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义学为核心的卡尔纳普模式和以语用学为核心的戴维森模式，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分析哲学和后分析哲学的典型思维方式，从卡尔纳普模式到戴维森模式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语义学的语用化转向”。[64]可以看到，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这种“语用学转向”，既显示了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又反映了哲学思维发展的某种关节性的变革，具体地讲，其哲学实质和意义体现在：

首先，“语用学转向”重新定位了语言的三元划分结构，将语用学推向了哲学的中心舞台。卡尔纳普认为语言由语形学（表达式和表达式间的理论，进一步划分为语义适当和逻辑语义，即证明理论）、语义学（表达式和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论）和语用学（表达式和讲话者之间关系的理论）所组成。戴维森模式对卡尔纳普模式所建基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但他的目的不是要否定这样的界限，而是要表明，卡尔纳普对语言界限划分的方式是不充分的。因为戴维森模式的出发点不是把语言当作一种命名的方法，而是当作一种工具箱的语言理论。一旦放弃语言作为一种命名的观念，就没有办法将语义学从语用学中解脱出来。当我们解读一种语言时，所学习到的每种东西（以及因此为弄懂这种语言而认识的每种东西），是语言的使用者如何使用语言。如果语言是非命名的，如果意义仅仅是解释者的分类工具，那么通过意义的棱镜所透视的语言行为的那些方面，以及不能够透视的那些方面之间，就不存在鲜明的界限了。我们在其对认识意义有用的地方就做出假设，而在认为它并不能对理解和解释言说有帮助的地方，则不假设它。因此，它们的区别应当是，用来标示我们所用于去交流的和我们如何使用它的之间的界限，即把语形学当作人们使用表达式，以便进行交流的理论（形式上是好的理论），把语义学当作人们如何使用表达式的理论。在这种有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新的戴维森模式的语言理论中，语形学被还原为可以进入到此种语言中的表达式，语义学被还原为对表达式进行使用的方式中的“原则的”“核心的”或“不变的”部分，语用学则被还原为对表达式进行使用的方式中的剩余的、“外围的”方面。由此，对于日常的语言交流而言，主体真正所面对的是语用学，而不是语形学和语义学。事实上，“语用学不是对句法和语义的排斥，而是兼容。返回到语用学也就返回到了具体。”[65]

其次，“语用学转向”导致了新的科学解释模型，从科学逻辑转向了科学语用学。亨普尔和奥本海默（P.Oppenheim）提出的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D—N解释），本质上是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认识的产物，带有深刻的逻辑经验主义思维痕迹，该模型的目标就是在下述图式中对条件C提供解释：E是一个好的科学解释，当且仅当E是一个满足条件C的语言单元，它根据逻辑和经验的条件来阐明C。但基于科学逻辑的这种模式，根本不能解决意义的经验标准问题，既不能证实经验事实，又不能验证科学命题。因此，20世纪60年代末，汉森、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激进的历史主义者认为，C应当根据历史的和世界观的条件来得到满足，科学的结果仅仅在一个所予世界观的语境中，才能够得到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拉卡托斯、夏佩尔（D.Shapere）和劳丹（L.Laudan）等人认为，C应根据为阐明实在的概念框架、研究纲领而建立起来的理性模式来得到解释，他们并不在形式的方法论的论题和事实的、物质的论题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而是认为，科学研究的结果最好是在关联于科学变化的过程中来得到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用学转向使这种“语用的语境论方法”更加日趋明朗，[66]这种语用论模型根据做出解释的解释者来阐明C，要求按照语境的适当的指导，在听者中产生理解解释者的意向以及解释行为的核心性。这是一种反逻辑主义的思维，即反对解释是独立于语境的一种语言单元，以及所有好的科学解释都能满足逻辑条件的单一集合。而认为解释依赖于主体，由于解释语境的差异，不同解释主体形成不同的提问方式，因而形成特定的回答方式和特定的解释形式。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解释范式的转变，即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的转变，因为“正是语用学才分析整体作用；而在这个整体作用的语境中，对语言系统或科学系统句法——语义学分析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唯有指号学语用学才能使当代语言分析的科学逻辑变得完整”。[67]它所显示出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在科学解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化上，而且表明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已不仅仅是科学解释的问题，更应结合人文解释，从科学共同体的意向、心理、行为等各个方面认识，在科学语用学基础上所建构的解释才能对科学理论的本质做出真正的认识。

