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反思虚无主义的第二个推进是沿着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起源是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文化这一观点继续推进的,在推进过程中把虚无主义更进一步地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内在关联起来,在奥德修斯返乡过程中被大量牺牲掉的生命个体中看到了对生命权力基本价值的否定,体现出抛弃基本价值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是比抛弃崇高价值转而追求世俗价值的“上帝之死”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更为可怕和严重的深度虚无主义。奥德修斯练就自我的过程就带有虚无主义色彩。后来在苏格拉底理性主义文化中得以进一步伸张的同一性哲学源自奥德修斯的理性智谋。这种崇尚理性、诡计的文化势必会走向崇高价值的消解,它是日益追求同一性的文化系统所必然孕育着的。
奥德修斯的虚无主义是对生命的杀戮(后来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的杀戮与之一脉相承)。不仅仅是对觊觎他的王权、土地、财富、王后的那些人的杀戮,在《奥德赛》中获得了显明的合法性,以返乡为目的对具有迷人歌声的塞壬、独眼巨人、卡吕普索的工具性利用也同样如此。这种工具性利用,俨然比现在的精致利己主义还要严重。因为它无视生命,无视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对其返乡目的构成阻碍、威胁甚至不予支持的那些个体,不但没有基本的尊重,不惜牺牲,甚至还要有意识地铲除和扼杀,为了返回家乡这一最终目的之实现,似乎一切都是值得的。对塞壬、卡吕普索的工具性利用是如此,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利用也是如此。为了论证这一点,霍克海默、阿多诺不惜采用后期浪漫派的做法,利用现代的工具理性模式来解释奥德修斯时代对神灵的信仰,竟然把这种信仰解释为对信奉对象的工具性利用!也就是以没有真诚信仰神灵仅仅以工具性利用神灵的现代状况作为普遍模式,来解释真诚信仰神灵的古代模式。至于在返乡过程中那些被牺牲的同伴,就更不在话下。当独眼巨人吃掉了他的同伴,神女喀耳刻把他的同伴用巫术变成猪,那似乎都是不值得考虑的必要牺牲,是为了实现更大、更根本的目标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而已。
霍克海默、阿多诺致力于谴责奥德修斯返乡过程中的冷酷无情:“冷酷无情而又惨无人道的克制,与大多数19世纪小说家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相比毫不逊色。荷马描述了施以绞刑的全部过程,他竟然把女人被吊死时的表情与巢中的鸟儿被捉起来的表情相对比,而未动一丝感情。”①人的生命、痛苦、感受不值得予以任何注重。与财产、王位相比,尤其如此。他的聪明才智,都是为了这些价值存在。当这些价值存在与人的生命等基本价值发生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基本价值来成全财产和王位,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经济人。当我们看到克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斯麦尔佳科夫为了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最后不惜伤害自己的父亲时,我们也许会义愤填膺。但我们阅读《奥德赛》看到奥德修斯对觊觎自己王位和财产的贵族们施以残酷的杀戮时,我们也能给予与老克拉马佐夫之死同样的愤慨和否定吗?当我们读到“我攻破城池,把居民屠杀,掳掠他们的妻子,抢来众多财产,大家伙分光,均等,公平,对谁也不欺证”②时,我们是同情还是谴责奥德修斯?当我们读到奥德修斯回到家,面对众多向他妻子求婚者,最后也是设法射杀之,而欧鲁马科斯想用支付黄金青铜来排解奥德修斯的怒气时,奥德修斯这样回答:
即使拿出你父亲的全部财产,欧鲁马科斯,给我你拥有的一切,加之能从别地弄到的东西,即便如此,我也不会罢手,停止杀击,直到仇报过求婚人的侵害,全部劣迹!③
直到奥德修斯杀得“地上血水流淌,溢横”,还不罢休。当卜者流得斯祈求,也是仍然抓起劈剑砍断脖子使其“头颅滚落尘泥”。①甚至于,杀完求婚人还要再杀死那些跟求婚人同宿的女仆。如果不是雅典娜的阻止,杀戮不会终止,和解不会到来。显然,我们在这种阅读中读出了希腊神话时代的希特勒,或者,我们在20世纪看到了古代希腊神话时代杀人魔王的复活。总之,比杀死“形而上学”虚构的“上帝”还要严重的杀死众多生命的事情,再加上返乡过程就是牺牲掉众多实在生命个体的过程,就是比杀死“上帝”更为严重的虚无主义。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虚无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失去崇高价值、迈向平庸价值的关键一步,那么,奥德修斯的虚无主义就是进一步迈向更低层次价值,即剥夺人的基本生命权利的更严重的虚无主义!
