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
皮凯蒂并不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悲观结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建立在长期生产率增长为零的严格假设之上”，并且，“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这是资本家越来越多地积累资本“这一无限欲望的最终结果”。对于自己的结论，皮凯蒂认为并“不如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和永恒分化原则所暗示的那样具有灾难性”。因为，在他采用的模型中，“财富分化不是永恒的，只是未来几种财富分配可能走向中的一种”。[84]作为“‘资产阶级自掘坟墓’的核心机制”，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表明：“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终必然导致利润率（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自身的灭亡。”[85]但实际上，从18世纪到21世纪，英法两国的“资本纯收益率一直围绕每年4%～5%这个中心值上下浮动，或者说大体在每年3%～6%这个区间内波动，其中没有明显的长期向上或向下趋势”。问题是：由于彼此对资本、资本积累、资本收益率等概念的理解不同，所以，皮凯蒂对马克思理论的评判并不具备起码的前提条件。例如，他认为在未来几十年，资本收益率因“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证券投资产品”而有可能“回归高水平”。[86]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证券投资不仅不会提高资本的利润率，恰恰相反，它会进一步拉低这一比率，因为作为一种投机行为，证券投资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只会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格局。[87]
同时，皮凯蒂也反对库兹涅茨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乐观主张。他认为：“从19世纪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到20世纪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分析”，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从对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变为对理想主义或者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在库兹涅茨那里，“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88]。而现实情况却是：“当下，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而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无疑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社会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因此，在皮凯蒂看来，“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至少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89]
对于此种渗透到各个阶层中的普遍的不平等，皮凯蒂发现以下规律：“劳动方面的不平等一般较为轻微或者比较适度，甚至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当然不应被夸大，在一定限度之内这种不平等才是合理的。相比之下，“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则总是很极端”，“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反之，“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90]因为，“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这使得“资本所有权分配……在哪里都是极端不平等的”。或者说，“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91]而“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并且，由于“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3/4”，所以“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不平等”。试想，“如果资本所有权是平均分配的，并且每一个工人在自身工资的基础上还获得相同的利润份额”，有谁“会在意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划分”呢？因此，在现实中，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而“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92]这样，皮凯蒂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所有权。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循此思路继续对资本所有权本身进行深度挖掘，而是认为：尽管说“在动态过程中，资本经营具有极高的收益这一事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资本集中度之所以非常高，主要原因是继承财产的重要性及其累积效应：例如，如果你继承了一套公寓并因此节省了房租费用，你将更容易通过储蓄积累财富”。[93]在此，皮凯蒂将分析重心转移到“财产继承”上，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资本收益率和资本集中度同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联系起来进行剖析。
所谓“继承财产”，指的是继承、馈赠和储蓄等财产转移和货币积累行为，皮凯蒂认为这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因而同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积累概念有重大差别。与继承财产的累积效应相联系，皮凯蒂认为，拥有资本越多的人，就越是不需要劳动；反之，拥有资本越少的人，就越是不得不劳动。结果势必是：有一些人蜕变为“食利者”，即完全脱离劳动、“靠收取租金过活的人”，而“租金是指某笔资本所产生的年度收入”，并且，“如今由资产产生的租金通常就是指资本回报，无论其形式是租金、利息、股息、利润、版税还是其他法律规定的收入形式，只要其本质是无须通过劳动而是通过对某资产所有权获得的收入”。[94]与此同时，有一些人必然是“一无所有”，即几乎没有任何资本。最下层50%的穷人就是如此，其净财富或净资本为负数，或零，表现在他们没有什么财富留下来给子孙。皮凯蒂把这样一种社会叫作“食利者社会”或“超级世袭社会”，并认为在其中，“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可见，继承财富非常重要，它使得“财富集中度达到极端水平”，即“最上层10%人群一般占有全部财富的90%，仅最上层1%就占有50%”。[95]从现实情况来看，“世事轮转，继承财富在当今世界再次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来的法国。……对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人而言，继承财富将占其一生财富资源（包括来自继承和劳动）的1/4。因此如果看总额，继承财富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已经接近对19世纪出生的人群”。虽然说比起19世纪，财富的集中度在当今社会因“高级管理层”的兴起、财富与收入间的联系加强而大大降低，但是，这只是继承财富的分布产生了变化，而继承并未终结，“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放眼全球，“继承财富占全球总财富的一半以上。目前可接收的先验假设是，继承财富应占全球财富总额的60%～70%”。[96]
皮凯蒂所担心的，正是这种“食利者社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回归或复辟。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存在形式，他把这种食利者社会叫作“承袭制资本主义”，在其全球性存在的意义上则叫作“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the globalized patrimonial capitalism）。可见，尽管皮凯蒂一再拒斥任何历史必然性论断和对历史走向的预测：“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总是非常政治化的、无规律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历史会怎么演变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和制度去衡量和改变不平等。没有人能够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事情会怎样变化，但是历史的经验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将要面临何种选择以及哪种动态变化会起作用。”[97]这表达了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但是，皮凯蒂还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严重不平等事实的基础上，确认了承袭制资本主义回归的历史可能性。这表达了他与库兹涅茨等自由主义者的区别。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
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现象，例如，“遗产继承以及使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永久化”[98]。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赖以建立的基础，并非任何意义上的不平等（包括资本剥削所引起的不平等）和道德缺陷（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是一种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特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这种[矛盾的]发展是由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决定的，也是由生产力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99]
具体而言，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也只能是实现“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而工人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存在则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受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的驱使，每一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都竞相提高自己的“个别生产力”，其结果便是形成“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总的趋势。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则意味着，物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这势必会限制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利润空间。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从而促使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在总体上趋向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
