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所理解的“辩证法”的含义是什么?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指依赖于两个同等有效和对立的要素，每个要素都被扬弃，既被毁灭又被保留，并被提升到了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这两个相互依赖、同等有效和对立的要素，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往往相互牵制、同等有效、一同产生、一同消失，它们在很多情况下和谐共存，最后达求一种融合新生的关系。

尼采虽不喜欢辩证法，不推崇和解，但是，正如丽贝卡·S.皮里所说，他处处在用很多人认定就是辩证法模式的二元论、二元对立。

“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采纳了二元论、两两对立的原则。”①尼采认为人类共享一个自然世界，然后创造一个价值世界。“这一共享的自然世界不仅呈现为两种必然相互联系的人类形式(男性的和女性的),而且无处不是二元论的(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也许，除性别的二元对立之外，尼采最终想要强调的二元对立，是真理与谎言、肯定与否定、创造与破坏的二元对立。”②虽然尼采自己肯定不会认为这就是某种模式的辩证法，但的确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辩证法。这种从赫拉克利特那里继承来的二元对立观，跟逻各斯密切相关：逻各斯“通常被认为是世界的固有原因；宇宙秩序的原理；无处不在、统领自然的有效原则；隐含于宇宙之中、赋予宇宙以形式和意义的理性或原因；浩瀚、神圣的计划和进程。而人的大脑，人的推理能力，是这种自然计划和进程的一部分。逻各斯是终极的创造力，宇宙的原则，是神圣的或像上帝似的”③。这意味着，尼采认定自然世界里存在着一种可以用二元对立模式来表达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是一种自然、客观的逻各斯法则，具有不可抗拒的约束性作用。这样的看法非常类似于我们一般所谓的“辩证法”观点，虽然尼采本人不会认为这就是“辩证法”。不过，即便依据尼采本人的“辩证法”印象，他有时也表达一种对辩证法的好感。如在《瞧，这个人》中谈到自己被病痛折磨时，他就对辩证法表达了好感：“在这痛苦中，我仍然具有辩证学家清醒的头脑，极其冷静地去思考许多事情”,比在健康时更有毅力、周全和冷静。他自己也说这跟他平时对辩证法的消极看法很不一致。①

我们可以认为，尼采挑战和反感的是那种在二元对立框架中选择一个方面是具有真理性以及坚实根基、合乎理性标准的传统“形而上学”观点(即使采取了“辩证”的方式)。他看到，有根基和无根基的论述，其实也一样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所谓“根基”根本就不能成立。同理，合乎理性的论证与不合乎理性的论证，也是一样的。因为有理性的论证背后隐藏着一种更低劣的非理性情感：恐惧、焦虑。所以，在传统二元结构中选择其一加以肯定，选择另一个予以否定的做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尼采的选择是肯定二元框架的一般价值，再补充上“除了二元框架之外，还有更多的论证可能性”。但在更多的可能性论证之中，还是存在好坏之分的。

正如理查德·J.伯恩斯坦所言，尼采的批判存在两个阶段的策略：

第一，质疑哲学对基础和理性论证的寻求；第二，挑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只存在严肃的、具有理性基础的论证和相对主义的意见，而是存在多种风格和视角的论证，只要能促进增强生命、健康和高贵就是好的。传统思考方式要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坦率认识到不存在比想象性和诗性再描述更根本的东西。或者用尼采自己的话说：我们需要发明并尝试多重风格与视角，以便显示哪些虚构具有创造性并能增强生命，而哪些具有毁灭性并且是危险的自我欺骗”②。正是在尼采予以保留的这种二元对立框架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多种相互竞争的解释论证方案中，存在着被霍克海默、阿多诺肯定的那种辩证法：在无法根绝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在更多的多元对立中谋求转换和可能；而且，这种二(多)元结构孕育着反讽和矛盾，也可能孕育着生机和力量。辩证法不是在二元对立中肯定其一否定其二，而是在二元结构框架以及更大更复杂的多元框架中寻求反讽、矛盾与和解。

