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学》晚出的结论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做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人们对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所引《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二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分别看作“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5]，但同样也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像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泗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6]，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认为《大学》非曾子所作，可以再讨论，但他认为《大学》原为独立的一篇，则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像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像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大学》与帛书《五行》经、传做一比较，用出土材料进一步说明分《大学》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竹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解释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现其许多特点都与《大学》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的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解释，不存在直接引用《诗》《书》作传文的情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解释，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经·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文中所引《诗》句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颇有启发。

其次，传与经相对应，不存在有传而无经的情况。帛书《五行》除前面几章外，每段经文皆有传，传文往往先引经文，然后加以解释，且不厌巨细，每句必解。如“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一章，传文作“‘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不悦不戚’：悦而后能戚所戚。‘不戚不亲’：戚而后能亲之。‘不亲不爱’：亲而后能爱之。‘不爱不仁’：爱而后仁”。对于一些实在不必要解释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赘言。如“‘鸤鸠在桑’：直也”。《五行》的传文之所以每句先要引用经文，是因为经、传被分别抄在前后两个部分，如果不引用经文，就会使人们不知传文对何而发，造成混乱。而《大学》所谓的“经”“传”也是抄在前后两个部分，若按传文体例，也当在传文前引用所要解释的经文，而《大学》的几处《诗》《书》文字均没有指明与经文的关系，把它看作“传”显然不合适。那么，《诗》《书》之外“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语是否就是经文的注解呢？我们认为同样不是。因为这里的“修身在正其心”乃是对前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等语的概括，前文并没有“修身在正其心”一语，所以与其把它看作传文，不如把它看作前文的引申、发挥，“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句的情况也是一样。更重要的是，《五行》的传基本是围绕经文而发，没有脱离经文之外的议论，而《大学》的有些“传文”很难与经文一一对应，与《五行》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有“经”无“传”还容易理解的话，那么，有“传”而无“经”则不好解释，与传文的体例也不相符，所以把《大学》的几处文字看作“传”显然不合适。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既然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儒家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自己的经典说成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做法，另一方面又看到笼统说《大学》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权威和影响，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成定论。然而，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的《大学》定本。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做过整理，其中尤以程颢的定本为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等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等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等文字看作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对“明明德”等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将《大学》看作“孔氏之遗书”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结论。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连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远胜于朱熹的《大学章句》，似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