势。在马克思看来，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即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而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尽管可以、事实上也的确在变动，但是决不能、事实上也没能超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和限度。换言之，工人获得的生活资料，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否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将难以维系。因此，从整体或总体来看，从一般趋势来看，工人的生活资料及其价值、从而工人的工资是一个相对确定或稳定的量。工人的工资是一个阶级问题，反映的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整体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存亡问题。不能只看一个人、一个地区或国家、一个时期的情况，而要把握其长期趋势，把握其总的范围和限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需要放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31]

3.“浅出”也涉及两方面的工作。其一，在内容方面，要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检验其理论成色和力度的标准，与其说在于技术性操作，毋宁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拿可操作性衡量、评判人文社会科学，实乃是一种泛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现实问题困扰着大众，为大众所熟知。能够对现实问题作出有力解释的理论，最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把握。因此，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对大众才会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不能在现实问题面前无所作为，更不能回避现实问题。

以北京雾霾为例。据报道，燃煤是造成冬天重霾的主要原因，仅北京周边散户燃煤取暖造成的污染就占到30%～40%。在此情况下，“北京郊区在做煤改电或煤改气，对住户进行补贴，但河北却没有这些改革和补贴，散户烧土暖气没有任何防止污染的措施，很多村镇住户还在烧劣质的原煤”[32]。对此，我们不禁要问：GDP持续增长之下，老百姓的取暖设备为什么得不到改造呢？退而求其次，他们为什么不使用优质原煤呢？他们难道不懂得劣质原煤对自己和他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吗？一方面是山西优质原煤大量滞销即所谓的“结构性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却是劣质原煤在熊熊燃烧和雾霾的肆虐。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然而，面对肆虐于大江南北的重重雾霾，一些文章或者将之归咎于“技术”的原因，如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发展阶段的必然代价，或者将之归咎于“政治”的原因，如国家立法不够、政府监管不力，对雾霾背后物质生产的严重资本化和明显的利润取向，对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性”所起的关键作用，对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所发生的本质变化视而不见，对马克思的思想更是置若罔闻。这样的文章和理论，无助于问题的诊断和解决，也难以说服众人，更难以实现大众化。

其二，在形式方面，要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增强理论的“亲和力”。具有亲和力的理论，对大众才会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话语体系属于理论的外在形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33]，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体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特征的话语体系，最能宣示人民群众的利益，最能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也最能唤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兴致，因而对人民群众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在《资本论》中，“资本”和“雇佣劳动”等是马克思用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或者说，这些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拿了这些概念去表述、阐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或者，将之归结为资本的“增殖特性”和“剥削特性”，认为凡是资本都要追求价值的保值和增殖，在这一点上难以体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他们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资本与资本主义资本的区别不在于增殖的特性，而在于剥削的特性。或者，将之归结为资本的“物质特性”和“社会特性”，认为资本一方面是一种物质存在，如机器、原材料等；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前者体现了资本的一般性并为一切历史形式的社会制度所共有，后者则体现了资本的特殊性并为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以资本二重性理论为基础，一些人不仅区分了资本主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而且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资本叫作“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

然而，文献检索发现，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概念，更没有“社会主义资本”或“共产主义资本”的说法，这决不是偶然的。无须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和资本关系，存在着剥削和剥削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剥削制度，资本和资本关系也属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存在。道理很简单，任何社会都不是纯而又纯的，总是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它们或者代表当下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或者代表过去旧的生产方式，或者代表未来新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资本论》文本来看，资本二重性理论的错误在于：要么，把增殖特性与剥削特性看成是两种不同的特性，而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种特性的不同表达形式，指的都是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要么，把资本等同于物，看不到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与工人构成统治和剥削关系的物。

资本二重性理论不仅没能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混乱，更加远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立场。面对“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这些概念，普通百姓甚至学者都会感到一头雾水！长此下去，马克思主义会丧失其亲和力，社会主义也会丧失其亲和力，因此会严重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特别是，在“制度”而非“社会”意义上，如果说社会主义也存在资本关系，且社会主义资本也要追求保值和增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剥削关系，劳动者也会依靠其“人力资本”去剥削资本家或所谓的企业家，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呢？无数英烈为之付出了宝贵生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还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4.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时刻警惕和防止庸俗化的思想倾向。理论的时代化不等于迎合时尚，理论的大众化也不等于迎合大众。迎合时尚与迎合大众，都会放弃对本质和规律的探求，远离事物的根本，背弃基本原则和立场，因而都是思想庸俗化的表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其古典形态向庸俗经济学的蜕变，使得它既不“深入”即无法进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处，也谈不上“浅出”即解释和说明本质和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因而是纯粹的“浅”。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它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相混同，至多是把价值确立为“长期价格”或“均衡价格”。殊不知，无论是长期价格还是均衡价格，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价格，而不是价值。价格与价值可以在“量”上彼此一致，但二者永远具有质的区别。[34]

值得深思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一些观点像庸俗经济学一样，讲的尽管很浅显，易于理解和把握，却总是在现象上打转，就现象论现象，难以深入下去。有的明确反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甚至反对本质，拒斥规律，将之贬斥为“二元论”或“本质主义”。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把货币看成是资本，把生产资料看成是资本，总之，把资本等同于某种物，进而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社会主义资本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就是庸俗化的思想倾向。其危害在于：“假做真时真亦假”，若把货币与资本混为一谈，把物与资本混为一谈，真正的资本和资本关系就被牢牢地遮蔽起来，致使人们在把脉诸如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甚至是政治腐败、学术腐败等现实问题时，难以切准问题的根源，从而在背离科学认识的道路上远走越远。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16、6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随手翻阅任何一本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种资本观。例如，哈耶克的弟子、新奥地利学派的先驱路德维希·拉赫曼就把资本定义为“（异质的）物质资源存量”，并认为，“资本有着复杂的结构，由于组成这个结构的资本资源具有不同的功能，从而使它本身在功能上存在区别”。（[德]路德维希·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刘纽译，9、6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0、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 对于不同生产关系基础上“效率观”的不同含义和要求的分析，参阅王峰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效率观”？》，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12）。

[14] 2016年5月14—15日，“2016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大会主题即“‘互联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本文正是以笔者在此次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3、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21～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 参见[美]彼得·G.克莱因：《资本家与企业家》，谷兴志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85、3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8、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对这一方法的详细阐释，参阅王峰明：《经济范畴与“形式规定”——马克思经济学本质观的哲学基础和当代价值》，载《天津社会科学》，2014（2）。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整体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分析，参阅王峰明：《悖论性贫困：无产阶级贫困的实质与根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6）。

[32] 张星云：《红色预警的压力》，载《三联生活周刊》，2015（51）。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4] 王峰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论转向”的哲学悖谬》，载《哲学研究》，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