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戴震思想研究专著，对戴震哲学的宇宙观、认识论、伦理学给出了新的解释，如周辅成、王茂等人从唯物论角度来研究戴震的哲学思想，周兆茂则从戴震思想的前后期变化的角度，揭示了其哲学由唯心向唯物过渡的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深受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人称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人”的日本学者村濑裕也，在199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汉语版著作《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与道德价值》中，也从存在论、认识论、人论及道德论四个方面，对戴震哲学的精神实质及其体系特征，做出了别开生面的解释。另外，还有学者从人学思想角度来研究戴震思想，但并未提出新的见解。

（一）对戴震宇宙论的现代解读

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在自然观上，戴震的“气化流行”天道观是一种唯物论立场，如周辅成认为，戴震“仍然承继中国古典唯物论者以气或阴阳五行来表示物质或物质现象”，这样，他所说的“道”就是非虚而实、非静而自动的，然而又是可以被思想的“恒该理气”的实际存在。其宇宙论的贡献是：第一，尽可能接受科学成果来解释自然，“摆脱宗教神秘的观点，比过去任何一个唯物论者更彻底”，“他的天道观，最少神秘意义”，“他从物质与运动二者密切不可分一点立论，始终不曾去借助另一超物质的力量来说明自然现象的运动的来源与发展”；第二，发展了中国唯物论者所谓“理不离事”或“理不离气”的见解，从事物发展的动静、生息方面谈规律或理，并注重在事物的“分”或“性”上谈理的基础，为殊异性争取合理基础；第三，在身（物质）心（意识）关系上，既认为“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又认为“血气”绝非比“心知”低贱，人与禽兽同有“精爽”，而人有“心知”，能“学”以进于“神明”，不再假定什么“圣心”或心知之外的更高级存在来说明自然世界以至社会界的最基本规律或最高原则的来源，“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第四，既注重从“分”与“性”上去求理，又看出心知不外是血气的结果，反对“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于是整个自然界除了“气化”或物质外，不再假定其他超物质的存在，更不能说自然界有什么总的目的存在了。[121]

有关戴震唯物论哲学的特质及其成就，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有的学者对其唯物论思想的成就评价很高，如舒凡认为，戴震哲学在思想上接近古代儒者，在立说、论证上接近近、现代的学风，是一个值得大做的题目。朱熹持理、气为二本，且赋予二者价值预设；戴震反是，持气一本论，且无价值预设。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之性，因而修养是“复其初”；戴震反是，主张性只是所禀之气，仁义是通过问学、“扩而充之”达到的。如果一定要为戴震归个类，戴震可以算入唯物主义哲学家之列。“不过立刻要补充一句：他之称为唯物主义者，是在马克思唯物主义意义上，而不是旧唯物主义意义上。”[122]这种评价在现在看来，显然过高。

有的学者认为，戴震以气释道，但气不等于道；且“溯而上之，至是止矣”，到气为止的观点说明其不彻底性，不如柳宗元、王廷相的气无始无终的观点更为彻底。反对者认为，“到气为止”的说法正是其唯物主义天道观的体现，因为气以上不应再有什么东西，正如物质之上再没有什么别的本原一样，且与柳宗元所说的气为无始无终的观点并不矛盾。[123]

有学者认为，戴震认为宇宙万物一经形成，便停止了变化，天体“相距不移”“终古不变”，生物“以类滋生”“各循其故”，这与欧洲17、18世纪哲学家的形而上学观点很相像，故戴震哲学宇宙观思想中也有形而上学萌芽。反对者认为，戴震肯定了“气化流行”即物质运动，怎么能说是形而上学呢？不过，戴震如中国古代哲学家一样，在发展观上不够彻底。

在近20年的戴震哲学研究中，学者对于其哲学的形上学特质之认定，颇有分歧。或认定“气论”为其形上学的基础，或认定“道论”为其形上学基础，然亦有学者认定戴震哲学缺乏“本体论”的内容而只有宇宙论，从而以宇宙论代替了其哲学的形上学。对此问题，许苏民提出了别开生面的解释。他认为，尽管戴震哲学的本体论即形上学仍然是传统的“元气本体论”，然其实质是“近代的人学本体论”，这是戴震的“本体论学说为中国哲学史所提供的新东西，是戴震的本体论学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并将气论、道论与人本论结合起来。探讨戴震哲学的形上学特征，确实深化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并为解释戴震哲学的近代性意义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这一观点足以成一家之言。

（二）对戴震认识论思想的评价

在认识论方面，周辅成认为，戴震哲学的积极贡献在于他严格区分了“意见”与“理”，认定“理”如果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便是“意见”，揭露程朱与道、释、陆王心中的“理”全是主观的偏见、私见。认为耳目鼻口“迎受”作为“实体实事”的物；“心之精爽，驯而至于神明”，才“主于耳目百体”；但心不能代耳目鼻口，“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为”，耳目鼻口是“外内相通”“开窍”的。这是对感觉与实在问题的深入发挥，揭穿了心可独立自存的唯心谬说。而“有物必有则”“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理义非出一意之可否”，故认识非程朱等所谓回转自身、深入体会“无蔽”以“复其初”，而是向外求“明”，要求学明理，“解蔽莫如学”“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明理者，明其区分者也”，要“重学问，贵扩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说明他充分估计到人类实践的积极作用。“但戴震如能把这种个人意见的分析再推进一步，看出这些统治者的‘理’或‘意见’不只是个人的，而且是一阶级的，这理论便会更深刻了。”[124]