霍克海默、阿多诺描述的奥德修斯,是现代化了的奥德修斯,是比现在的精致利己主义还要露骨、还要明显的利己主义者,是没有了任何崇高信仰、只有工具性价值的理性主义者,是为了自己的王权、土地、财富不惜血流成河的冷酷主义者。或者,如果把奥德修斯返乡解释为哲学对灵魂故乡的永恒追求,不如说他是为了崇高的灵魂返乡而不惜牺牲掉大量世俗生命和价值创造的、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为了追求“崇高理想”而不惜随便杀人的“虚无主义者”。
但这样的比附明显具有现代性色彩。把现代解释模式用于文明程度尚不高的古代,把现代文明背景下的野蛮与古代野蛮时期的野蛮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前者是确立了文明规则后的大倒退,后者是那时常见的争斗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把奥德修斯对神灵的敬仰视为为了利用她所采取的工具手段,甚至欺骗手段,是一种现代环境对古代环境的对换。把奥德修斯返乡时牺牲掉的水手、女性,以及回到家后对追求他妻子的男人们的杀戮与20世纪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的杀戮相等同,是有越界和简单化嫌疑的。
不过,在奥德修斯返乡故事中得以呈现的这种虚无主义,其发生和完成起码需要以下几个环节。
1.自我持存。自足自立的自我是个十足的现代性存在,却被该书作者解释成自奥德修斯起就存在的自然事实。“尽管自我从盲目的自然中把自己解救了出来,但自然的支配权还依然在牺牲中持续不断地显现出来。尽管自我作为一种有机体,依旧被囚禁在自然条件之中,但它却试图在反抗有机存在的过程中确证自身。尽管自我持存的合理性取代了牺牲,但它仍然像牺牲一样,不过是一种交换而已。尽管在废除牺牲的过程中产生了能够始终维持同一性的自我,但自我很快就会变成一种顽固僵硬的祭祀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只有通过把自我意识与自然条件对立起来,才能宣布自身的胜利。”①“自我,指的就是那些不再相信表现魔力的人。”②整个返乡过程被视为一种自我历练的过程:“这个旅行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捍卫自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守护自己的财产”;“因此,《奥德赛》所呈现的就是主体性的历史”。①
2.牺牲是一种交换,甚至是有意识的、有预谋的交换。霍克海默、阿多诺用现代合理性理论解释希腊神话,在一系列神话中解读出十足的合理性来:“理性的支配形式需要利用牺牲”,“巫术对牺牲的集体解释完全否认了牺牲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合理化过程”;于是,“奥德修斯式的狡诈实际上就是一种被救赎了的工具技术精神,他让自己臣服于自然,把自然转换成为自然的东西,并在把自己奉献给自然的过程中出卖了自然”。②虽然作者没有说奥德修斯对神灵的信奉是纯粹为了利益、不是真信的话,但奥德修斯从不与神灵冲突,尊奉给定的各种牺牲仪式及其要求,“为此,他从形式上把这些仪式当成了自己进行理性决断的前提条件”。于是奥德修斯就成了后来的鲁滨孙:“这个离群索居而又诡计多端的人,已经变成了经济人(homoo economi-cus)”,成了“贯彻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而得以存活下来的资产阶级个体,甚至于,“奥德修斯就是资产阶级的原型”。③只不过,奥德修斯还不是现代普遍理性的代表,“他的理性必定是一种有限形式的理性,是一种例外形式的理性”④,与命运相辅相成的理性。
3.启蒙蕴含着野蛮:“野蛮和启蒙在合理性上只是一步之差”,而且,“原始神话中已经包含了欺骗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又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欺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①由于《启蒙辩证法》致力于揭示西方启蒙中本来就蕴含着的野蛮和欺骗等阴暗因素,一向被视为理性标杆的启蒙内在的情感根基得以沿着尼采开创的路径铺展开来,启蒙本是出于恐惧及其消除发展起来的一种理性主义方略。为了遏制、消除焦虑与恐惧,对引发恐惧的异在他者予以规范化(归之于理性模式之中)、以便在此基础上对其实施统治,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启蒙文化成功发展至今的有效方法。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面对任何对象都能成功地实施这个策略。一旦如此,对异在他者的厌憎就可能被首选为实践策略。而厌憎至少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疏远、去近、推至足够的远处看不见为净的方式,达到转移、忘却的目的;二是遏制、打击、消灭的方式,力图干脆予以消解持续性衍生恐惧的异在他者。前者往往是在异在他者引发的焦虑、恐惧不甚严峻,一时找不到有效的驱除焦虑和恐惧的方略情况下采取的。而后者则往往是异在他者引发较为严峻的焦虑和恐惧,对主体形成迫切而持续性的生存压力,无法逃避,急于解除的情况。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是为了消解恐惧,都是为了建立对异在他者的统治性关系。一切的认知、体验、交往,都是出于恐惧、焦虑和确立统治性关系的必要性上,以便能使主体本身安然存在。在与他者建立非统治性关系的和解期盼中,这种出于焦虑、恐惧的统治性关系所具有的弊端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出来。通过考察西方文明史最初的状况,霍克海默、阿多诺希望揭示出这种启蒙文化的初始就蕴含着残酷的统治性冲动。为了建立这种统治性关系,焦虑的主体对妨碍这种关系确立的异在他者有时就会实施**裸地打击、扼杀、消灭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中,隐含着明显的虚无主义力量。这种虚无主义力量不只拉低了主体价值追求的层次和境界,甚至直接残害生命个体的基本权利。这种自古存在并在当时的法西斯主义中得以体现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比尼采的上帝之死更为严重的虚无主义,是一种跟野蛮直接等同的虚无主义力量。而它,一直就存在于西方启蒙文化的初始处,会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表现出来。《启蒙辩证法》揭露启蒙并非始于近代,也并非始于取代悲剧文化的苏格拉底,而是始于希腊神话时代,这是《启蒙辩证法》的特殊贡献。通过这种揭露,作者成功地向读者显示了,法西斯主义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东西,而是具有非常远古的根源和基础,“最晚近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最古老的意识形态的翻版而已”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