虽然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意味着，生产一定量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由此会造成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不断减少和对工人剥削率的不断提高，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平均利润率下降，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下降趋势。原因在于，资本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于生活消费，而是会把其中一部分拿出来投入生产，即进行资本积累。这固然会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使剩余价值和利润总量不断增加，但与此相应的却是：其一，生产规模的扩大抬高了投资门槛，那些再生产难以为继的中小企业会被排挤出来，将资本投向非物质生产领域，其中大多数是用于投机。这些资本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同时又要分割剩余价值，由此会拉低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特别是，其二，雇佣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及其货币表现即工资被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致使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剩余价值即使能够顺利地生产出来，也无法通过商品交换得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定点”上会引发严重经济危机，而在危机期间，资本不仅得不到剩余价值和利润，连资本本身的价值都会因破产而损失掉，这势必会造成资本平均利润率更大程度的下降。
这就表明：“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就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100]概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送上历史断头台。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增长趋势，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实质上就是指对剩余价值这种“抽象财富”的无止境追求，就是指资本主义剥削的无限性。这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因为“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101]。这就是说，如果物质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达到目的的基础和手段是自己的劳动，需求就是有限的，物质生产就是有限的；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达到目的的基础和手段则是他人的劳动，需求自然是无限的，物质生产自然是无限的。
由此可见，皮凯蒂完全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生产增长理论，造成资本主义灭亡的与其说是资本积累的无限性[102]，毋宁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103]这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矛盾所具有的悖论性。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还可以有其他表现形式，例如，人与物的颠倒。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增殖是生产的目的，工人则沦为手段和工具。相应地，其工资被归入生产过程的“成本项”因而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与此不同，“如果工人不是工人，而是从事劳动的所有者，那么，在工人看来，在产品完成以前他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因为，相反地，在他看来，整个生产过程只是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手段”[104]。
3.征收全球累进资本税
皮凯蒂的批判锋芒所指向的，是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平等，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他说：“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很多则与超越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背道而驰。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105]就不平等而言，皮凯蒂所批判的充其量不过是特定意义上的不平等，而不是不平等本身。在他看来，“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因此，“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程度”。[106]历史地看，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自此，“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被认为“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从而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基础”。从其阶级立场看，皮凯蒂公开声明自己“并不是要为工人反对所有者的例子辩护，而是想尽可能对现实有一个清晰的观察”。[107]
皮凯蒂认为，承袭制资本主义及其极端的不平等，严重威胁着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很明显，“在所有文明中，资本所有者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取国民收入的一个可观份额，资本收益率每年通常在4%～5%这一事实都会激起激烈的（常常是愤怒的）抵制”；“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问题会引起强烈的情绪……因此对于时而由此引发的肢体冲突事件，我们几乎不感到惊讶”，因为，“对于那些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且生活拮据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资本的所有者——那些继承了至少一部分财富的人——能够占有这么多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这一事实”。[108]同时，皮凯蒂认为“食利者”是“民主之敌”，承袭制资本主义与所谓“民主社会”的世界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更多的是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并且，“这种信念和希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中，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实际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要想克服这对矛盾，社会的不公平就必须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强制偶然性因素”。因此，“不平等必须符合正义，而且对人人有用，至少从道理上说是如此并且在现实中要能尽量实现”。显然，承袭制资本主义“与我们关于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的普遍认识是冲突的”，它“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因为，由于“资本收益率是不可预测的，财富可以以多种方式增加”，所以这就“构成了对传统精英模式的挑战”。例如，“当一个人初始资本禀赋更高时，平均实际资本收益率可能就会更高”。这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109]
可见，皮凯蒂所批判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作为其独特形式的“承袭制资本主义”。在其中，经过资本的不断自我复制和加速积累，不仅“每个创业者最终都会变成食利者”，而且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的“子女成为食利者”，由此会引发严重的不平等，进而威胁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110]皮凯蒂所批判的，是“承袭制资本主义”而不是“剥削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食利性”，而不是其“剥削性”。但问题是，与“消费”一样，“承袭”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当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没有学会把剥削和消费结合起来，还没有使享用的财富从属于自己时，享用的财富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111]钱决不会自动生钱；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任何食利者都会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剥削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承袭制资本主义。同时，只要有资本主义剥削，就必然会出现食利者；只要有剥削制资本主义，就必然会有承袭制资本主义。当然，剥削者并不都是食利者，而食利者一定是剥削者而不是劳动者。由此联想到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何处来。”[112]皮凯蒂的观点与蒲鲁东何其相似！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实，却无力看清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根源。
从其理论主旨看，皮凯蒂表示，他“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适的制度和政策”。此外，他“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是通过民主辩论而形成的大众都能理解的法规”。[113]这种以民主辩论为基础、以法律为框架、以消除社会不平等为目标的制度和政策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管理21世纪的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最理想的政策和工具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在他看来，资本累进税“是一种新的思路，是明确为21世纪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所设计的”。[114]作为一种“对全球财富的年度累进税”，资本税可以规定：“最大的财富将被征收更重的税，并且所有形式的资产都将被包括在内：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没有例外。”与20世纪的收入累进税不同，资本累进税可以防止贫富差距无限拉大，“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并且能够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从而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的控制。[115]全球资本税的优点和好处在于：它“既能保持经济的开放性，又能有效规范全球经济，并且公平地在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分配利益”；它“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它“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116]历史地看，“累进税”（包括“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是20世纪财政和税收方面的重大创新。特别是有证据表明，“对超高收入和巨大财产课以累进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自1914—1945的冲击后，财富集中程度从未达到‘美好年代’时期的水平。相反，自198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收入累进税的大幅下降（即便两国都曾经是‘二战’后累进税的引领者），也许能够解释超高水平收入的增加”[117]。