最后，“语用学转向”为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点，构建了哲学对话的语用学平台。由于语言首要的不是词与事物关系的聚集，而是人类行为和作为这些行为的规则的聚集，并且真理也既不需要也不承认以符合论术语进行的解释。因此，使得一个表达式有意义的，并不是它所代表的那个事物或对象，而是它能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得到使用这个事实——即存在一种我们能将之用于特定交流目的的方式。这样一来，最好不要把意义看作是一种对象，而应当看作是一种可以起作用或具有价值的某种东西，是它的表达式在实际言说语境中起作用的具体化。因此，“语义学必须符合语用学，把语义内容归属于意向状态、态度和行为，其目的就是要在各种语境中来决定它们所发生的语用意义。”[68]这样一来，作为语义学出现的，经常是伪装了的语用学。当我们表面上在陈述一个词和一个事物或对象之间对应的语义关系时，我们所真正做的，却是借助于其他相似的词来指明问题中词的功能和使用。正像蒯因和戴维森在思考根本翻译的实验时，各自进行的解释那样，去观察讲话者使用的表达式和观察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些表达式的，实际上完全就是去观察和理解，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对词如何与事物相联结进行的观察。对一个陈述的意义进行的谈论，本质上所谈论的就是该陈述在具体语言语境中的有效性。仅当陈述的语义内容符合语境的要求，有助于去确定所有句子表达式的语言使用界限时，该陈述的语言意义才是有效的。

可见，语用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规范，一种规则，其目的就是在语言交流的范围内，来制定语言使用的适当与否的规则。一个陈述的意义，即此陈述所具有的有效性，首先和主要的就在于对此陈述进行的断定所带来的承诺和行为后果，并且这些承诺和行为后果依次得到此陈述参与其中的推理的反映。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它的推理作用。在这种方式中，任何“语义解释”仅仅是对“语用意义”的详细阐释，“这是可能的，将所有种类的抽象对象与得到形式化的语言中的符号系列连接起来，从模型集合到哥德尔数字。这样的连接，仅当它用于决定哪些系列是如何被正确地使用时，才算为特殊的语义解释。比如，塔尔斯基将一阶谓词演算的形式完善的公式，映射为形态领域，从而将它们修饰为一种语义解释，仅仅是因为他能够得到有效推理的观念，告诉它们正确使用的观念。”[69]

从“语形—语义”学的分析模式到彻底的语用化模式的转换，使得语用对话真正地建构在牢固的公共生活实践之上。因此，从卡尔纳普模式到戴维森模式的“语用学转向”作为后分析哲学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向，内在地显示了“现今的哲学无不带有语用”这一哲学基本特征，可以说，“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70]走向语用学，是分析哲学经历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后的最终归宿。

[1] [美]W.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冯契：《哲学大辞典》，117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3]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54～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 冯契：《哲学大辞典》，121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60～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65～7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78～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8] Jef Verschueren，Jan-ola ?stman，Jan Blommaert，Chris Bulcaen（ed.），Handbook of Pragmatics，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pp.471-475.

[9] [德]弗雷格：《算术的基础》，7页，1953年德英文对照版，转引自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 Aloysius Martinich，Philosophy of Langu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01.

[11] [德]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1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2] [德]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3] [德]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12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4] 冯契：《哲学大辞典》，1287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15] 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1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6]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227～23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7] [德]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童世骏等译，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8] 周祯祥：《现代符号学理论源流浅探》，载《现代哲学》，1999（3）。

[19] Brigitte Nerlich，David Clarke，Language，Action，and Context：the Early History of Pragmat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780-1930，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p.10.

[20] 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275～27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1] Achim Eschbach（ed.），Karl Bühler’s Theory of Language，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88，p.147.