同时，尼采也坚决反对康德“物自体”那样的能够独立于事物之外的神秘存在。他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处于相互联系之外的“存在”只有康德的“物自体”。可那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尼采也跟我们熟悉的坚持事物都相互联系的辩证法观点十分一致。但这都不是判断尼采辩证法观的依据，因为尼采并不这么看待“辩证法”。

总体而论，黑格尔那种由矛盾推动的不断“进步”在尼采的眼里是一种缺乏自然根基的幻象。由工具理性推动的这个过程，最终会导致稳定、保险、舒适、安全、按部就班甚至密不透风的体系。这是那种指望有一种万物归一的统筹性力量单一地控制整个世界的一神教意识形态必然导致的结局。这个结局的出现意味着充满形而上学想象的虚妄性和卑劣性的出现。它所期盼的“进步”于是就被尼采视为中产阶级缺乏强大意志和能力的平庸，是退化和颓废，是“超人”反思和走向另一种强力意志开启的新文明的开始。就像罗伯特·瑞斯艾所认为的，面对现代性困境，尼采的解决方案不是和解，而是宇宙的“向着同一物的永恒回归”对“个人的命运之爱”(the personal amorfati)的悲剧性的投降。①

在失去与必然进步的固定联系，失去整体性的追求后，霍克海默、阿多诺希求的辩证法更富有自我批判精神，更富有自否定的动力。所以，虽然他们接受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但并非完全接受，而是有所不同和保留。这种不同的突出表现就是对进步原则的放弃，把自否定导致的蜕化纳入历史进步的进程之中，把一眼望见的光明未来推至闪烁着希望之星的遥远“远方”,这是被尼采的观点的影响所致的。在尼采那里，对这种精神的接受和引入，意味着永恒轮回原则的到来。永恒轮回则预示着，进步与蜕化是在一个文化进化史中发生的事情，没有永恒的进步，也没有永恒的蜕化，在一个更大的视域内，只有进步与蜕化的相互交织和替代。能够对这种局面进行挑战的“超人”,凭借自然赋予的强大意志力量，进行文化的创造和努力。比起凭借历史必然性完成其历史担当、做出其历史作为的“无产阶级”,尼采的“超人”更具有英雄的气质。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虽然深受尼采现代性批判的影响，极力把尼采对中产阶级的批判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融合起来，但在对问题的最终解决之法、问题解决所依靠的方法、最终期望的社会状态等方面，他们拒绝了尼采的立场，拥抱了马克思的立场。肯定辩证法，推崇和解原则，对自否定的正面解释，都是明证。

马克思、黑格尔对辩证法的高度肯定自不必说。霍克海默、阿多诺对他们的继承不只是体现在对辩证法的肯定，更表现在对作为辩证法核心原则的自否性的高度重视上。在《启蒙辩证法》中，辩证法的正面意义如何成立是个关键问题。辩证法势必不能是追求整体的理论与方法了。卢卡奇对辩证法的理解注定不能被《启蒙辩证法》所继承，必须开辟新的理解之路来确定辩证法的本质所在。这个本质就是自否定。自否定促使辩证法能够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调整，使辩证法自身拥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凭借这种张力，辩证法能够自我运作出内在的力量，保证自身步入希望和光明之境。甚至可以说，辩证法就是一种合理的张力结构及其维持。只有通过这种张力结构及其维持，事物的运行才能在一个不至于坠入黑暗、极端的状态、情境中保持一种良性状态，预示一种希望和光明的未来。

自否性是辩证法的根本特征。追求自由，获得的却是被统治，但又不会完全陷入被统治。追求高尚，实际却充斥着卑怯和虚妄，但又仍然存在着向往高尚的动力结构。《启蒙辩证法》中充满着这种自否定。喻示着理性的启蒙萌发于希腊神话，古老神话中就存在着凭靠理性(狡诈、欺骗)迈向成功的奥德修斯形象，在神话中就有启蒙，而神化理性的启蒙发展到现代已经成为一种神话。本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的启蒙，最后却沦为“彻底而又神秘的焦虑”①;启蒙本应是要让人树立自主，赢得自由，“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②;启蒙本是带来理性和科学，但“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③。甚至一向本被视为聪明的奥德修斯，也变得愚蠢：“奥德修斯，这个绝顶聪明人，不仅采取了一种愚蠢的形式，而且一旦他放弃了这种形式，他的狡诈就会变成一种愚蠢。这就是雄辩的辩证法。”①充斥着自否定的启蒙，既凸显出启蒙本身的悖谬，也显示出启蒙内在的力量。

