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孟子》的人都知道，其《离娄下》“天下之言性”章非常难解，千百年来使注疏者费尽了心力。其文云：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此章难解，就在“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这一“故”字。此章下文又说，“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两个“故”字应为同义，所以以往学者往往根据“苟求其故”的“故”字来推测“则故而已矣”这一“故”字的含义。如汉赵岐《孟子章句》说：“天虽高，星辰虽远，诚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岁日至之日，可坐知也。”[1]了解了星辰过去的运行，千年之内的日至都可以推算出来。释“故”为“故常之行”，即星辰自身的运动规律。与此相应，释“故而已矣”的“故”为性的常态和特点：

言天下万物之情性，常顺其故则利之也，改戾其性则失其利矣。若以杞柳为杯棬，非杞柳之性也。恶人欲用智而妄穿凿，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禹之用智，决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虚无事之处。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于无事之处，则为大智也。[2]

顺从性的常态和特点则有利，穿凿妄为，改变性的常态和特点则失其利。所以下面又说：“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与道乖。性命之旨也。”[3]赵岐注释此章时，联系到孟子“顺杞柳之性以为杯棬”的观点，是其可取之处，对我们理解该章极有参考价值。不过从“天下之言性也”一句看，孟子是引述当时人们的观点，并加以评论，而赵岐注显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另外，其对“故”字的训释也显得含混、不够明确。

宋代以后，理学兴起，《孟子》因列入“四书”而备受关注，故理学家对此章多有讨论。如朱熹《孟子集注》说：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4]

朱熹释“性”为“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释“故”为“已然之迹”。按照朱熹的看法，理属于形而上，是“若无形而难知”，但它可以在具体事物中表现出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所以天下讨论性的人，根据性的“已然之迹”就可以了解到性本身，就像从星辰的“已然之迹”，就可以知其运行规律一样。朱熹的这个解释建立在他“理”“气”、“未发”“已发”的理学观念之上，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创造，它与孟子思想存在着一定距离，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宋代著名理学家、心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对《孟子》此章亦有解释，其《象山语录》云：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义。中间“所恶于智者”，至“智亦大矣”，文义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据某所见，当以《庄子》“去故与知”解之。观《庄子》中有此故字，则知古人言语文字，必常有此字。《易·杂卦》中“随无故也”，即是此故字。当孟子时天下无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言之，实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说耳，是反以利为本也。夫子赞易，治历明时，在革之象。盖历本测侯，常须改法。观革之义，则千岁之日至，无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5]

陆九渊释“故”为“陈迹”，是取“故旧”之义。但这样一来，下文“苟求其故”的“故”字便不好理解。所以陆九渊实际是把上面一章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认为前面是孟子对当时人性论的评论，批评当时之人据陈迹言性，以利害相推算，忘记了性的根本；中间一段是孟子关于“智”的观点，并认为其“文义亦自明”；后面则是讲“赞历明易，治历明时”，并根据“历本测侯，常须改法”，改“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为“不可坐而致”。陆九渊素以不读书自诩，且主张“苟得于心，《六经》皆我注脚”，故常常妄改经义，此章即是一例。

清代考据学流行，许多学者对孟子此章进行解释，如毛奇龄释“故”为“智”，认为“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过智计耳。顾智亦何害，但当以通利不穿凿为主。夫所恶于智者，为穿凿也。如不穿凿，则行水治历，智亦大矣”[6]；焦循认为“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旨”，并将“故”释为“已往之事”，认为“当时言性者，多据往事为说”，“孟子独于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贞之利……利以能变化，言于故事中，审其能变化，则知其性之善”。[7]当代学者中也有对此章进行注释者，如杨伯俊先生译此章云：

孟子说：“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我们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假若聪明人像禹的使水运行一样，就不必对聪明有所厌恶了。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设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不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聪明也就不小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8]

杨注《孟子》以简洁、明了著称，但此章却很难说做到了这一点，这也反映了“故”字理解上的难度。《孟子》一书谈论性的地方很多，但系统发表对性的看法，却仅此一章，是理解孟子人性论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但由于“故”字得不到训释，此章的含义也就含混不清。“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它与孟子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孟子赞同的，还是要批判的？对于这些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且一直难有定论。所以一方面，尽管此章内容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在以往讨论孟子尤其是其人性论的著作中，却很少有引用这段材料的[9]，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种局面，直到郭店简的出土发现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