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字以通其词”方法的进一步细化——寻求本字

在具体的训诂方法方面，段玉裁进一步提出了“寻求本字”说。如他说：“凡治经，经典多用假借字，其本字多见于《说文》，学者必于《尔雅》、传、注得经义，必于《说文》得字义，既读经注，复求之《说文》，则可知若为假借字，若为本字。此治经之法也。”[19]

这一“寻求本字”的方法可以从他对《大学》文本中“明明德”一词的训诂中窥测一斑。他说：

段氏对“明明德”的辨析的确体现了哲学思想之不同。其意为彰显君王的最高德惠，由近及远，由室家而至于天下，而不是把先验具有的内在光明峻德彰显出来。唐宋诸儒的解释是从修养论的理论背景出发来解“明明德”的，而段氏是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解释“明明德”的。段氏的解释有文本与训诂的根据，而唐宋诸儒的解释在语言的句法上也说得通。然不管如何，由此例可以看出，段氏的文字训诂学中包含着隐晦的哲学思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段玉裁还进一步考察了这种训诂谬误的根源。他认为，自孔颖达之后，“释《大学》明明德曰：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析为明其明德，与郑注绝不合，为后儒读经错缪之始。古经言‘明明’，皆‘煌煌’‘赫赫’之类”[21]。段氏所论既有学术意义，也有思想史意义。

如果说“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是戴震语言解释学的基本纲领，那么，这一纲领在段玉裁训释《大学》“在明明德”一句中，则得到非常典型的运用。他引《诗经》《尚书》《尔雅》《礼记》《左传》等经典，以证明“明明”为“察”之意，非如唐人、宋人将“明明”二字拆开，释为明“明德”，他说：

定本、集注本皆作但议明德也，无上明字，已为不古。至孔本但作明义、明德，妄增义字，令下引《大学》不相贯，由浅人不解“明明”之语，妄为增窜耳。……朱子云：“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虚灵不昧，语近佛氏本来面目之云，特以理字易心字，谓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耳。复初之云，始见于《庄子》。《大学》言充积，非言复初也。失古经句度。故训以私定之句度。故训释经，非《大学》之旨也。至于程子之读“亲民”为“新民”，则又失其音读者也。汉儒有改读经字者，而“大学之道在亲民”不得援此例。人与人，患隔而不亲。亲民之事，必兼富之、教之，未有不使民菽粟如水火而责以仁者，即《大学》一篇言之曰：“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曰：“为人君止于仁，与国人交止于信。”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岂偏言教化耶？失其音读，而为政之次第失矣，尚何至善之可求耶？近儒如王文成亦言不当读新矣。往者东原师作《大学补注》，为予言开宗二句之义，而其书未得见，因述以诒后之人。[22]

段玉裁辨“明明德”与“亲民”问题，虽是考据学的问题，但却是关涉儒家政治哲学、心性哲学的大问题。他对宋明诸儒的批判，对戴震哲学思想的继承，贯注于字里行间。他以“寻求本字”的考据方式曲折地阐发了其与戴震相同的哲学思想。

（二）总结汉人的注经原则与读注的方法

段玉裁通过总结汉人注经原则，为经典的正确阅读提供训诂学的技术与方法，从而为正确地把握经典原义提供人文学的方法论的支持。他说：

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主乎同，音同而义可推也。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憭然。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所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凡言读为者，不以为误。凡言当为者，直斥其误。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三者皆以音为用。六书之形声、假借、转注于是焉在汉之音，非今之四声二百六韵也。非通乎虞夏商周汉之音，不能穷其条理。[23]

上述有关汉人训诂学原则的总则，虽然属于语文学（philology）范畴，但从古代经典阅读的角度看，仍然可以放在广义的古典语言范围之内，因为，理解了汉人注疏的原则有助于理解经典的意义，虽不直接涉及语言分析，但与语言分析密切相关，从而构成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