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是如何提出来的？它在思想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些无疑是我们首先要考察的问题。在先秦典籍中，明确将思孟联系在一起的是荀子，其《非十二子》篇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说法，子思、孟轲不仅前唱后和，提出一种五行说，而且在当时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拥护。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说法自然有一定根据，所以后世所谓的思孟学派实际也就是由这条材料而来。与此不同，韩非子则将子思、孟子看作分别独立的学派，其《显学》篇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里虽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们看作“儒分为八”中的两派，对于二者关系如何，则根本没有谈论。不过韩非子“儒分为八”的说法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说的八派并不处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子张、漆雕氏（漆雕开）等属于孔门的七十二子，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则已到了战国后期，前后相差约二百余年，所以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显然是不能当作并列的学派看待。又如，八派中有“颜氏之儒”，孔门弟子中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颜浊邹等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认为是指颜回一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颜氏之儒就应该是由颜回弟子创立，但又尊奉颜回；因颜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乐正氏之儒”，先秦儒家为乐正氏者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前人考订乐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为八”中有曾子弟子创立的乐正氏之儒，却没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则孟子与其弟子分别创立了学派。此外，韩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像《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共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张氏”一家。还有，《孟子·离娄下》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但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派之中。[64]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费解，搞不清韩非分派的根据是什么。那么，如何看待荀子与韩非不同的说法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二者的着眼点不同，荀子强调的是学派间的归属和联系，而韩非说的则可能是历史上产生的具体学派。

我们知道，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主要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在孔子门下汇聚了庞大的弟子徒众，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学派。从《论语》《礼记》等典籍来看，孔子与其弟子的关系往往是宽松、自由的，弟子由于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来到孔子门下；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离孔子而去[65]，儒家内部似乎始终没有形成严格的组织系统，更没有对学派的传授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儒家不同于一般宗教的特点。所以孔子去世后，儒家内部虽然出现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当儒家的某一人物，门下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弟子，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便形成所谓的“派”。这种“派”的数量自然会是很多，远远不止于八派，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可能是指他当时对儒家分派的了解，并不能概括儒家的全部。同时，由于韩非乃法家人物，对儒家内部情况可能并不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从旁观者的立场将其分为两派，至于二者关系如何，自然不是他所关心的了。荀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主要是从儒家内部的派别划分来看待子思、孟子的关系，认为二者在儒家内部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在所批评的“十二子”之外，荀子又提出仲尼、子弓，称赞其“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是圣人之不得执者也”，认为自己即是出于仲尼、子弓之后。因此，子思、孟轲与仲尼、子弓实际代表了荀子所理解的儒家内部的不同路线，他将思孟联系在一起，并给予批判，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就荀子而言，他也没有肯定思孟就是一个学派。[66]因此严格说来，思孟学派应该是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合称，因二者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又存在间接的师承关系，所以人们将其联系在一起，合称为思孟学派。但二者在历史上则是分别独立的，当“孟氏之儒”出现时，“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然而，可能由于后者只是在墨守师说，缺乏创造，所以真正发展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后起的孟子学派。

荀子在批判子思、孟子时，特别说到他们“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表明思孟一系曾自认为出于仲尼、子游之后。对于这个子游，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子弓之误，理由是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67]。但正如郭沫若批评的，“别处之所以屡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本处之所以独言‘仲尼、子游’者，乃子思、孟子的道统。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68]。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提出，荀子所说的子弓实际为子游之误。盖“子游”二字，汉石经《论语》作“子斿”，“斿”失去右旁，因而至误为“弓”。子游乃孔门弟子，与曾子相亲，其人特长于礼，而荀学于礼尤致意之，遂称扬子游礼学，而非驳继曾子学派之思孟也。[69]此说是否成立暂且不论，但至少根据荀子的记载，子游应该是对子思、孟子产生过影响的重要人物。子思与孔子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过多地接受孔子的教诲，子思的父亲孔鲤亦早卒，所以较为合理的说法，子思应该是在孔子弟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不过从思、孟的言论来看，他们似乎较少谈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谈到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子。如在《礼记》中，子思常与曾子讨论孝亲执丧；孟子也常将曾子、子思并举：“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这里的“同道”是说曾子、子思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而不一定是说在传授“道统”，但也说明在孟子眼里，二人确实具有某种联系。此外，《孟子》一书提到曾子九次，对曾子十分推崇。在孟子笔下，曾子常常被描绘成刚强、弘毅，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公孙丑上》）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公孙丑下》）

这里的曾子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看作孟子精神的化身。孟子、曾子思想上也存在着一致性，“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与曾子以“忠恕”释“一以贯之”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往往认为子思、孟子实际是出于曾子一派。不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以上两种观点其实也并不矛盾。前面说过，子思虽为孔子之后，但他既未真正受到孔子的垂教，又经幼年丧父的变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来，与其发生联系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数，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两位，子思与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存在某种一致性。所以荀子说子思、孟子曾经推崇子游，应该是有根据的，不应轻易否定。至于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则较为复杂，除了对子思、孟子产生影响外，可能与荀子也具有某种联系。据笔者统计，《荀子》一书多引曾子的言论，对曾子似乎十分重视。[70]而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吴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学于曾子门下，这样看来，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从曾子的思想来看，孟子虽然称其“守约”，突出了其重视内在精神的一面，但史书也不乏曾子论礼的记载，说明他对于外在礼仪同样十分关注。这样，以后的孟、荀实际都有可能与他发生联系，产生共鸣。而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当荀子在对儒家各派进行批判总结时，便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只将子游划归思孟一系而不谈及曾子，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对子思、孟子产生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