第二，皮凯蒂进而提出一种设想，即“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某种政治体系，对如今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进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约？”这种政治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设“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简言之，就是要“加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推行全球累进资本税、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作用。过去，“政府只能履行基本的‘王权’职能（警察、法庭、军队、外交以及一般管理等），而不能介入太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与此不同，“政府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近几十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更是“发挥着空前大的作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强。[118]所谓的“社会国家”，指的就是承担着更多经济社会职能的国家。这些职能尽管因“过于复杂而难以让公众理解”，但“财税和转移支付体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在目前情况下，皮凯蒂认为社会国家的规模急剧扩张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但若没有社会国家的作用，征收累进资本税这种“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就难以想象。[119]
第三，皮凯蒂认为：“如果只能在某些国家或针对某些机构实行资本税，那么效果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进入那些所谓的“避税天堂”。[120]因此，征收累进资本税，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需要高水平的国际协作”。而困难也恰恰就在于此，“一项真正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税无疑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因为，“这对早些时候社会就已达成妥协的民族国家而言很难实现”。有鉴于此，皮凯蒂又提出：“如果最理想的政策无法实现，那么可能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如果这样的理想化状态无法达到，那么不妨尝试地区性或在某个大洲实行资本税，尤其是在欧洲，这项政策可以从愿意实行的国家开始”。在此意义上，皮凯蒂相信“只有区域政治一体化可以实现对21世纪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121]但问题是，哪个大洲或哪些国家愿意实行呢？而且，这是一个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吗？
第四，皮凯蒂认为：“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赌注都压到民主上——在欧洲，是欧洲范围的民主。”这就是所谓“资本的民主控制”问题。为实现之，“未来数年最重要的事情”，也是“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发展“新的所有权形式”，即“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很多领域，比如教育、医疗、文化和媒体，其主导的组织和所有权形式”既不是“极端的纯粹私人资本（参照完全为股东所有的股份公司）”，也不是“纯粹的公共资本（基于相似的自上而下逻辑，主权政府决定所有资产）”，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的”所有权形式。[122]同时，“没有真正的会计和财务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就不可能有经济民主”。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本的民主控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相关个体获取经济信息的可能性”。因此，实现对资本的民主控制，还需要配合非常高度的“经济和金融透明度”。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有关个人收入和财富的透明度”，而是“私人公司（还有政府机构）”公布详细账目和会计信息，以便保证工人及其代表在参与企业投资决策时，对经济现实有足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公司决策的意见”，从而实现民主参与和民主干预。[123]
虽然说皮凯蒂触及了所有制问题，对公有制的一些看法也难能可贵；但总体而言，他所提出的是一种收入分配关系层面的变革主张。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即“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这是其明确的理论诉求。他的一些政策建议——例如可能的资本累进税安排：“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税率为0.1%或0.5%，1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为1%，500万到1000万欧元之间为2%，几千万或数十亿欧元的税率高达5%或10%。”——尽管极为细致，但目标也仅限于“遏制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无限扩大”和防止继承财富基础上的“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而不是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这条改良路线的可行性和现实效力，连皮凯蒂自己都缺乏自信：“全球累进资本税……这类制度和政策的设立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密切的国际协作。不幸的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回应（包括各国自身的回应）在实践中并不那么乐观。”[124]
4.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并不一概否定国家和法律的作用，例如，“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125]。同时，马克思也不会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而抽象地看待国家和法律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对其历史动因，马克思认为：“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26]其实，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有哪一条法律是单纯通过民主辩论而来的呢？就是正常工作日的规定，也“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127]。
既然说生产关系是分配关系的基础，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收入不平等和分配问题就不能通过分配关系本身加以解决。马克思指出：“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128]例如，“西斯蒙第……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缓和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129]。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说，这是在“围绕着分配兜圈子”[130]。今天的皮凯蒂也是这样，不反思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上，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从来就不需要追究的永恒真理。而实际上，正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要消除之，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否则，就只能流于幻想和空想。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131]这里，前一种“暴力”指的是经济危机，它以暴力的方式强制回复各种必要的比例关系；后一种“暴力”则是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就在于，面对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性关联的各种全局性和全球性问题，诸如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军事冲突、环境恶化等，人类假如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也“必然”会选择新的生产方式。在此问题上，如果说皮凯蒂所作的“统计学”分析，只是看到了社会革命爆发的现象特点，即：“如果最上层10%人群占有年产出的90%（和财富分配情形一样，最上层1%占有50%），就可能发生革命，除非有特别有效的压制手段阻止它发生”[132]；那么，马克思则揭示了社会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
从现实进程来看，累进所得税制度在资本主义从古典形态向当代形态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所谓“后革命时代”，确实收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功效，甚至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无奈之举”，它是对资本本性的一种“事后扬弃”。但是，它能否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呢？又能否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呢？它能否有效解决各种文明病症和全球性问题呢？这些都有待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无非就是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其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133]。问题是，只要存在着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就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存在着剥削、压迫和社会不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怀着最良好的愿望，甚至在他们好像已经掌握真理的时候，也是本能地沿着错误道路走的。”[134]这一评价完全可以用在皮凯蒂身上。如果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旨在通过历史统计数据向资本主义发出警告，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志在通过革命实践向资本主义发起冲锋！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0～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7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8、4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0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43、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08、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8～4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8]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9～50、7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9]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7、567、56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0]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7～48、58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7、42、1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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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58、175～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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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49、12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09、8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6、18～19、5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4、20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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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4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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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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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56、25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6]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56～257、355、31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388、34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8]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57、26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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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5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31、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5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311、340～34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55]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08、284～28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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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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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33～34、250、2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6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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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03、5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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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49、241、24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8、58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5]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3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6]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1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8]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1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9]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61、434～435、1～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0]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48、25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48、261、4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66～267、4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5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38～439、387、435～43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5]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64～265、352、26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6]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31、433、45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85、531、3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3]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5]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3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6]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0、26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46、245、4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8]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47、40～4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9]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35、40、2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0]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06、26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3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31、485、54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5]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33、488、53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6]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32、485～48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07、51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8]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85、491、488～48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9]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91、488、495～49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20]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86、571、53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2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91、48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2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91、586～58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2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587、53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2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16、590～591、2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2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76～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26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309、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