显然，在这里，我们不能把自否性理解为毫无希望的既成死局。自否定不是对已然状态的描述，而是对一种正在进行的、可能变成困局的辩证过程的描述，是一种尚未结束、尚未定型的变动态势的忧虑与批判。通过这种忧虑和批判，言说主体欲表达一种改变、调整所担忧态势与方向的期望，给正在变动着的过程注入一种反向的力量，使之启动一个不同的变动系列，并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力。这本身就是一个辩证之法，本身就是辩证法的推动力。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态度理解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说的启蒙已堕落为神话，“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把它理解为对两位作者所担忧的可怕状态的忧虑、反思、反制、批判，理解为纠正这种可能状况的开始。一句话，这本身就是反对、纠正这一状态的启动仪式，是反

抗迈出的第一步。就像霍克海默在回应马尔库塞建议《启蒙辩证法》第一章写得不要那么悲观时所解释的，“第一章中完成的毫不妥协的分析，本身就是对理性思想(rational intelligence)的积极作用的一种更有效的肯定，这比为了淡化对传统逻辑及其相关哲学的攻击所能做的任何辩护都更有效”②。施密特对此也曾指出：“只有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演变进行一个无情的‘否定主义’的批评，才有可能赎回启蒙运动‘过去的希望’。”①这就是启蒙辩证法的奥义之一。

自否定不仅使自由坠入被统治的危险，也使被统治局面中的自由希望更加顽强。在这个意义上，自否定使辩证法能够自我调整，能够在临近悬崖时折返到富有希望之路上来。虽然自否定没有像在黑格尔的理论中那样注定会成为积极的力量，但霍克海默、阿多诺眼里的自否定不是死结，而是能够开启启蒙和希望的结构与力量，是提醒、引起满怀自由与解放追求的人们注意的东西，是一种可能引发觉醒、反思已有习惯之路是否出了问题的象征。自否定不再是注定无解的矛盾，而是防止继续自悖谬下去的转折时刻，至少是探寻求解某种程度的自否定、由此寻求光明之道的起点。由此，自否定作为一个陷入僵局甚至自悖谬的荒谬象征，不再像在黑格尔理论中注定获得求解，而是一种走向螺旋式发展的起点，也不再是注定无解、使历史走入死角的悲悯局面，而是一种自我反思、觉醒、改变、转折并可能获得解局之法的关键时刻，是在希望决定论和悲观决定论之间寻求突破点的不懈努力。而这是从马克思和尼采那里继承来的。它处于马克思赋予的历史必然性和尼采持有的历史可能性之间，既没有完全导向马克思，也没有完全导向尼采。在马克思和尼采之间，霍克海默、阿多诺给启蒙辩证法规定了足够的历史空间，一个希望仍然存在、自否定能够挽回、理性仍然能够自我反思的历史空间。

得益于启蒙内在的自否定力量，《启蒙辩证法》没有断定启蒙走到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荒谬地步，而是回到了黑格尔的和解精神和原则。根据伊丽莎白·罗莎的看法，黑格尔早期就开始主张和解观念，而不仅仅在晚期才把这一思想当作欧洲文化的最重要标志。①在图宾根时期，他就试图把和解原理确定为欧洲的特有。和解与不和解被他看作犹太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区别。和解被看作真实的基督教信仰和完满的善的标志。人应该怎样正确行动?黑格尔的回答是，它被看作基督向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和解的最崇高的模范。以现实与理念区别为前提的理念与现实的和解对黑格尔的理论来说是决定性的。②

柏林时期，黑格尔把和解看作客观精神向绝对精神过渡的最后因素。和解是精神与自身的和解，精神在发展、分化过程中不断外化自己，然后整合、扬弃所有外化后的存在。作为概念的和解，一并表现为使处于对立中的精神一致起来的因素。但这种一致最终只有通过个体才能实现。“这样，和解对于现代的个体就构成了行为举止的样板。”如果说，卢梭和康德已确认，紧张和对立，矛盾和对立伴随着欧洲历史，那么“黑格尔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描述了一致化的需求，和解的需求，也就是解决对立的欲求，和至少把它描述为与对立同样重要。他已经描绘了扬弃对立的可能性并试图在哲学的结构中阐述它”③。