[22] Brigitte Nerlich，David Clarke，Language，Action，and Context：the Early History of Pragmat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780-1930，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p.12.

[23]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4] Charles Morris，Writing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Walter de Gruyter，1971，pp.21-22.

[25] Charles Morris，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New York：Prentice-Hall，1946，p.219.

[26] 理查德·蒙塔古：《语用学和内涵逻辑》，瓮世盛译，见中国逻辑学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编译：《语用学与自然逻辑》，186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

[27] Rudolf Carnap，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p.9.

[28] Asa Kasher（ed.），Pragmatics：Critical Concepts （I），London：Routledge，1998，p.21.

[29] Stephen 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5-35.

[30] 郭贵春：《语用分析方法的意义》，载《哲学研究》，1999（5）。

[31] Stephen 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54-283.

[32] Stephen 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35-47.

[33] Brigitte Nerlich，David Clarke，Language，Action，and Context：the Early History of Pragmat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780-1930，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p.6.

[34] Charles Morris，Writing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Walter de Gruyter，1971，pp.21-22.

[35] Charles Morris，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New York：Prentice-Hall，1946，p.219.

[36] Rudolf Carnap，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p.9.

[37] Georgia Green，Pragma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9，p.106.

[38] Ken Turner（ed.），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Oxford：ELSEVIER，1999，pp.87-101.

[39] Paul Grice，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59.

[40] Dan Sperber，Deirdre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p.vii.

[41] Asa Kasher（ed.），Pragmatics：critical concepts （I），London：Routledge，1998，pp.150-152.

[42] Ken Turner（ed.），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Oxford：ELSEVIER，1999，p.70.

[43] Frederick Newmeyer（ed.），Linguistics：The Cambridge Surve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39.

[44] Nicholas Bunnin，Tsui-James （eds），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ilosophy，Massachusetts/Oxford/Berlin：Blackwell，1995，p.124.

[45] Gerald Gazdar，Pragmatics：Implicature，Presupposition，and Logical Form，London：Academic Press，1979，p.2.

[46] Robert Audi（ed.），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588.

[47] A.Kanthamani，“From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 Cognitive Science，” Indi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xxv，1998（1），pp.88-90.

[48] Charles Morris，Writing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Walter de Gruyter，1971，pp.21-22.

[49] Rudolf Carnap，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p.9.

[50] 戴月仙、朱水林：《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逻辑哲学卷）》“卡尔纳普”，16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51] Ken Turner（ed.），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Oxford：ELSEVIER，1999，p.426.

[52]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3] [德]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2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4] Ken Turner（ed.），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Oxford：ELSEVIER，1999，p.420.

[55]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6] Ken Turner（ed.），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Oxford：ELSEVIER，1999，p.425.

[57] Craig Dilworth，“The Linguistic Turn：Shortcut or Detour？”in Dialectica，Vol.46，1992，pp.207-208.

[58] Richard H.Schlagel，Contextual Realism：a Meta-physical Framework for Modern Science，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86，p.xx.

[59] Brian McGuinness，Gianluigi Oliveri（eds），The Philosophy of Michael Dummett，Dordrecht：Kluwer，1994，p.2.

[60] Brian McGuinness，Gianluigi Oliveri（eds），The Philosophy of Michael Dummett，Dordrecht：Kluwer，1994，p.162.

[61] Brian McGuinness，Gianluigi Oliveri（eds），The Philosophy of Michael Dummett，Dordrecht：Kluwer，1994，p.174.

[62] Richard Grandy，Richard Warner（eds.），Philosophical Grounds of Rationality：Intention，Categories，En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66.

[63] Martin Gustafsson，“Systematic Meaning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The Place of Meaning-Theories in Davidsons Later Philosophy”，Inquiry，Vol（41），1998，p.451.

[64] Ken Turner（ed.），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Oxford：ELSEVIER，1999，p.420.

[65] 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66] Harmon Holcomb，“Logicism and Achinstein’s Pragmatics theory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Dialectica，Vol（41），1987，p.239.

[67] [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1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68] 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83.

[69] 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84.

[70] [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10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