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的启蒙，就是推至极端的启蒙，包括用新的理性激进地重构一切，并为此完全否定传统与习俗，力图颠覆性地迅速构筑一种崭新的秩序。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曾指出，按照这种启蒙精神，“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①。不顾一切、不遗余力地美化未来，与不顾一切、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一同发生。于是，约瑟夫·德·梅斯特所说的“敬畏”,来自高于个体的社会的敬畏，特别是来自传统社会的，便会在这种极致的启蒙中被否定。哈曼所说的存在于语言之中的“传统与惯例”,也就是康德的启蒙力图摆脱的东西，都是理性无法消除的，只能尊重和依存的东西。“习俗、习惯和信念”不全是该消除的“偏见”,而是“构成世界的要素。缺少它们，我们只是空无一物、漫无目的，是没有身份识别的人类。轻率地丢弃它们的人，只能在光明中步履蹒跚，最终发现自己失去了方向，无法行动，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要去向何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干脆说，这样的启蒙“从哲学开始，以投机和同类相残结束”②。

启蒙如果不惜打破一切现有的秩序，甚至像雅各宾派那样采取消灭阻碍、对手的方式予以推进，就很容易成为极致的启蒙的典型。仅从哲理上说，极致的启蒙也包括用理性激进地质疑一切价值存在，对无法提供理性根基的价值一概加以否定甚至铲除，不惜引发否定崇高价值的价值虚无主义和否定基本价值的价值虚无主义，并导致失去崇高价值规约甚至基本价值规约的工具理性至上的局面，完全按照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算计对待一切存在，把价值完全归于权力对于自我的主观有用性，对历史流传下来的崇高价值和基本价值一概加以否定。如此极致的启蒙往往导致种种恶果。当海涅把康德视为“伟大的毁灭者”,认为他的小资产阶级价值观①所体现的荒谬与罗伯斯皮尔的观点有共通之处时，当雅各比忧虑地指出康德和费希特的启蒙哲学必定以虚无主义告终时，大意就是如此。当任何具体、特殊的创造，包括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传统与特殊性存在，都被推崇普遍性、一般性的理性启蒙原则作为不合理性的消极存在列入应予消除的名单时，就进入了安东尼·帕戈登所反思的启蒙的范围，更是进入了《启蒙辩证法》所反思的启蒙的范围了。安东尼·帕戈登指出，从赫尔德到海涅，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启蒙运动展现了它的愿景，和接纳它的资产阶级所设想的一样，它是冷酷、呆板、乏味并且精于计算的。它试图抹掉所有人类的差异、英雄精神和欲望。它用礼貌代替**，用风趣代替智慧。它甚至还更坚决残暴地试图消灭宗教，只留下黑格尔所说的‘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污点’”②。这正是《启蒙辩证法》所反思批判的极致化启蒙。安东尼·帕戈登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这一节结束时恰好引证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观点。

“极致的启蒙”是我们对不顾具体历史条件、不顾有无消极后果一概强行推进启蒙的一种称呼，但现在却极少见到这种用法。那么,我们常见的类似说法是“虚假的启蒙”。“极致的启蒙”与“虚假的启蒙”是什么关系呢?

“虚假的启蒙”是指自以为占据真理，以真理自居，怀疑甚至否定其他的“非真理”,最后贯彻的可能是一种假冒的“真理”的启蒙。在激进贯彻自己的真理时，这种启蒙可能打破基本的价值规范，以及专制、粗暴、极端地对待一切阻碍自己甚至异于自己的存在，并把启蒙的贯彻变成一场粗暴地压制和摧残运动。极致的启蒙在某些条件下会与虚假的启蒙通约起来。一般而言，极致的启蒙的前提还是一种启蒙，只是由于狭隘与偏执，或者操作不当，或者认识有误，或者其他客观缘故，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但虚假的启蒙一开始就不是在贯彻启蒙，而是假借启蒙的名义贯彻自己的偏执与自私(如果发动者有足够的水平的话),或者懵懂无知(如果发动者没有足够的水平的话)地把一种低俗、偏私的东西当作“真理”予以奉崇和推行，并招致失败，引发严重的问题。当然，实际的情况更为复杂，某些具体情景下启蒙的极致与虚假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说极致的启蒙与虚假的启蒙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不进行自我反思，启蒙的对象只规定为他者，绝不会是自己。

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动不动以真理掌握者自居，把启蒙视为对他者的传播和改造，而全然置身事外，以为启蒙的对象都是他者而永远不会是自己的启蒙者所实施的启蒙就是假的启蒙。换句话说，真正的启蒙不仅针对他者，更是首先针对自己。尤其是对于现代背景下的个体来说，由于公共生活必需一种共同体，而共同体内在的复杂性异质性，对于共同体而言的知识和价值都需要超出个体之视界，因而都需要有更大更高的视界和担当。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启蒙就必须不断追问，并与他人广泛交往、探讨。就像刘小枫在分析智者派与苏格拉底启蒙的区别时所说的：“智术师派则把生活在共同体中的某种意见当做根本性的好或坏这一问题的解答，从而以为政治的‘歧义性’已经彻底解决了(如今无论左派、右派、自由派都如此)。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两种哲学启蒙的差异：智术师派面向大众公开教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外的启蒙，苏格拉底则‘仅仅面向单个的人’,不妨称之为对内的启蒙。”①对内的启蒙深知政治、共同体是不能撇开和绕过的基础，它深知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深知自己掌握的知识和价值的有限性，深知声称一种知识和价值是普遍有效所需要的理论证据不易获得并因而高度谨慎，而非把自己的“似是而非”当成普遍有效的“至美佳酿”。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真正的启蒙来说，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永远存在着，需要不断被追问、反思和调整。以个体为标准所取得的至高目标、标准等，都是需要反思的。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个人反思获得的冥思生活当作最高的生活境界的做法，是需要反思和提防的。认定理论静观中的生活是最高的生活，个人理智的完善高于或优先于与他人相关的道德的完善，只有在不向公众公开兜售，仅仅局限于哲人本身的情况下才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向所有人推荐这种生活境界，那就是越过合理边界的极致化启蒙了。

按照这种标准，法国大革命式的启蒙，就极容易滑向极致化的一种启蒙，虽然这不足以改变启蒙的性质和前途，但的确可以提醒人们注意启蒙的合理边界，防止启蒙盲目的扩张。革除习俗权利，用一种新的形而上学重构社会根基的努力，却导致了一场灾难。“启蒙运动原本只是一个智识计划，但是‘体系’的摧毁却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大厦的坍塌，但却没有说明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康德是正确的。法国大革命证明了‘形而上学’可以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而这已成为一场灾难。”①

最极致的启蒙，从思想理论上说，就是看透一切真相，把一切真理、价值及其理据都看穿看透的高高在上的态度。也就是讨论尼采时常常谈到的所谓隐微论的那种东西。根据这种逻辑，不宜轻易说出的真相一旦说出来，便会引发严重的幻灭感和无意义感，招致严重的虚无主义。把这种思想理论推广到实践之中，甚至以不够格的“理想”冒充崇高价值并予以激进推广，可能招致严峻的历史虚无主义后果。

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认识不到共同体价值，仅仅推崇个体性，把个人自足视为最高生活目标的人，是一种需要高度提防注意的启蒙。它即使不是极致或虚假的，也起码不是真正的启蒙。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自己的知的不足性)因而不因自己对有限自我的认知而妄自尊大，更不会随便以为自己把握了真理而以此对他者大肆训导和压制，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启蒙。即便自己把握到了更高的真理，也不能不分场合地随便说出，并把自己的理论凌驾于共同体之上，这才是更接近真正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