冯契认为，戴震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对“心物（知行）”之辩做了唯物主义的解决，着重考察了“知”，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戴震“不懂得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实践的检验而达到真理的辩证法”，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有较多的形而上学倾向”。[125]有学者指出，戴震在批判程朱唯心主义理学中建立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了从“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批判了程朱的理“得于天而具于心”“冥心求理”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有血气，然后有心知”“就事求理”的唯物主义主张；认为“私”和“蔽”是人之两种不同的大患，私生于血气，是情欲之失，蔽生于心，为知之失，故须去私去蔽，统一理欲；勤奋好学是扩充知识的重要途径，凡事必穷究根源以明其真相，必旁征博引以断其是非；区分了真理与意见，以多数人同意为真理标准，反对以实际上是个人偏见的理责人、杀人。但也有唯心主义因素。如区别圣、愚，圣人具“天法之知”，愚人则须反复学习；以多数人同意为真理标准，既难以操作衡估，也缺乏理论论证，不能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26]当戴震说：“人之精爽如火光之照物，得理者其照不谬也。”人们能不能认识事物，应通过实践，不能说如火光一照就能了然于心，不能是先天的能力，显然是唯理论，是唯心的，割裂了感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

但也有学者认为，戴震认定“声、色、臭、味”及“人伦日用”等客观事物“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耳目鼻口”及“心知”之后才产生认识的，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而他把人的认识能力比作“火光”，把人的观察客观世界比作“照物”也无错误，并非唯心论。戴震的认识论可与费尔巴哈并列而无愧。他在真理标准上的认识是不妥当的，这也正如费氏未能真正理解实践的作用一样，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他是唯物主义。[127]也有学者认为，戴震注意分析的看法是建立在客观事物是千变万化的这一观点之上的。杨宪邦等人认为，戴震的认识论是消极的、静观的反映论。侯外庐等人则认为，戴震的认识论有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二重性的特点。

（三）关于戴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分析

学界对戴震哲学思想的研究，一般重在其晚年思想上。其实，戴震思想本身也有一个演变过程。侯外庐等人认为，若依据戴震对宋学态度的变化，大体可以四十岁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虽力倡汉学，但不排斥宋学；后期独标经书新义以力攻宋学”[128]。杨向奎认为，戴震从35岁到40岁走出程朱派，进而反对之，主张一本说而反对二本说，但与距离程朱相比，戴震思想距离孟子思想更远。因为子思、孟子在哲学上属于一元唯心论者，而戴氏《孟子字义疏证》却是以唯物一元疏解唯心一元；名义上是在为《孟五》作疏证，其实是在发挥自己的学说。这种叛离的色彩，在其《论性》《原善》中还不明显，因这些著作是他思想处于转变中的表现，是早期与晚期思想发展的分水岭，说明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对程朱没有批判，只是站在孟子立场上反对告子与荀卿。

还有学者认为，戴震的《疏证》是在内外学术压力下所撰就的，历史上既有领导当时学风的考证学家戴东原，还有一个与当时学风相悖的思想家戴东原。戴震一生思想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757年为转折点，此时戴震以考证之学扶翼程朱义理；第二阶段以1766年为分水岭，此时戴震以义理、考据、词章分源并观，《原善》三篇为戴震义理之学的发轫；第三阶段是他生命的最后的10年，以《疏证》为代表，此时他已将义理与考据熔于一炉而自成体系。

周兆茂对历来被学者所忽视的戴震早期与中期哲学思想做了详细的考察，认为戴震哲学有一个从信奉程朱理学到批判程朱理学，从唯心主义理一元论到唯物主义气本论的发展过程，前期是“程朱理学的干城”，基本哲学概念是“道”，后期哲学是“气一元论”，变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气本论”。在其绝大部分学术人生中，都是崇奉程朱理学或徘徊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129]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本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戴震哲学一直是以‘道’为形上学的本体”，前期的“道”的概念“更多地侧重于伦理学意义”，中、后期的“道”则“突出了‘实体实事’的存在论意义”，使其哲学及人道论具有更为明确和坚实的唯物论基础。原因如下：一是戴震本人曾明确地道出了自己哲学的价值追求；二是进入中晚年后，戴震开始批评宋明理学所谓“理”的概念，认为“理”字在儒家经典中不多见，要恢复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必须回到儒家原典的语词中；三是成熟时期的戴震提出了“道赅理气”的观念，找到了打通天人且又符合儒家原典精神的哲学概念——道，从而完成了对宋明理学形上学的批判工作，由解构到建构。所以，“道论”是戴震哲学的核心，从早期到后期都内蕴着价值追求，村濑裕也将戴震哲学后期“道论”看作纯粹论述实体实事而与价值无关的观点，是缺乏文本根据的。[130]不过，笔者认为，周兆茂对戴震与“新安理学”、与朱子学的关系进行了明晰的考察，以实证材料揭示了戴震与朱子一系的“理学”的学脉关系，揭示了清代哲学与宋明理学的继承性一面，补救了侯外庐以来“早期启蒙说”一系过分强调明清哲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性之偏。[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