但现代的矛盾对立如此明显和尖锐，使得来自古希腊的和谐原则能否在现时代就能实现还是在现代之后重新实现成了一个问题。《启蒙辩证法》也推崇和解，把和解看作西方历史的传统，把不妨碍边缘存在者的和解原则的实现视为最高理想来看待。和解的辩证法，而不是你死我活式的辩证法，才是辩证法的最高理想。它认定，启蒙不是把所有人都改造成真理的占有者和制造者，而是让不可能完全同质化的各类主体达到一种和解。启蒙的辩证法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式思维，而是一种达求结构合理和优化的和解。它不见得喜欢和追求以一方的死为代价的另一方的生，可能更追求的是一种多方的和解共存；既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也包括主体各层次之间的关系状态。

为此，它极力批评奥德修斯为了自我生存对他者的利用、欺诈、敌视、消灭，以凸显奥德赛的和解主题及其意义。在霍克海默、阿多诺把奥德修斯的故事解释成了你死我活式的欺诈、狡诈之中，蕴含着对和解的期盼。在对奥德修斯不惜牺牲他者返回故乡的故事叙述中，在把奥德修斯解释成一个现代资产阶级原型甚至就是希特勒的原型的意义上，蕴含着对法西斯主义残忍地对待异样他者的强烈批判。如果说，与《伊利亚特》是战争的史诗不同，而“在某种程度上，《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①,《奥德赛》呈现出的和解也远不能满足霍克海默、阿多诺的需求。如果我们把和解看作《奥德赛》本来的主题，也是《启蒙辩证法》一书致力于追求的结局，那么,《启蒙辩证法》追求的和解远远高于《奥德赛》所能提供的。拉埃尔特斯与奥德修斯、波塞冬与奥德修斯、相互仇视的伊塔卡人以及宙斯与凡人之间都建立了这样的和解关系①,但奥德修斯具有太多太深的恐惧，也造就了太多的恐怖。成就奥德修斯的理性、算计，与恐怖、恐惧、愤怒等不良品性密切相关。就像伯纳德特说的：“奥德修斯算计得越深，他就会变得越恐怖。……不过如此多的证据积累起来，已经足以形成一个冷血的奥德修斯形象，结果人们也许就无法把自言自语的奥德修斯，和那个主要关心自己是否能够免于流放的奥德修斯，联系起来了。”②于是，对奥德修斯来说，从另一种解释的角度来看，“要把愤怒说成理智，仅是一步之遥”③。对他者，特别是不对自己胃口的他者，处于边缘性位置的他者，甚至令自己不舒服的他者，不抱有恐惧的态度，不对之制造恐怖的效果，反而与之保持一种像繁星一样互不妨碍、相互发光照亮他者的“星丛”关系，才是《启蒙辩证法》期盼的和解。

总之，《启蒙辩证法》针对尼采对“辩证法”的反思、启蒙、批评，进行了一次再启蒙。这种再启蒙恢复了辩证法的正面含义，力欲凸显辩证法的积极价值。通过自否定、自反思，通过剥离理性与恐惧的关联，通过恢复更高水平的和解，通过剥离辩证法与你死我活式的斗争模式的关联，《启蒙辩证法》促使辩证法与出于恐惧而发生的压抑、扼杀、消灭异在他者的切断联系，并且不再追求虚妄的、缺乏自然根基的形而上学幻相，使得辩证法仍富有批判性的潜力，没有像尼采所言的那样坠入虚妄和工具化的泥淖。与形而上学幻象、工具理性、不良情感(恐惧、焦虑)等关联的切除，虽然身处自否定的漩涡但终究能走出来，保证辩证法最终的自批判效力，挽救辩证法于某种自我蒙蔽和自我否定之中。对此，《启蒙辩证法》提供了一条辩证法的自救之路，呈现了一个成功的自救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